魏玓： 疫情恶化下的台湾，要“校正”的事情是什么？
「台湾真正要示范的，是如何在民主自由、信息公开的环境里，打赢这场战争。」
5月中旬台湾Covid-19肺炎疫情爆发社区感染，过去一年多来相对安全的情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相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出现混乱，关键信息释放趋迟缓之外，假信息、谣言也四处出没，网络上的争吵层出不穷。这显现出无论是官方的信息管控，还是民间的舆论传播，都有许多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以“校正回归”为例。5月22日，疫情指挥中心的每日记者会上，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例行公布了当日的确诊数字321例，但同时也表示 尚有400例因为筛检流程“塞车”之故，将加回到过去六天的确诊数值之中，他并使用了一个新的名词“校正回归”来说明这个状况（目前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还在沿用该词，每天公布的疫情数字都包括“确认”和“校正回归”两个数字）。
当时由于“校正回归”是全新的防疫用词，而且指挥中心一次性地公布累计六天的修正数字，数量又相对庞大，立刻让许多民众出现困惑、疑惧甚至愤怒等情绪，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在隐匿疫情，但也有支持者认为回溯数字是正常操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来自各领域的专家，从公卫、医疗，到经济、公共行政等等，也纷纷提出各种资料和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并在网路上迅速传散。根据多家媒体引述报导的网路声量调查显示，5月22到23日网路上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声量居高不下，攻防激烈，到23日晚间已经超过15万5千笔。
其实，“校正确诊数字”本身并不是太难理解的事情，而很多的专家解释，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说法却没有办法解释一件事情：指挥中心是可以，而且确实正在管控各种疫情状况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包括大家最关心的每日确诊数字。但是指挥中心应不应该管控信息？如何管控才恰当？又该如何被监督？或许才是此次事件应该被“校正”出来的重要课题。
指挥中心的信息管控
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权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倾斜，原本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明显被限缩。
先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要批判指挥中心对信息的管控，相反地，我认为在重大公共信息的披露和发布上，例如一般民众最关心的每日确诊数字，指挥中心的处理与发布本来就是需要格外谨慎。不管是采用何种计算方式，或是决定公布时机，都是很合理的政治考量。
不过台湾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既然是民主政治，政府的任何政治考量与决策，就应该受到监督，就应该面对不同意见的挑战，以及更多信息揭露的要求。监督和信息揭露不只是为了防弊，而且是要透过监督力量的发挥，透过不同意见的交流辩论，可以让政府官员做出更好的决策，更周全的执行，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精神与可贵。
然而，去年（2020）初疫情出现后，指挥中心就（从1月22日起）开始举行每日记者会，并在影音平台YouTube上直播。这虽然一方面可以视作是把信息发布的流程变得更直接，却也由于记者会形式、信息发布，甚至连摄影和收音等技术都完全由指挥中心主控，使得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权力天平大幅往政府一方倾斜，原本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明显被限缩。
美国、欧洲等地认为，疫情期间，新闻媒体的守望和监督功能应该要强化，承担更多信息追问、搜查、验证及监督的功能，但台湾新闻媒体的参与程度却不断被削减。
而据我所知，第一线记者们也经常反映，指挥中心的信息发布有许多不完整、缺位和需要及时补充却未能满足的问题。以“校正回归”事件为例，[端传媒隔天在报导中]2就指出，不仅校正回归案例的“研判日”定义不明，其他包括各县市的每日累积确诊数、每日采检阳性率的分子与分母，以及关连不明的个案分布等有助疫情趋势研判的重要资料，都是媒体多次向指挥中心索取，却一直未获回复的。
美国、欧洲等地认为，疫情期间，新闻媒体的守望和监督功能应该要强化，承担更多信息追问、搜查、验证及监督的功能，但台湾新闻媒体的参与程度却不断被削减（指挥中心的每日记者会允许进入的记者人数，在5月27日从24名减半为12 名）。而造成新闻媒体在这个独特信息情境下的弱化，还有一个以前未曾出现过的原因：一般民众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不友善与施压。
封闭的信息泡泡圈
毫无疑问，这是指挥中心的主场⋯⋯这个信息泡泡，也因为防疫的相对成功，更加巩固与封闭，政府和民众集体自我感觉良好。
指挥中心每日记者会采用直播形式之后，民众在直播平台上的大量即时留言，也成为整个信息流通场景的一部分。不过绝大部分的留言，要不是表达对指挥中心官员的问候与支持，就是对现场媒体记者的负面批评。留言民众不仅对记者的提问有意见，指责记者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是在为难指挥官陈时中；甚至对记者的口语表达、声音、外表等也经常品头论足。期间甚至发生过记者对陈时中提问较为尖锐，事后立即被网友“肉搜”和“出征”，导致被迫关闭个人社群媒体帐号的事件。
当然，我并不是说记者的提问就一定恰当，也不是不能被批评。只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原本负责监督政府，为民众争取更多信息的新闻记者，成为了被监督的对象。而原本理应接受新闻媒体监督的政府官员，则掌握信息流通的现场全局，同时还拥有一群声势浩大的线上啦啦队；毫无疑问，这是指挥中心的主场。而包括我自己以及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陈秀凤的研究都指出，这不但造成了记者们极大的压力，甚至是寒蝉效应，当然也就实质限缩了原本新闻媒体可以扮演的角色。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泡泡圈，在这个泡泡里，信息无法充分流通，不同意见难以被看见和讨论，坚持监督角色的新闻媒体成了黑脸。而这个信息泡泡，也因为防疫的相对成功，更加巩固与封闭，政府和民众集体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可能的决策错误容易被掩盖，有用的尝试和建议难以被讨论和采纳，最后很可能错失了许多改善防疫政策的机会。
没有绝不出错的官员，也没有完美正确的决策，如果在过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开的信息流通和讨论，给政府和决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监督，决策品质一定可以改善。
审视5月以来的疫情恶化，各方专家都已经指出，包括航空机组人员的隔离措施、快筛和医疗能力的储备、社区感染的预防与应变，乃至于疫苗的采买与研发，都明显出现了漏洞与疏失。另一方面，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明确指出，去年三月，前副总统陈建仁就曾公开建议把快筛纳入超前布署的一环，而半年前也已经有专家建议进行大规模社区感染的演练，以及整备快筛试剂，相关企业也已经著手，但是都被指挥中心否决或搁置。
历史不能重来，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如果当初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不要那么萎缩，指挥中心愿意听取或采纳各方建议，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绝不出错的官员，也没有完美正确的决策，如果在过程中可以有更多更公开的信息流通和讨论，给政府和决策者更多的提醒和监督，决策品质一定可以改善，而我们今天所面临危机的可能性，就可以降低。
“共体时艰”效应
其实，最近很多民众都很想问一句：“政府超前布署喊了一年，为什么布署成这样呢？”
但这个其实很合理的探问，在当前台湾也是难以被说出的。一种常见的回应模式是扣帽子：一提到筛检问题，就被标签为“普筛仔”；一批评政府，就是“扯后腿”、“中共同路人”；一想要检讨防疫措施，就是“不体谅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这类刻意简化的、诉诸情绪的修辞，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公共的良性沟通氛围与辩论空间。
刻意简化的、诉诸情绪的修辞，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公共的良性沟通氛围与辩论空间。
而另一种比较不那么具攻击性的回应模式则是“共体时艰”：既然疫情恶化的情况已经发生，此时此刻更应该团结一致，不要急著追究责任，也不要批评官员，只要配合政府措施，携手度过难关是最重要的。这个从去年就成为主流价值的“共体时艰”说法，本身并没有错，也充满正能量，但其中隐藏的盲点，却也一直存在。
其实，监督、批评、要求信息尽量公开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团队的辛劳与成果，并没有必然冲突。我们并不需要担心监督和批评，就一定会伤害防疫团队，或只是为了立刻追究责任。事实上监督和批评反而会让防疫团队做得更好，当防疫做的更好，辛苦的团队也就能获得更多的喘息。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器里面有人做得好有人做的不好，但是封闭的信息流通泡泡，很难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不只让其实有必要改进的官员或政策，不需感受压力，也让真正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官员，缺乏动力和机会。
监督、批评、要求信息尽量公开透明，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或肯定防疫团队的辛劳与成果，并没有必然冲突。
不仅如此，批评与质疑更不能跟不体谅第一线防疫和医护人员画上等号。反过来说，如果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讨论和信息流通，携手把防疫工作做得更好，才是真正体恤他们的最好做法。我所接触的医护人员告诉我，其实有不少人对政府过去一年的防疫作为多有疑虑，而就在因为确诊数激增导致医疗体系濒临崩溃的当前，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辛苦了”三个字，而是尽速修正和弥补相关决策的错误，让他们往正确的方向努力坚持下去。
假信息与认知作战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国对付恶意假信息的最好办法，并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单方面无条件相信政府，因为这些做法都只会形成更封闭的信息流通空间，而这正是假信息最容易滋生和被操控的温床。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民众顾虑，在当前防疫的信息流通场景中，存在不少非理性的批评（例如部分蓝营政治人物或团体的粉丝专页），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假信息攻击。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这并不应该成为促进信息流通和合理监督的阻碍。
事实上，明显不理性或是离谱的假信息，大部分民众要拒斥或辨认并不困难，不足为惧。而牵涉较复杂的防疫措施或信息解释，我们确实需要更谨慎看待。毕竟网路上的风向操控，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网军”运作，亦即所谓的“认知作战”，已经存在多年。
5月25日爆发的“林玮丰事件”尽管至今真相未明（编注：一名领头批评“质疑指挥中心言论是网军操作”人士，被怀疑其实是发布质疑言论的真正帐号，被认为在自编自导一出保护指挥中心的戏码。因该人士与民进党关系密切，因此更引发政治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绿蓝白红，无论国内国外，在网路空间上的动员，其激烈与复杂的程度，实是一般民众难以想像。
然而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国对付恶意假信息的最好办法，并不是一味防堵，也不是用非理性方式回敬，更不是单方面无条件相信政府，因为这些做法都只会形成更封闭的信息流通空间，而这正是假信息最容易滋生和被操控的温床。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元、更开放和更充足的信息流通环境，而我们也应该对台湾民众有信心。台湾民主化已经进行超过三十年了，虽然需要更多的学习，但没有道理不相信大部分民众有能力处理这些信息难题。
台湾要示范的是…
台湾真正要示范的，不是本土零确诊，也不是自动自发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级警戒，而是我们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信息开放的国度里，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赢这场战争。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理应有足够的能量容许一定程度的意见对立和辩论，然后仍然在共同的目标上携手前进。当前的共同目标就是守护台湾，战胜疫情。
我们都认同“防疫如同作战”，形势非常危急，实不容许太多失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发挥民主国家的特长，通过政策监督、意见辩论和众人之智，同时支持政府和新闻媒体各自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大家一起来把防疫决策和落实做得更好。
这次社区感染爆发之际，某网友“看好了世界，台湾人只示范一次，在2周内解除3级”的推文被网路疯传，如今看来，已成了过去一年我们对于防疫成果自我感觉良好的最大讽刺。不过，尽管有点难堪，但我们并不需要放弃台湾的骄傲。只是，我们必须调整目标。
在对抗Covid-19肺炎的战争中，台湾真正要示范的，不是本土零确诊，也不是自动自发的封城，更不是用最快速度解除三级警戒，而是我们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在信息开放的国度里，仍然可以成功地打赢这场战争。这才是我们跟极权专制国家最大的不同，也才是台湾最大的骄傲和最珍贵的资产。而且，这个示范台湾不会只做一次，我们会做很多次，然后一直做下去。
（魏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