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快跑？人口政策不是数字游戏，性别平等是生育率提高的前提
「一个必须面对的人口现实是，中国的出生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社会老龄化是必然的趋势。」
何奇妙
2021年5月31日，距离第七次人口普查给出总和生育率1.3的数字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宣布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说，，在自然状态下，若人口总量要维持不变，则平均每对夫妇要有2.1个孩子。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口比上一代减少近40%。
日本被认为是低生育率的代表性国家。日本在2005年达到生育率的历史最低点，为1.26，此后则回升并维持至1.4左右。生育率低于1.3，通常被认为是超低生育率水平。然而这远不是最低点。中国另一个东亚邻居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跌破1.0。如果生育率维持在这个水平，每一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一半。
那么，计划生育是人口下降的主要推手吗？中国的性别不平等如何抑制了生育率？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张使中国男女之间更平等了吗？开放三胎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吗？
本文将回答这些问题，并指出：反思人口政策，应改变宏观调控人口的思路，因为人口不是数字游戏。
计划生育与人口下降
生育率快速下降给中国带来了巨量的人口红利（相对多的劳动力人口和相对少的老人和孩子）。不少人会归功于1979年出台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也称“一胎政策”）。然而中国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转型，早在1979年一胎政策之前就开始了。
从1970年到1977年间，中国的生育率由平均每个妇女5.8个孩子下降到2.8。这部分得益于比计划生育政策更温和的“晚、稀、少”政策。从1970到1980年间，周边如韩国、泰国，和香港、澳门地区，在没有计划生育管控的情况下，出生率也经历了相似的下降。随着更多可靠数据和研究的出现，学界已有广泛的共识：经济增长及其伴随的城市化、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以及婚姻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才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而非一胎政策。
换句话说，假如没有“一胎政策”，中国人口出生率也不会出现急剧反弹。这在2015年“二胎政策”后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开放二胎只是短暂地提高了出生率，当政策效应完全释放（有二胎意愿的家庭生完二胎），生育率便又跌回原来的水平。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在历史上的作用十分尴尬。无数家庭的牺牲，不过是加速了本就会出现的生育率下降的到来。
性别平等与生育率
经济发展是否会无限抑制生育率？时下部分评论文章认为，不只是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生育率下降，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这个论断只适用于人口转型的前半程。人口转型，指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由高变低的过程。因为死亡率的下降往往先于出生率，这会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带来额外的劳动力人口，这段时间也被称之为人口红利期。大部分工业国家在经历人口转型后，出生率并没有维持在更替水平，而是持续下跌。伴随生育率下跌的，是同居率、离婚率、单亲家庭、重组家庭数量的升高，学者称之为第二次人口转型。二次人口转型理论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伴随人们的观念转变，“家庭”会呈现出更多元的态势。
不妨以较早完成第一和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欧洲为例。不少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生育率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此后生育率却逐年下降，最终低于更替水平。欧洲的跨国比较发现，在1990年之前，女性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也越低。生育率高的，往往是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南欧国家。到此为止，经济发展和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生育率下降的论断都还成立。
然而在2000年前后，欧洲生育率出现反弹，生育率与女性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的关系也出现了逆转。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西欧北欧国家（如：荷兰，瑞典），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7-1.8水平；反观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希腊），生育率却一直在1.3上下波动。无论是在宏观层面的跨国比较，还是集中在单个国家内部的微观分析，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男女更加平等，女性享有较高劳动参与率和较高教育水平的地区，生育率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反弹后的生育率仍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还是无可避免，但西欧北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远远低于南欧。为什么出现了南欧和西欧北欧的分化？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西欧北欧更具支持性的社会政策平衡了家庭和工作的矛盾，更好的保障了女性权益，为职场女性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环境。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性别平等本身就起到了促进生育率的作用。比如，有研究发现当丈夫承担更多家务时，母亲生育二孩的意愿会显著提高。
尽管学界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争论的焦点已经从性别平等的环境会不会促进生育率，转移到了是性别平等观念本身，和社会政策所带来性别平等，哪一个才是生育率反弹的主要原因。性别平等带动生育率不仅仅局限在欧洲。最近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的正向关系同样出现OECD国家。尽管女性劳动参与率带动生育率的背后机制仍有待研究，一些学者猜测，这是因为女性独立的经济能力得到保障之后，她们才敢放心的生孩子。
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止步不前，或许解释了东亚地区持续的低生育率。根据2021年全球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日、韩在156个国家中分别位列107，120，107。与2006年的排名对比，几乎没有变化。大量日韩女性在结婚生育后退出劳动市场，直到孩子入学才重返职场，因而按年龄分布的就业率曲线呈现M型。但由于就业歧视和大财团主导的劳动市场结构，大多回归职场的日韩女性只能从事短期或兼职劳动，这一现象被成为“母职惩罚”。虽然相比于日韩，中国女性拥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但她们也面对着相似的困境。
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张使中国男女之间更平等了吗？
中国女性本科入学率、研究生入学率分别在2009和2010年超过男性，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男女在录取专业和院校仍有很大的不平等，女性更少选择经济回报更高的工程类学科，女性也更多就读于三年或两年的职业学校而非四年制的大学）。然而，女性在职场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而加剧。中国女性15岁至65岁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且降幅远高于男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1990年相比，在2010年，有更多的年轻女性（20-40岁）因照料家庭而退出职场。
学者从公域（劳动市场）和私域（家庭）两个角度来探讨市场化改革下女性的困境。在公共领域，单位制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价格低廉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一并成为历史。当代女性要比改革开放前的女性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市场化中的私营企业注重效率，不愿雇佣可能会因为家庭而退出劳动市场的女性。因为同样的原因，女性的工资待遇，升职机会远远不如同等职位的男性。在家庭内部，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近年所倡导的儒家式的家庭主义取代马克思式的平权主义，进一步强化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然而多数男性的性别观念仍停留在父辈水平，哪怕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
这种不匹配在转型中国尤为明显，学者称之为“不平等的性别革命”。男性“丧偶式育儿”，频发的家庭暴力事件，无疑会打消女性生育，甚至结婚的念头。
开放三胎会达到预期效果吗？
正如一胎政策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推力，开放三孩也难以对提高生育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一是人口上的原因。长期的低生育率已使得育龄妇女的人口基数急剧缩减，已经积重难返。这意味着，即便拥有较高的生育率水平，新生人口总数还是会逐代递减。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时下婚恋和生育观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不少大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已高于30岁。长期的一胎政策，加之社会环境。也改变了中国人“儿女成双”的理想家庭模型。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生少孩子）仅为1.8，远低于日本韩国（约2.5）。1.8的数字说明，有相当部分的育龄女性哪怕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也选择仅生1个或不生孩子。
可以预见的是，单靠三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促进性别平等的角度出发，却留有许多政策空间。《会议》公告特别强调，要在三孩政策之外提供一些列配套措施，包括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完善养老体系。这是相对中肯的建议。然而，一些如“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的话语，仍可看出政策背后家长式的作风。在网上批评和调侃声中，也有人担忧未来政策是否会急功近利，走上“强制”调控的老路。
从经历过生育率复苏的国家的经验来看，全面的性别平等是积极的人口政策起作用的前提。盲目延长女性产假，对二孩、三孩家庭给予现金奖励，或许会加剧职场性别不平等，对提高生育率起到反作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将丈夫产假与妻子产假捆绑，鼓励并提高男性的育儿参与。在政府和企业层面，设定女性职员最低比例，允许更多女性参与到政策制定和企业管理中。她们作为女性和母亲的经验往往能发现由男性主导政策中的盲点。在执法和司法机关，尤其应提高女性代表的可见度。男性执法者往往难以理解女性的处境，使受害女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个必须面对的人口现实是，中国的出生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社会老龄化是必然的趋势。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1/3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部分步入社会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已经体会到了“夹心层”的压力。如何平衡养老，育儿，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将会是政府和个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口政策不是数字
人口学者对三孩政策的公布不会意外，甚至惊讶为何政府不能完全摒弃对生育的管控。实际上，从2004年起，来自全国各个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便联名向中央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直至2012年，“一胎政策”才真正出现松动。
完全摒弃计划生育，出于两点考虑，其一，基于中国的人口现实，以及婚恋、生育意愿的转变，哪怕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也难以实现较大增长。如果二孩尚且无力生养，三孩政策效果可想而知。其二，生育权是基本人权，生与不生的选择，最终要由个人决定。纵观二战后各国人口政策历史，无论鼓励少生，还是鼓励多生，大多是倡议。鲜有对超生进行行政处罚，乃至强制堕胎的国家。
如果我们能从中国历次人口政策中学到一点经验教训，那便是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人口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命和家庭。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摒弃功利主义视角，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构建一个更友善更平等的社会环境，才是提高生育率的良计。
（作者为人口学和社会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