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园烛光或成绝唱：在香港，伦敦，华盛顿，他们为何坚持悼念六四？
「当六四维园悼念被围困堵截，海外的烛光反而更加炽热，不少人今年首次参与六四集会。」
特约撰稿人 林可欣 梁可莹 发自香港、伦敦
44岁的香港市民陈嘉言（化名）今晚决定仍然要去维园，一身黑衣，身上带著32支蜡烛。往年今日，她早已在维园中参加烛光晚会，今年她只能和朋友流离，因为警察封路，用橙带把整个维园包围，陈嘉言不停绕路去靠近维园，同时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点燃蜡烛。
6月4日的香港，以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捕的新闻来展开。消息在清晨传遍香港，但似乎并不令人特别意外。午后，香港警方宣布封锁维园6个足球场、篮球场和中央草坪，这是全港第二大的公园，配备橙色封锁线、手铐、警告旗帜的军装警察占领了公园。倘若市民绕著维园走一圈，每隔十几米都能撞见一队警察，打量路过的人。入夜，连香港中文大学都被封锁了，2、30名警察站在中大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前，只容许中大师生进出。
夜晚7时半，距离往年悼念集会只余半小时。往年此刻已涌入黑压压人潮的维园，今年却空荡荡的。明亮的球场上，是十几名警察。邻近悼念时间8时，零星的烛光在维园亮起。有人大喊了一声，“香港人，加油。”7时55分，警方打开广播，拉开黄旗，显示市民可能违法，称在维园聚集的人们正参与非法集会。警方拉起橙带防线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市民于铜锣湾百德新街点起烛光，在场警方即举起黄旗警告。不少市民期待在维园出现的灯海，在维园外、街头和教堂亮起。
距离八九春夏之交，过去32年，香港维园烛光，长燃31年，直到2021年，或成绝唱。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也是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禁止悼念六四合法集会。去年，面对警方禁令，大量市民依然自发前往维园，部份民主派人士也到场，烛光、灯海、歌声和口号声回荡维园，然而来到2021年，政治空间大幅收紧。
六四三十二周年前夕，官方严阵以待，不同建制声音首次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涉嫌违反国安法，组织或遭取缔，各种悼念空间、方式同时被堵截。先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多年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申请的集会。在六四纪念馆，支联会设置献花处，希望让无法参与合法集会市民，前往哀悼。然而6月1日，食环署上门执法，指馆方未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由，六四纪念馆宣布关停。集会被禁止后，支联会表示不会以组织名义前往维园。不过，副主席邹幸彤宣布将以个人名义“在六四当日去守32年来的约定”，4日早上，警方以“涉宣传未经批准集结”拘捕邹幸彤。
尽管气氛高度紧张，不少市民仍然用不同方式悼念六四。天主教正委会于七间教堂举行弥撒，多间爆满，有人驻足堂外，燃起烛光。此外，考虑到被捕等风险，一些市民选择和朋友一起聚在家中悼念。今年，也有不少市民提前悼念，在6月3日晚来到维园点烛光，当日数名艺术家在铜锣湾街道以行为艺术表达哀悸。
当香港烛光微弱，海外的六四烛光，今年反而更加炽热。
有别以往，今年英国有多个组织举办悼念活动，包括“支援中国民运行动”会联同西藏、维吾尔组织、英国声援香港劳工运动等多个组织，到大使馆举办烛光晚会，亦有外国人权组织now!、英国好邻舍教会的两个悼念活动，这些组织之间各自协调好时间，让不同的悼念活动横跨伦敦时间的6月4日5时至晚上10时。其中，英国好邻舍教会是由流亡伦敦的香港“好邻舍北区教会”前传道堂主任陈凯兴及其他教友在英国创办的。
“支援中国民运行动”创办人、移居伦敦逾30年的吴吕南对端传媒表示，八九民运后，英国及欧洲有多个声援八九六四的政治组织冒起，当时仍在英国读硕士的吴吕南有份成立“支援中国民运行动”、流亡法国的前四通总裁万润南成立“民主中国阵线”、英国大律师Philip Baker牵头成立June 4th.China Support Group等。然而运动后来逐渐疲弱，吴吕南表示，近年许多组织有的不再更新、有的解散、有的负责人已经去世，近年每逢六四，他只是与友人带上菊花，到中国大使馆外悼念，人数不多。
在德国，一群港人于2019年10月因应香港的局势，成立香港人在德国协会(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今年他们则首在柏林（Berlin）、波昂（Bonn）、杜塞道夫（Düsseldorf）、 法兰克福（Frankfurt） 、海德堡（Heidelberg） 科隆(Köln) 等六个城市，在当地时间8时45分进行悼念活动，寓意“8964”。另外，在海德堡当地时间下午4时至7时，会有个与外国组织合办的街站活动，会外当地人讲解六四真相。协会主席Aniessa Andresen是嫁到德国的香港女生，随夫姓Andresen，她表示，德国目前虽仍有限聚令，但希望可提供一个空间，让港人静静悼念。
Aniessa指，今日德国各城市天气不稳，预计一共约130人左右出席各地市的悼念活动，但她亦坦言有协会成员因担心“踩界”犯港区国安法，不打算出席。远在海外，她亦留意到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捕、市民到维园悼念被赶的新闻，她感到愤怒及痛心。
此外，美国每年传统上都有不同的六四悼念活动，其中2014年成立的NY4HK代表杨锦霞指出，今年会与刚移居美国的人士合作，举办纽约天安门烛光32周年晚会，地点在华盛顿广场。因应国安法，她表示有参与人士担心上镜，故活动将有别于过往安排，今年不会进行直播。
时代翻腾，30多年过去，六四亲历者衰老、离世，未经历过六四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已经长大成人。不到一个月后，中共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党国论述走入史无前例的制度自信，六四事件将迎来怎样的历史命运？在海外被不断诉说的六四记忆，还能传承多久，是否能创造新的论述和记忆？烛光流散之际，端传媒采访了在香港和伦敦悼念六四的人们，听他们分享这段记忆的公共价值和私人意义。
袁德智，90后，2021年，第一次真正悼念六四
“政治需要被看到，集体行动会令你消除恐惧。”
生于加拿大，长于香港，20多岁的袁德智说，六四事件一直离自己很远。直到2020年8月，他对30多年前的历史悲剧，才有了贴身些的感受。
去年8月，香港发生12港人事件，12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涉嫌在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广东海警截下，拘留于深圳看守所。此后多名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挺身而出，成为12港人代表律师，有人在此事件中被吊销执业证书。袁德智感慨于中国维权律师们甘冒极大风险，为12港人案件奔波。对他而言，香港本土和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了实质的联系，“我这代人，是因为（12港人）这件事，才（对六四）有联系、会有感觉。悼念六四，是帮他们（中国民运人士）守护六四的真相，是道德义务，要回馈他们。”
今年5月底，袁德智在脸书上公开发文《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悼念六四》，指出“在后国安法时代下，我希望香港人能放下过往世代和派系间的分歧，重新审视六四对2021年香港的政治意义”，贴文引发关注强烈。袁德智说，这种想法，多少代表到他这一代香港年轻人。
他坦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觉得支联会“搞大台”和“形式化”，“建设民主中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现在，袁德智反而很欣赏民阵召集人陈皓桓和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他想起吴霭仪对自己说的一番话，“民主运动就是这样，好似一只手拿起一把沙，有些人是会流走的，但有些沙会留在手指缝里，是民主运动的中坚。”
九七之前，他的父母移民加拿大，正值九七，袁德智于当地出生。在一两岁的时候，全家回流香港，父母对政治冷感，不曾和他提起六四的历史。即使升上中学，在课堂上老师也不太讲述六四。在升读大学之前，他对中国没有好感，甚至排斥。中一时，学校组织活动去中国大陆军营，为了逃过这个活动，他特地不申请回乡证。
但对香港本地政治，他很感兴趣。2014年的七一游行，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雨伞运动中，他也有身处现场。两年之后，他考上香港中文大学，起初读经济，而后转修政治与行政学系，竞选成为中大学生会内阁干事。
那是2016年，中大学生会首次迎来政治光谱为本土派的内阁。当年适逢六四27周年，中大和多间大专院校举办联校六四论坛，明确拒绝出席多年来由支联会主办的六四悼念集会。袁德智是论坛的筹办者之一，“我那时批评支联会，说我不会建设民主中国，觉得支联会仪式化，不可以停留在过去的事件，要关注香港前途。所以搞联合论坛，要找本土意义。”随后的两年，袁德智在六四周年都没有参与任何活动。
直到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袁德智才第一次出现在维园烛光晚会的现场，作为一名民调义工，他找晚会参与者了解民意。在现场，他接触到几位来自大陆的参与者，令他印象深刻，有人表明支持香港人“自决”香港前途。那时，他已经了解更多中国的抗争历史，包括工运传统、环保运动等，知识的增长碰上真切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理解有所转变。
“原来中国人不全是跟随党的，也有去反抗的人，”袁德智说，直到12港人事件，更让他和中国维权律师、民主自由派人士，产生更直接的情感联系。
今年，他决定第一次真正的悼念六四，但香港自由空间已逝，大家都在摸索著国安法后的发声渠道。考虑到安全问题，袁德智今晚没有前往维园。“就算不去维园，也有其他方式会公开悼念，可以去教会，可以在社区和朋友一起。”袁说，“现在公民社会很少有人出来抛头露面，我这么轻易被抓，少一个就是一个了。”
他表示，有心理准备未来入狱，但目前还希望用一两年时间，多做事情。大学毕业后，他在大学里做研究助理，近来搭起了一个组织“开站师”，希望在全港不同地方开街站。
47人初选案首次提堂后，他开街站向市民收集信件，一个周末有过百封；有市民一口气写了47封信，也有人特地买水或其他物资赠予他。袁德志相信这是在政局低迷之时，大家互相充权的方式，“政治需要被看到，集体行动会令你消除恐惧。”
石牧清（化名），80后，十多年维园义工，今年在家悼念
“历史有它的延续性，一件事的完结不是真正的完结。”
以往每年六四周年，石牧清都在维园做义工，为“天安门母亲”筹款。这是自从大学时代开始的活动，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直到最近两年，她不敢去了。
2020年，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大量市民推倒铁马，涌入维园，烛光灯海遍布浩大的维园。不过，石牧清没有去，她不想冒著被拘捕的风险。今年，社会氛围更加紧张，六四这天，她打算和其他义工朋友，在家中聚首，自行悼念。
今年30多岁的她是香港某中学的一名通识科老师。香港通识科的指引中，没有明确提及一定要教或不教六四，但教到“现代中国”这一单元时，不少老师都会触及六四。
刚刚入行时，石牧清坚持在临近六四时，抽出一堂课来讲讲。“会当是学习人文关怀，而且是中国历史里面的大历史，所以我会讲，”她说自己注重讲事实，摆出官方和民间的说法，让学生自己理解和判断。
几年前，石牧清换了一间中学教书，班上的新移民学生约有一半。她表示，由于学生背景不同，“大家没有common ground（共识），很难解说六四。人权自由是很抽象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概念，就不会很强硬去教。”石牧清说，“我现在的理解是，他们对这些issue（议题）的认知，等同于你对著幼稚园的学生讲课。自小到大，接受的信息是某一边的，讲半堂一堂没意思。”
她说，不过，偶尔也有令她感到意外的学生。有一次在讲完六四后，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向她分享在广州读小学的经历。那位学生记得，有一次老师突然拉上窗帘，悄悄给他们讲六四。
在成长过程中，石牧清也是透过自己中学老师，了解到六四。高中时，一个老师突然在某一年的五六月，整理了一份关于六四的材料给学生阅读，石牧清才第一次比较清楚六四发生了什么。
但是，石牧清觉得在香港课堂上教六四，要备加谨慎。她表示，有亲民主派的同事收到校方的警告信。她担心自己只要讲一次六四，就会被取消教职，从此不能教书。
“你可以很英勇，就讲一次，然后被DQ，”石牧清说，“但我的想法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用不同方向渗透，讲民主自由价值、人权、平等这些想法，但我不会明刀明枪说国安法是什么，六四是什么。”
今年六四周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她决定不去维园了，而作为老师的她如何教育学生，关于六四事件，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将会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她也还是抱有几分乐观。
“你真的要去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才能展现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石牧清也相信，八九民运的影响其实并未真正完结，“历史有它的延续性，一件事的完结不是真正的完结，因为它总会引发后面的事情继续发生。八九六四，在北京完结了，用屠城的方法完结，但会有其他方法，展现历史意义。”
陈嘉言（化名），70后，茹素穿黑衣
“以前我可能是跟著前人的路去行，现在是想做搬石头的人。”
六月阴雨不断，陈嘉言今年仍然决定要去维园。若进不去，至少也可以在铜锣湾街头，以打开手机灯的方式纪念六四。早前警方指，六四当晚若穿著黑衫，或会被视为与非法集会有关。黑衫会换吗？陈嘉言笑道，“其实我从2019年831事件后，就开始穿黑衫和食素了，持续到现在。”
很多年过去后，陈嘉言仍然抹不去1989年6月3日的记忆。那天，陈嘉言一家六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屋内寂静，只有电视机作响。在她模糊的记忆中，枪声冲出屏幕，一辆辆木头车运送著伤者。妈妈哭了。陈嘉言分不清楚，电视上播放画面是真实的，还是一出戏。
翌日返校，老师与往常有所不同。她让同学们把桌子推到墙边，在课室中排好座椅，老师推出电视柜。平日，只有在上课时，孩子们才有机会看电视，往往会播教育节目。6月4日，老师说，想让学生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一些事，便打开电视新闻频道，让孩子们看著六四的直播。
哭泣、尖叫渐渐充斥了课堂，站在一侧的女老师也哭了。陈嘉言猜测，老师的情绪很复杂，是很伤心的吧。
陈嘉言的妈妈没有读太多书，是个家庭主妇。父亲则在小时候经历过二战，年少独自从大陆偷渡来港。在家里，父亲时常批评共产党，但常常带著全家人收拾物资，包括电器、饼干等，山长水远回大陆探亲，与邻居分享物资。陈嘉言还记得，一家人到了罗湖，要搭乘面包车或货车返乡，一路上，不停有人拍打车窗向他们讨钱和食物。陈嘉言心想，父亲一边骂共产党，一边对中国人这么好，也因此，陈嘉言从小就有把党和国家分开的意识。
不过，中国大陆始终离陈嘉言很遥远，她觉得大陆发生什么，不关自己什么事。陈嘉言说自己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往往对身分认同有许多挣扎（struggling）。香港主权移交后，日常生活中遇到填写资料的时刻，陈嘉言时常对国籍一栏感到犹豫，一开始她填“BNO”，而后写“China”，但“心理上仍然很漂泊”。
升读中学后，同学约陈嘉言前往维园参加悼念六四的集会，她没想太多，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第一次来到维园集会，人潮乌鸦鸦的一片。悼念仪式流程丰富，播放影片、嘉宾分享经历、唱歌、点烛光，激发了陈嘉言的好奇心。她意识到，如果要参加悼念，不能对六四的史实一知半解。回到学校，陈嘉言跑到图书馆翻查旧报纸等资料。
“我成长当中，六四是很大的一件事，虽然你说，一些抗争、镇压在全球都不停发生。但六四时一样很接近我的事，虽然身份上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陈嘉言说，“我见到动物死，哪个国家的死都会伤心难过。（六四）更难过是自己同一个民族或（距离自己）附近的人（死去），感受会更加大。”
雨伞运动后，陈嘉言本土身分意识增强，她现在会说自己是“香港人”，在手臂纹上“Made in Hong Kong”，但她依然关心六四。“我成长当中，六四是很大的一件事，虽然你说，一些抗争、镇压在全球都不停发生。但六四时一样很接近我的事，虽然身份上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physical会说是....”陈嘉言说，“我见到动物死，哪个国家的死都会伤心难过。（六四）更难过是自己同一个民族或附近的人（死去），感受会更加大。”
陈嘉言在NGO工作，她感受到香港自由空间正在逐渐消失。去年初，陈嘉言开始密集收集关于香港抗争或香港历史的书籍，也包括了几本六四相关的书。她担心，香港历史终有一日会变成禁书。
“国安法之后，我觉得现在很明显是过度时期，用疫情限制，之后可能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她说，但她暂时还不想妥协。“有些东西明确不能做，不能拿一些旗帜或口号，但意识形态可以转变。”陈嘉言说，“如果说政治打压，大陆的维权人士，他们被打压的力度更大，生存空间更小，为什么他们到今时今日都做到。我觉得香港总有灰色地带可以走到。”
陈嘉言认为，追求民主的路，如同搬石头过河。“你是搬石头那个，还是行石头那个？以前我可能是跟著前人的路去行，现在是想做搬石头的人。虽然未必最前，但都想落手落脚搬。”
吴吕南，50后， 一人组织，烛光渐起
“今年许多香港人散居全世界，特别在英国都想做个有香港特式的活动”
每逢六四周年，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总有一个人的身影，他是吴吕南。有人称他为英国的“长毛”，只不过他一头光秃秃，是个文绉绉的诗人。他今年69岁，半世人在英国居住。
1952年，他出生在香港石硖尾，翌年石硖尾大火令家园尽毁，一家人靠爸爸当小贩过活。出身草根，令他更明白制度下贫富悬殊的不公，“反建制”的种子慢慢心中萌芽。70年代他考上香港大学，后来一度进入政府做公务员，储到一笔钱后，到英国留学攻读硕士。
踏入吴吕南位於伦敦的家，甫入门内是一张书台，桌上布满六四书籍、“支援中国民运行动”（Chinese Solidarity Campaign）的会议纪录及财务报告，不少得是当年悼念六四10周年的宣传海报。他回忆指，八九民运之后，英国声援民运的活动一度踊跃，不过很快淡化。
“经一年时间的冲洗，再加上中国人善忘的习性，使参与游行的人数比往年大为逊色…八九年海外华人亲眼‘目睹’‘六四’屠城而群情汹涌，为什么一年后却漠不关心！我们是否应深切地思考个中因由呢！！”在当时一本为海外华人发声的中文刊物《八千里杂志》中，曾经有题为《伦敦六四游行有感》的文章这样写道。
吴吕南正职于伊士灵顿华人协会工作，负责安排活动及牛膳，协会从事慈善工作，但他一边坚持民运工作，当文宣、办全球签名运动，1999年适逢六四10周年，同年10月江泽民抵英外访，吴吕南到江下榻酒店外抗议被捕，并写下一诗：“重九祭豪杰，六四魂未绝”。
吴吕南形容，运动总有它的高低潮，而且30多年过去，当年很多亲历者、受害者四分五裂，很多人的思想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他说，“当年支持六四的民运人士，如今走去参加（中国）大使馆活动，教国语、搞留学生活动、两岸统一中国委员会，总之与大使馆很关密……有些昔日的同伴成为专业人士，有些回中国做生意，在人生扮演不同角色。”
他承认，近年这个组织几乎已变成“一人组织”，只有他独自支撑。他笑言，“支援中国民运行动”近几年是一人组织，有年下起滂佗大雨，连烛光也点不著，他只好默默驻足十多分钟在心中悼念，与友人在大使馆外喝着夹杂雨水的威士忌。
不过，到了2021年，他留意到大势有了转变，最大的不同是英国迎来越来越多的移居和流亡港人。同时反修例一役对中共政权引起很大影响，“中共看似很强大，但要倒台可以很快，就像苏联解体一样。”故此，他对于日后可以还原六四真相有很大相信，“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得到共产党下台，即使不能够，年轻一代都可以看到。”
“今年可是个划时代的分水线，因为很多香港人散居全世界，而在英国，大家都想在当地做个有香港特式：即广东话、繁体字、传承香港人互助互爱精神的活动，这都是我们新的定位。”
Josie（化名），90后，移居伦敦后才悼念六四
“你会发现很难撇掉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90后Josie（化名）10个月前刚刚自香港抵达英国，也积极担起义工角色，在伦敦举办一场六四悼念活动。
Josie说，她的爸爸出生于广东顺德富商之家，但文革中被中共抄家，家道中落，上世纪50年代，父亲为逃避文革，游水偷渡到香港。父亲从小和她谈论共产党和六四事件，她表示自己自6岁起已了解六四事件的大概情况。与不少香港青年一样，受雨伞运动影响，多了参与本土社会运动，网上文宣、游行，有需要的地方她都愿意去“补位”。
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往她不曾感兴趣去参与悼念，“建设民主中国理念化当然有用，但问题是当中国政权连不同声音也容纳不下，客观去看‘建设民主中国’行不通，加上一国两制下，中国的民主关我什么事？参与六四有什么好悼念？”
Josie万万也想不到，去年她与不少香港人一样，感到香港政治不稳，逃到英国。由于安全原因，她不能多透露自己为何要来英国。她表示自己移居后，努力融入当地生活，以艺术及音乐会友的同时，却发现中国文化植根心底，如何撇也撇不掉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有和乐器、中国有中乐，去到讨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很难撇掉自己是中国人身份。尤其西方人很喜欢听佛偈、以及东方智慧，而撇除（中国）政权腐败，这文化是源远流长，值得骄傲……正如你可以当历史文化是一盘水，现在有墨水倒进去，但你不可以因墨水而不要整盘水……不可以这样割席。”Josie表示。
她渐渐明白，中国的民主化和自身有密切关系，不可分割，尽管这一意识来得较迟，但她感觉在自由的英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而同时，她接触到英国不同群体的港人，有因BNO政策来港，亦有流亡手足，大家暂时各忙各的，没有一个凝聚的目标。来到今年六四周年，她期待六四议题成为海外港人的共同关注焦点。
尽管今年香港烛光未能如愿在维园燃点，Josie在异乡冀望这个悼念精神可永不灭，“其实中共就是想大家忘记，继续被他控制。如果有日大家忘记什么是六四，大家将无从反抗。”
Maggie（化名），80后，移居英国14年，第一次参加集会
“愈多愈多六四的阴谋论，我们只可以继续讲真相。”
Maggie（化名）14年前从香港嫁到英国，以往一直都对政治较冷感，努力当个打工仔、努力在英国学好英国口音，为的就是希望真正融入当地，不要让人听得出自己来自异乡。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令她更关注香港议题，甚至翻看多出六四纪录片，深入了解中共历史。
以前，她对于六四事件最深刻只记得那经典一幕 － 王维林手拎两个胶袋，以身抵挡坦克车。
“六四事件发生时，我只有5岁，只知道当年妈妈也带著我首次出席游行，我没太多记忆，只知道当时天气很热、有很多人，”但因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Maggie开始关心政治，从床底翻出妈妈当年保存着的VCD，一口气与外籍丈夫看了许多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
她说，尽管自己一度以为六四有死难者是不争事实，但与枕边人讨论时，发现外国人也会怀疑六四是否有死者，令她觉得有责任在外国讲述历史，“愈多愈多六四的阴谋论，我们只可以继续讲真相”。
直到2019年，她才开始在英国参加关于香港的示威活动，但从未出席关于六四悼念的集会。Maggie慨叹，由于举办者来来去去也是那几个组织，很单一，感觉没有特别要出席的理由。但今年情况不同了，Maggie认为，今年有更多港人移民到英国，悼念活动百花齐放，相信气氛会很不同，故将第一次出席六四集会。
Maggie冀望，香港人在英国，终要对准中共政权，“中国将以前用的手段，套用在香港，所以今次出来的主题确是悼念六四牺牲者，而不是为香港争取什么，但最终都是同一出发点。”她亦估计，今次参与者的组成与过往以学生为主导不同，若有许多新面孔，将来可以鼓励大家在自己社区办活动，而不需要只集中在伦敦市中心搞集会，明年，或可令烛光遍布伦敦不同社区。
（端传媒实习记者黎嘉琪、林诗雅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