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摄影组 实习记者 郭海渝 何颂盈 发自香港
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在香港,走上街头,不少铁栏、街灯,甚至电车与巴士都披上一袭红衣,歌舞升平,而另一边,这或许也是18年来,香港第一年没有市民上街游行的七一。
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深夜11时正式生效,今年亦是国安法生效后的第二个七一,无论是去年抑或今年,香港警方均以疫情限聚为由,反对申请团体举办游行。
在召集人入狱、组织屡被威胁取缔之后,多年来一直负责筹备七一游行的民阵早前宣布,今年不会向警方申请举办游行。民阵临时召集人钟松辉说,连续申请了十七年游行的民阵现在被警方当成“非法团体”,相信难再合法举办任何活动。此后,社民连、天水连线及守护大屿联盟等3个团体希望接棒申办七一游行,均被警方以防疫为由,发出反对通知书。三个团体表示极度遗憾,表明不会宣传和组织游行,吁港人七一当日穿黑衣表达不满。
今日的香港,一边普天同庆,一边严阵以待。6月30日,警方已经在金紫荆广场及会展附近,部署大量警力与水马,应对突发事件。7月1日早晨,反恐特勤队与军装警员,亦在人流众多的港铁站部署巡视。一条信息也不能放过。6月29日,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社交媒体转载“七一维园见”图片,又加上hastag“#全民黑衫”及“#图不是我的”,其后删帖。30日,她继六四案后再被拘捕,警方正式落案起诉她“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行。警方表示,早前有团体提出在7月1日举行公众活动,但警方已禁止,又留意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作相关宣传及呼吁,调查后怀疑案件与邹幸彤有关,故将她拘捕。
对很多港人而言,七一游行原是汇集不同公民流派的大平台,小众与大台偶尔共存、偶尔角力的熔炉,也是大众政治参与度的阴晴计。过去民间流行说香港“三日一游行,五日一示威”,政治团体和诉求一样零散,而七一正是集合零星诉求,民间总动员的大日子。
历年七一游行,民阵虽为游行主办方,不过,游行队伍通常并不只有一种声音。民阵近五十个构成团体中,有温和有激进,也有部分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多年来,七一前夕,民阵会和不同团体开会讨论七一游行主要口号和诉求,而在这个大口号之下,各团体参与七一游行时,也会高举自己的口号和横额。
多年七一大游行中,较政治化的有“争取普选”、“撤回恶法”,有时则更著重民生和社会公义,诸如“打倒地产霸权”、“改善民生”等等。
每到集合时分,众人先齐聚维园,再由民阵负责领队。尾随其后的有各大泛民政党、团体及一般市民,也欢迎人们沿路加入,活像一个街头巡游。各方人马常有自制道具和标语,务求吸睛破格,赢得镜头青睐。
2003年7月1日,香港第一次爆发七一大游行。当时香港仍未走出沙士(SARS)带来的经济阴霾,又遇上政府推动《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大量市民不满港府施政。民阵遂号召上街,呼吁“反对23,还政于民”。结果,超过40多个团体表示支持,加上多个专业界别呼吁市民参与,民阵宣布有50万人上街。
游行数日后,一向支持法案的时任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宣布辞职,自由党倒戈令条例无法通过。最终,政府宣布无限期押后草案二读,并于同年9月初撤回草案,被视作民主运动的一大里程碑。每年游行的民间传统自此奠基,参与人数被视作港人政治气候的指标。
及后数年,游行人数锐减,据民阵数字,平均仅有数万人参与。乃至2012年,因梁振英上任特首,加上争取双普选,往后3年,游行人数急増,民阵报称,3年来每年至少有40万人参与七一游行。然而,中国人大通过“831普选方案”、雨伞运动无功而还,政治气氛进入低谷。之后数年,七一游行人数持续低迷。
直至2019年,正值反修例运动,民阵称当日游行人数高达55万人,创历年新高。当日,更有示威者将行动升级,冲入香港立法会,占领议事堂,宣读抗争宣言。
2020年,港区国安法刚刚实施,加上肺炎疫情,香港警方首次反对民阵七一游行的申请。不过,当日仍有不少市民自发上街,呼喊口号,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亦于当天首度举起紫旗,警告在场者可能违反国安法。最终,警方拘捕近370人,其中有1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其中即有首名国安法被告唐英杰,他涉嫌于当天驾驶插有“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警员。
2014年,中学文凭考试(DSE)曾有一道通识科考题,问及考生多大程度上同意“透过示威游行表达诉求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质”。资料图片里,市民在七一队列中要求“行骗长官下台”、“立即普选”,一度引起热议。随著通识科于今年9月改革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被取代的通识成绝唱,相信政治试题也将成绝唱。
游行光景与旧试卷一同埋入抽屉,人们或许只能透过相片去参与这部坚持了十多年的流动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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