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看文科生与理科生的互相鄙夷
最近由于央行一篇论文中，夹杂了一句“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文科生太多”掀起了轩然大波。又激起舆论关于“文科是否无用”的激烈讨论。众所周知，我国理科生与文科生素来不睦，前者蔑视后者没逻辑，后者鄙夷前者没文化。不过在网上的论战中，理科生底气更足一些，毕竟不少文科生选文科的原因只是理科不好，辩论起来未免少了些“理论自信”。
我可能比较另类，中学最擅长的课是语文、历史和数学。虽然考进复旦数学系，但数学没考好，反而是语文作文拿了最高分。数学系毕业后先读统计，最后又转回历史系中。这两天不少朋友问我怎么看这次舆论之争，“文科生是不是真的没用？”。我倒不想辩论文科或理科的重要性，一无新意，二太空泛。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在为文科或理科辩论时，似乎默认双方对文理的内涵并无异议，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置问题：
“文科”与“理科”这两个翻译准确么？如果不准确，错在哪里？其中的误差又如何误导了我们对于文科与理科的想象？
“文科”与“理科”之误及其成因
当代文科与理科的划分，虽然参照西方的教育系统，但在英文中却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对译。比如文科似乎囊括了英美学校的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理科则包含Natural Sciences，Applied Science，Mathematics。这些分类之间也有模糊地带，比如数学算不算科学，人类学算Humanities还是Social Sciences都有争议。不过我们就文科的全称“人文社科”来看，似乎是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对译。那么文科的“文”，应当源于Humanities（人文）。
但“人文”一词出自《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和天文一样，属于偏义复词，重点在于“人”和“天”，而非“文”。古文中也有水文和地文，均是研究水流与地质的学问，与“文化”无关。其实文通“纹”，因而关于星象、水流、地脉的活动，都缀以“文”这样一个表示脉络的语素。因此我们可以说，把“人文”简化成“文”，已经错了，毕竟我们并不把天文学、水文学、地文学也视为“文科”。如今所谓之“文科”，其内涵应当是“人科”，这倒与Humanities的精神相符，后者在文艺复兴时，被用于指代世俗社会中的活动及文化，与神学研究相对。
理科的“理”也有类似的问题。俗语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的文与理其实是近义词。地理与地文在古文中内涵类似，只是现代文中地理用以翻译geography，地文用于代指physiography，才形成了差异。文与理在古文中并不构成一组对立，与“文”对立的是“质”（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或者“武”（文武双全），与理对立的是“欲”（存天理、灭人欲）。“理”也并不跟科学方法论所强调的实证主义有什么关联。
但语言是个积非成是的过程，历史学者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现象或概念“错了”，而应该进一步追寻其何以如此。具体到“文科”与“理科”的翻译，其成因在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今人把“文科”视为“人文社科”的缩写，但“文科”同“人文”一样，古已有之。科举体系把考试分为文、武两榜，大众认知中皓首穷经的“科举”统称“文科”。有趣的是，在科举初期，唐代一度将“算学”纳入科举，即“文科”。而清末迫于时局，清廷推动瀜记忆”而非“理解”教材内容。教材说的是“原子是保留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就好比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但后者不能作为社会人而存在，所以“人体是保留社会人性质的最小单位”，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的不可分割。当然，“原子（atomos）”这个词的本意确实是“不可分割”，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世界由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组成）。但这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下的原子。
如果说上一个例子可能是把哲学原子论与物理中的原子混淆，还情有可原；下一个例子则更让人无语，也更典型地体现出“文科轻逻辑”的偏见带来了怎样的恶果。在一节社会学课上，要读布尔迪尔的场域（field）理论。我发现场域和电磁学的场用的都是field这个单词，便有意地把电磁场的性质与布尔迪厄的分析相对照，发现颇为类似。在《为何阅卷组长成了小镇做题家》一文中，我分享了这一对比：
“场域”常见于社会学理论，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等。对这个概念最常见的质疑是，场域和通常说的领域有什么区别？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的转换。当我们说领域时，强调的是领域中的行动者，如“电影领域的陈导李导 ”，这句话的主体是导演，电影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但若要研究电影场域，那就不是研究电影人，而是针对一个抽象的电影圈子，研究它如何对具体的电影人施加影响，以及这个圈子自身的权力结构、流动性等特征。 这是因为场域借鉴自物理学的电场（二者原文都是 field）。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能对其中的行动者造成宏观上的影响，但行动者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动性（agency）；这对应了电场对微观上不规则运动的电子产生作用力，使其宏观上沿着电场方向产生电流。 此外，电场作为客观物质，其自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社会理论家提到场域，研究的也是场域的主体性，而非作为表演舞台的领域。
课上教授问起如何理解场域时，我也以此作答，随即招致一位国内文学博士的反对。本以为她有什么理论性的批评，没想到其理由竟是“我刚才翻了Introduction，没看到布尔迪厄说他参考了物理学。”看来我在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结构的相似性时，她一字没听，而是去前言里看作者的原话，仿佛这才是正确且唯一的研究方法。那一瞬间，我感觉她似乎在从事圣经研究。这个例子无疑体现了国内文科教育诉诸权威、而轻视分析的倾向。后来我在布尔迪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确实承认受到了电磁场的启发，不过对我来说，观察和分析场域与电场理论的相似性，远比考据布尔迪厄说没说一句话重要地多，后者是传记作家、文献学或版本学的事。
结语
其实人们之所以对“文科”与“理科”望文生义，还有一重原因，就是古文与现代文的隔阂。今人看到人文之文，已不会想到天文、水文、地文中的 “文者纹也”，而自然地将之与文化、文明相联系。类似地，由于“理”被用来翻译“rationality 理性”、“reasonable 合理”，也在语感上与“文”渐行渐远，而侧重逻辑思辨。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接受“理科生”讲逻辑这一观点，却并未质疑它的逆否命题“文科生不讲逻辑”是否成立，而是下意识地默认。反之“理科生没文化”也是一样的望文生义。这或许是文理互相鄙视的根源，然而逻辑也好，文化也罢，本就无所谓文理。从这个意义上，晚清科举改革把人文社科、理工知识一同纳入“文科”，反而有着歪打正着的启示作用。
我提出“人科”与“物科”的分类，倒不是为了取代“文科”与“理科”。在翻译问题上，我始终持保守态度。唐玄奘曾提出“五种不翻”，其中就包含“顺古故不翻（顺应之前的译法，不另加翻译）。”文科与理科的提法，已有近百年历史，一朝颠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倘若在思考“文科”与“理科”各自的侧重与价值时，引入“人科”与“物科”，或者说“异质化”与“同质化”的概念，很多问题或许不言自明。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国内与国外文科教育的差距，恐怕远比理工科的差距大得多。这或许有点反直观，因为我们坐拥各种“国学大师”，理工科诺奖却寥寥可数。然而这种错觉源于学科性质不同：理工类的差距是显式的。有个段子说，“世上只有数学不会辜负你，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理工类的定理证不出就是证不出，零件造不了就是造不了。因而面对美国的围堵，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科技实力的差距。但人文类的差距却是隐式的，胡适所谓“敢开风气不为先”，虽是自谦，也是事实。五四之际，只要能把西方人文学问嫁接到中国，不论是否准确，至少也有一代大师的名号。理工类就难多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要跟全世界在同一套标准下竞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之前吐槽大会范志毅吐槽男篮，引发男篮反扑，骨子里觉得“你国足也配骂我？”其实很多人忽略了，篮球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小众（中美比较热门所以让国人产生了错觉），国篮排名世界29，亚洲第4，最多就跟国足排名世界79，亚洲第9半斤八两。只是在篮球本就无人问津的亚洲闭门造车，所以感觉良好。文科同样如此，当人们把“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并立时，文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即便不谈文学、哲学这些与语言高度相关的学科，只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社科领域，相对于华人在理工类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
其中的原因既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美国与英语在知识生产层面的霸权原因，已非本文所能承载，最后就以我在一个群中的留言做结吧。这段话是回应一位群友认为“文科生至少在马哲等大学基础课比理科生强”的观点，也算点出了我认为“文科”教育落后的部分原因。
马哲这些“基础课”可以对标高数。有的文科不用学高数，或者只学高数c，但马哲也没有a、b、c，在高中准备比较多的文科生肯定有优势。但就研究而言，悲剧在于，高数还是那个高数，马哲却不见得是那个马哲。比如找一个理工科（数学、物理、统计）之类的硕博士，功底再差，高数基础概念微积分之类的总是完全掌握了；但人文社科的研究生，虽然理论上国内从高中就学马哲，还有大学四年，没读过原文或者误读的比比皆是。这当然也不怪学生，一方面是学科属性决定的：国内数学教材虽不如美国苏联，但副作用最多就是学得慢一点，启发性差一点；一个理工科学生不用读牛顿的原著也能学会牛顿三定律和微积分；文科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批判的马哲可能只是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都不算，不阅读整个系统的谱系，只能南辕北辙，但这恰好是高中教育没法承载的。如果把文科窄化成古诗词、训诂学、文献学这些与中文强相关的，那中国还是有优势的；但那样的文科就不足以与理科并列了，人文社科中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都离不开理论。但知识生产的上游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