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創辦人）

在「賭場資本主義」的上篇，我們知道澳門政府的合法性，是基於與澳門人就博彩資源再分配訂立的一紙「無形合約」。這份合約的順利執行讓澳門能長期穩定，然而若違反合約，社會不滿則可以瞬間形成。因此如前文所說，「這個體制的任何利益在承受風險下都極快獲得，就如賭博一樣；而只要澳門一直依靠賭場資本主義，管治危機就會一直存在。」

博彩資源對澳門的管治如斯重要，但除了每年的「現金分享」，實際上執政者如何利用這些已滲入社會方方面面的博彩資源進行管治呢？澳門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危機處理，提供我們一窺「賭場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例子。本文藉介紹澳門大學社會系講師盧凝德關於澳門疫情處理的最新研究，了解當中的運作機制。

疫情弔詭

澳門在新冠疫情上取得的成功，其實不太合理。截自4月底，澳門的確診數字只有49宗，這個數字在鄰埠香港已超過1萬。照理來說，百多平方公里住著60萬人口，澳門作為全球居住密度最高城市之一，且是與中國大陸接壤，每年接受千萬遊客的國際旅遊城市，所有客觀條件都應該讓澳門成為疫症溫床。

關於澳門的優異表現，一種解釋將其歸功於傳統儒家文化與非民主的威權政體。邏輯相當簡單，儒家文化讓人們天生馴服於集體主義，而活在非民主政體也較難違反官方規定。

所謂儒家文化與威權治理

但盧凝德認為這些解釋皆有不足。關於儒家文化，盧訪問的圖書館員就坦言，拒絕帶口罩進館的澳門人在疫情下其實不少，人們並非如想象般「馴服」；至於威權體制有較好的防疫表現亦同樣站不住腳，例如伊朗和北韓的疫情便相當嚴重，而不管地域與文化差異，諸如南韓、新西蘭和台灣等民主國家的防疫也可以很成功。用盧的話來說：「雖然澳門的政治和文化在「一國兩制」下被半威權政策所形塑，但人們行動的方式仍是由他們的習慣(habitus)與文化親近性(cultural intimacy)所決定。」

這些習慣與人們的經驗互相糾纏，在疫情下產生化學作用。2003年香港嚴峻的沙士疫情讓老一輩澳門人記憶猶新，而2016年天鴿風災的慘痛經歷則仍瀝瀝在目。類似的身體經驗，外加對去年新特首上任的憧憬，讓澳門人自願配合起嚴格的防疫政策。然而這些與文化和體制無關的條件與機遇，是剛經歷完大型社會運動，對政權信任度降至冰點的香港所缺失的。

玩真的賭場資本主義

最後，充足的財政資源讓政府防疫措施成為可能。60萬人口擁有5794億澳門元財政儲備，澳門政府因此有能力維持充足的口罩供應、多輪的消費券和失業培訓津貼，還有大量由賭場無償提供的防疫酒店，實際都在舒緩所有商業活動停止後，造成的恐慌與民怨。而政府在去年初迅速關閉賭場的決定，不但有效降低跨境流動，更重要的是說服澳門人，這次政府是「玩真的」。如此，一個防疫的共同體正式形成。

曾經澳門賭場關門就如香港「李氏力場」般，被認為是不可攻破的都市傳說

我們看到在這次新冠疫情的防治上，博彩資源是否有效分配，仍然影響著政策的成敗。而與過往幾次引起社會廣泛不滿的政策不同，這次執政者如實履行了與澳門人的合約 ─ 利用博彩資源解決社會危機，且共同體的經驗又進一步鞏固了合約的執行過程。以上便是澳門有效防疫的原因。

但「賭場資本主義」是把雙刃劍，它既讓澳門走出疫情，也讓澳門掉進另一個更難逃脫的旋渦。至於那些民族性的解釋，則再次缺乏說服力而變得暗淡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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