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史有一個說法，將二二八之後長達半世紀的沈默，以「失語症」標記。文學一旦反映社會，寫作者的下一步就是囹圄。與此同時，一方面對抒情傳統大力頌揚，二方面以「論說文」為正統，訓練學子將「青年與救國」之類的口號銘刻腦內。

「失語」不只是字面上的禁言。

不可說，不可想。前者的監管手段是文字審查、抓耙仔（打小報告），後者的手段是「恐懼」。

恐懼在腦內會形成一道自動屏蔽的防線，後來我才明白，這道防線堅不可摧，相關記憶就像是硬碟的壞軌，無法讀取，也無法再次被認知、被辨識。雙眼看到與此相關或相近的資訊，也會自動變成難以解讀的亂碼。

「失語」不只是自覺性的「不說」，而是PTSD。

恐懼太好用、太有效，恐懼是腐敗的根源。

我曾經試著採訪經歷戰禍與逃亡的長輩，幾乎沒有人能夠順暢地描述自己經驗過的事情、當時眼前見過的情景。每次一開口，就陷入激烈的情緒宣洩，喃喃不止的咒罵，所有的力量都投注在囈語般的抱怨之中，但，究竟遭遇了什麼，他們說不清楚，話語中呈現的場景破碎凌亂。

恐懼，真是太好用了。

之前我無法理解那是什麼狀態，只覺得要做口述歷史實在太困難，不先處理好受訪者的創傷，後續根本無法進行。但那需要精神醫學介入，人文學門無能處理。

直到這種失語症也發生在自己身上。

免於恐懼的自由，原來如此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