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儀《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2020）以「情感政治」作為分析癥結，探究中國在「接軌世界」與「崛起」時期，以及香港在政治經濟變動下，中港（台）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情緒／情感糾結，所造就的「地緣政治」，意即此乃一本「情緒／情感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 of emotion）研究專書。

本書以文化文本為主要分析資料，包含電影、小說、散文、傳記和移民書寫等，企圖捕捉中港在資本主義發展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內，人民與社會的主體性、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策略，如何與地緣政治扣連。

中國夢

在導論〈中港的發展敘事、「文化感覺」與地緣政治〉中，黃宗儀首先說明「中國夢」概念如何作為中國崛起的「空白」敘事能指（p.13），其意涵的模糊性間接創造了開放性，使得「中國夢」在官方、媒體、學術或民間的論述之間存在著差異性，黃宗儀認為這是基於對於歷史脈絡的認知不同，而，黃又將中國夢和「美國夢」（American Dream）進行比較，指出中國夢創造的脈絡，更是一種大國崛起後，國家與個人該如何「理解過去、現況和想像未來」的處理方式（p.15）。

在學者張頤武（2013c，引自黃宗儀，2020）的理解中，「中產夢」就是「中國夢」，人人都有機會成為中產階級，這種高度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機會命運」敘事，彷彿身處知名遊戲「大富翁」之中的現實人生。黃宗儀寫道：「『新中產階級』在傳統左翼視角下是欠缺合法性的主體，背復原罪又數典忘祖」（p.17），陳光興（2011）以及陳文中引述的黃皙暎作品《悠悠家園》，曾經描繪過左翼知識份子在戰後經歷革命失敗時難以自處，其後人又如何靠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翻身，有違左翼祖先為其身死的理念。然而，在中國的發展脈絡下，當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確實「成功」後，左翼份子的理想可否真正被實踐？階級為何沒有被翻轉？左翼知識份子又將如何在無以名狀的社會發展浪潮中自處？

感覺（feeling）

黃宗儀以賀照田（2014，引自Ibid）的「國家感覺」和「國際感覺」說明情感如何在國際與國家概念中影響中國人民的社會主體性，更進一步採 Ben Highmore的理論概念：文化感覺（cultural feelings）[1]、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2]，以及教育情境（pedagogic situation）。我認為，「教育情境」的概念極大程度解說了人民主體性與集體性的情感建構上所創造的情境體制，「引導人民如何感受與回應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而黃宗儀也細緻地補拙了中國情緒集體性所包含的「慾望與興奮」、「自信自尊」、「羞恥」和「挫折與失落」，說明這些在二戰氛圍下國族主義創造的「恐懼或焦慮」情緒不盡相同。這些情緒／情感的協作更具有資本主義與第三世界發展的意味。

新流動女性

在第一章〈中國南方「新流動女性」〉中，黃宗儀以兩個文本探討中國崛起時，中產階級「新富」女性的形象及其蘊藏的發展敘事和性別角色。其一為傳記《中國女首富張茵：從廢紙回收業到紙業女王》，另一為小說《杜拉拉升職記》（曾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張茵就其敘事應為精明幹練、事業有成的女性，在草創與維繫公司時期都遭遇危機又得以渡過難關，在黃所捕捉的傳記中，張茵的致富故事卻和政府在區域經濟改革的政策不謀而合，所有的敘事都成為國族符碼，成為中國資本市場化下的代表性人物，在傳記中，張茵似乎「成也政府，敗（後振作）也政府。

此外，令我耳目一新的是，黃宗儀提到「性別角色挪用」，張茵明明是公司領導人，將其丈夫置於公關部門，卻號稱二人是「男主外、女主內」；又，張茵傳記中「女性—私領域」敘事，和「國家—公領域」推廣「女企業家—私立企業」（即私人企業）的「公／私」二元，再度不謀而合，這種國／家範疇的公／私敘事，在共產主義中國意外地產生效用，使得明明具有突破與顛覆性的女性創業家敘述，成為收編「新流動女性」進入異性戀正典的工具。《杜拉拉》中，黃宗儀點出被原作、讀者和改作所忽略的「廣州」作為《杜》背景之重要性，藉「提喻法」（synecdoche）[3]，黃指出文本捨棄廣州的城市多樣性、簡化女性角色與性別議題，使得女性在區域發展與資本主義鏈結中，變得扁平薄弱，「新流動女性」敘事也難有新意。在諸多東亞國家中產階級化的過程中，我們熟知性別運動同時在歷史發展中深入社會的影響案例（諸如台灣從1970發展至1990年代的婦女運動），而，中國的發展敘事中，我們可以看見文本了無基進意涵，甚或挪用了過去的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強化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敘事。

[1] 某個歷史時期中，特地群體所經驗的某種感覺（feelings）與情緒（moods），此概念認為感覺與情緒具有歷史性與物質性，也是一種勞動的形式。Highmore認為感覺與情感二者不可分，而結構使感覺在社會成員之中更加穩定，得以反覆出現在思想與行爲的層次之上，最終成為社會群體的共通性（Highmore，2017，引自：黃宗儀，2020，p.27、p.29），我認為Highmore說出了「感覺的集體性」，在結構之中的建構與再建構。

[2] Highmore（2016）所談的「感覺結構」，源於Raymond Williams，意思是歷史特定時期出現的某種支配性思想，通常存在於官方政策規定之中、社會大眾對政策的回應以及文學與文化文本的挪用等不同論述的「間隙」中（黃宗儀，2020，p.26）。重點在於文化敘述中的「斷裂」之處，Williams的「感覺」概念本身便是含糊的，需要藉由不同的論述來推導其不連貫之處。

[3] 參考黃宗儀（2020，p.70），是都市地理學中「以部分取代全體的修辭策略」，批判極少數的世界城市，取代了多元「普通城市」（ordinary city）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