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疫情關鍵詞（一）：動員模式的對倒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前言：疫情中的「雙城對倒」
截至撰稿當日（19/5）為止，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逼近一萬二千宗，而澳門則為五十宗。港澳除了防疫成績的差異外，兩地民意對政府抗疫表現的評價似乎亦差天共地。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香港市民打從2020年初疫情爆發以降，便不滿於香港政府的防疫表現。此比率並未隨著疫情的暫時回落而降低，反而一直穩定維持在50％以上。在澳門的情況，媒體Macau Business於疫後一年的總結報導，顯示絕大部份澳門市民對政府的防疫表現感到滿意。雖然兩份民調進行的時長並不一樣，但調查結果或能提供兩地民情的側影。
在探問為何港澳出現如此迥異的反應前，或許可先從兩地防疫工作的組織入手。雖然社會的不滿／滿意或許早已其來有自，但唯有透過理解兩地人們具體所滿意／不滿的是甚麼措施，才能更清楚地闡明疫情與先前事件的關係。從最簡略的方式而言，防治疫情需要（一）政府的總體性措施（例如邊境控管、人員流動、物資組織等）及（二）社會某程度上的自我約束（如減少出行、佩戴口罩等）。在理想的情況下，（一）與（二）的相互配合固然是將疫情影響減至最低的解方，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比假想更為複雜。除了政府的不同措施會被不同方式所看待以外，政府與社會在防疫中的角色比重，亦可能會影響具體抗疫成果。
在香港及澳門的案例中，我們恰好可以看到政府—社會角色在兩地的對倒：香港政府在疫情初起時的猶豫不決及錯判，被香港社會視為是「政府失能」的表現。由此，民間社會轉為進行自發及協作式的動員，主動地發起下而上的抗疫工作；政府在澳門則扮演更為主導角色，不論是對疫情的議程設定、抗疫措施上的安排，以及提供資源而言。澳門社會對疫情的反應，則以對政府由上而下的服從為主。
香港：民間自發？
早在武漢出現不明肺炎案例之時，香港傳媒及民間便已高度關注其發展。至2020年１月香港出現多宗懷疑個案之際，民間要求向中國大陸全面「封關」的呼聲愈來愈強烈，首當其沖的醫護界甚至發起罷工，以逼迫政府封關。但香港政府一直並未切實執行，及至疫情於本地擴散後才封閉一部份關口，此舉並無助於阻斷人員流動。在對疫情於本地大爆發的預想下，香港市民紛紛搶購口罩及日用品等物資，以行動向政府的防疫措施投票。但個人式的瘋狂採買，並非香港市民應對疫情的唯一模式。在本地個案湧現之際，香港社會便紛紛自發地進行由下而上的抗疫工作。
就自發性的社會動員來看，香港兩支研究團隊曾作出深入分析。鄭煒及袁瑋熙等人在比較香港及新加坡兩地疫情初期的表現時，指出相較於新加坡由政府主導的抗疫工作，香港社會在防疫工作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政府反應緩慢加上反送中運動的遺緒，令香港市民普遍並不信任政府。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市民自發性的抗疫措施。當一月底疫情於香港初起時，香港市民紛紛搶購口罩。就此一情況，特首林鄭月娥表示並不一定要佩戴口罩。香港市民對此一回應嗤之以鼻，反而更主動地進行自發性防疫措施。搶購防疫及日用品等物質，在某程度上亦反映香港社會防疫意識的高漲。
此種意識事實上亦反映於具體防疫的動員過程上。反送中運動的另一遺緒，是社會動員網絡的形成。在經歷區議會非建制派大勝後，以區議員為核心及其選區為界限的劃分，在疫情下成為了防疫工作的其中一個基本單位。溫健民等人的研究其中一項主要發現，是疫情初期中「黃區」（即由非建制派擔任區議員的區域）比起「藍區」（建制派擔任區議員的區域）組織了更多社區派發口罩的活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非建制派的區議員相對而言對政府的防疫措施較不信任，故自發於其選區發起防疫工作，望能通過由下而上的組織，彌補政府防疫工作的失能。總括而言，至少於疫情初期，香港民間社會的動員擔當了防疫工作的主力。
澳門：政府呼籲？
最近一年走在澳門街頭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偶爾會聽到政府就防疫措施的廣播。事實上，澳門政府的呼籲有兩層意義：一是澳門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具有壟斷性的議程設定權力（例如界定「防疫」具體而言含甚麼內容）；二是口號背後有一系列的制度及措施作支撐（相比起澳門政府以條列式地告知甚麼是「該做」與「不該做」的，香港政府只能訴諸空泛又難以達成的團結）。
正如本爐作者廖志輝早前文章所示，澳門政府在疫情初起時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當中最震撼的，是政府主動停擺視為澳門經濟命脈，同時亦是人員流動主要來源的博彩業近半月。這些措施除了成功令澳門的確診數字維持在極低的水平外，亦令澳門政府取得對防疫議程界定的主導權。
一方面，在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後，澳門政府被視作是澳門抗疫成功的主要功臣，市民為維持此一成績，相對亦較願意服從政府的措施。由此， 政府得以建構起名為「團結」的敘事，即使疫情在後來，仍對澳門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盧凝德的研究亦顯示，澳門政府透過動員由博彩業產生的龐大資源，逐步建立起防疫體系。與香港明顯不同，澳門政府在諸如防疫物資／設施的組織及提供，以及制訂經濟紓困措施，皆是藉由實質上的資源提供，令澳門市民有具體的物資支持防疫之餘，亦豎立起政府的正當性。
故此，在表現、資源以及議程界定的交織及互相強化下，形塑了澳門市民的認知，並對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拉力。從疫情初期新官上任的特首被稱為「爸爸」一事，即可看到上述條件的互相影響，甚至產生了一種訴諸個人魅力的普遍性修辭。這亦能看出對一般澳門市民而言，疫情受控的主要功勞是歸於政府，甚至是行政長官的「英明領導」。相對地，澳門社會的配合則較為次要。
小結：該如何理解差異？
在上文當中，我們簡單地回顧了港澳兩地在疫情時組織防疫工作的模式，並觀察到港澳兩地有明顯的差異。相較於香港由民間自發組織抗疫工作，澳門政府在防疫中似乎擔當更為主導的角色。但疫情當下的措施，僅是十多個月來經驗的其中一部份。在港澳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疫情在兩地的爆發，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及澳門特首新官上任之際。雖然我們不能預視疫情爆發的時間點，但此「巧合」對政府及民間社會的應對有甚麼啟示？這是下篇文章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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