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二──致我們正在失去的不可描述
望著窗外晦暗的天空，不可描述的氣象，不可描述的事件，不可描述的⋯⋯。
在台灣這個「僑居地」求生存，我們家走過了戒嚴、解嚴與政黨輪替，和警總（警備總部）熟稔的上一代，將「不可描述」內化得十分徹底。生於70年代末的我，少年時總和威權體制下的種種歪理爭論不休，現在卻開始慢慢體悟什麼叫做「維穩」。儘管同儕們總會互相勉勵「下筆時只管真相，不要自我審查」，各種疑懼驚怖還是會在心中悄悄蔓生，輾轉難眠。
1989年的暑假，我隨母親返港探親，滿街塗鴉，群情激憤。一個月前，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被輾壓、破碎的不只是北京青年的身體，也是我對未來的最後一片希望，最後一縷唯恐戳破的僥倖。
香港街頭，天橋上的每根柱子，一個個灰敗的、骯髒的、蒙塵的塑膠瓶，在風中搖晃，所謂「吊小瓶（諧音）」是也。在熾熱的艷陽下，像是未熄的煙蒂，在我的心裡烙下燙痕，一枚、一枚，又一枚。我曾經以為自己長大後可以像眼前那些時髦的都會女郎，步履輕盈地穿梭在香港的高樓廣廈間；然而那光燦燦的未來之夢，似乎也隨著血肉模糊的新聞照片，變得黯淡虛無。
我們是小老百姓，還能怎麼樣？
即使香港從來沒有真民主，最最起碼的，法治、自由，以及人身安全，似乎都在那驚心動魄的數個月中，失去了信眾。「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不過夢幻泡影。
當時很多人都在想辦法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前仆後繼。「不走，等死嗎？」他們說。我問外婆，九七大限，有任何計畫嗎？外婆聳肩笑笑：「管他九七不九七，日子還不是照過？我們是小老百姓，還能怎麼樣？」
移民潮前仆後繼，明清以降的轉徙流離，彷彿永無休止。我們這一代，從小到大聽的都是「移民監」的故事。我們在香港的家族倒是八方吹不動，勤勤懇懇，在自己的崗位上辛勤工作，默默度日。九七過去了很久之後，慢慢的，許多移民也回流，他們說，還是香港的日子熟悉、踏實。
當視線不得不轉回生活的粗礪
最難熬的並不是九七，而是衰敗。地狹人稠的香港被暴增的人口壓得透不過氣，百物騰貴，生活品質快速劣化。為小老百姓服務的小餐館、小店鋪，承受不起飛漲的租金，一一「執笠」（粵語，「店鋪歇業」的意思）；缺乏休憩空間的生活，最大的娛樂就是購物與吃。
然而，購物的快樂轉瞬消失，囤積的物品卻塞爆了狹小的蝸居；吃進肚裡的熱量無力消耗，全都轉成脂肪與疾病。未來似乎不可期待，只能在僅有的方寸中盡力而為，比方續領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比方撐傘（支持雨傘運動），比方堅持說粵語。
即使這一切在未來都將不可描述，即使只是天真的傻堅持，起碼，曾經堅持過的那個當下，心裡還是會覺得舒服點兒。當視線不得不轉回生活的粗礪，那些繳不出的房租，供不起的樓，吃不起的飯，老來無著的恐慌，比起那些不可描述的不可描述，具體得太多，迫切得太多。
多得，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了。
原刊於2017/07/16 《獨立評論@天下》「冷角落」專欄。
原標題：九七二〇──致我們正在失去的不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