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由於反送中運動的遺緒（如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運動時期的組織及資源分配網絡），令民間在疫情初起之時，自發地組織由下而上的抗疫工作。澳門則是憑藉博彩業所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源，令政府得以主導防疫工作。在此意義上，疫情在甚麼時候爆發，對兩地的分道揚鑣有相當重要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