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都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就文化主題對談。「游離」一期請來四位香港作家、藝術家交流生活體悟與創作靈感，其中兩位現居台灣，兩位仍在香港，角度同中有異、相互交錯。以下節選部分內容，原文約一萬五千字。

時間：2021年1月7日
地點：Google Meet

與談人：

查映嵐（一手寫評論，一手寫散文。曾入圍國際藝術評論獎（2019）決選，並獲頒第14屆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以下簡稱「查」。）
洪昊賢（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時報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洪」。）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現旅居台灣。曾出版詩集《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以下簡稱「廖」。）
羅玉梅（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本地慈善藝術團體天台塾創辨人之一。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新秀獎（媒體藝術）。以下簡稱「羅」。）

 

查：不如我們由對「游離」這個字的理解開始。我想游離是一種處在邊界上的張力，一種離開與不離開之間的狀態，是不穩定的、游移的。大家又是怎樣理解「游離」的意思呢？

洪：我看到「游離」這個字時，首先是連結到自己目前在台灣讀書的狀態。我都不知道怎樣講，我的「游離」甚至是「隔離」，因為我現在的生存狀態就是不看社交媒體，不看新聞，什麼都不做，只待在自己家裡，日常出入的地方只有圖書館，偶爾會出街走走。這兩三年基本上就是這樣過。這種狀態導致我和主流社會有一段距離，不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事，像斷開了連結一樣。沒有了這種連結時，就會發現所有身分、國族的認同開始變得稀薄，整個狀態都很奇怪。我現在一個月大概只上兩三次社交媒體，每次po點東西就再次躲起來。這也不可以說這是孤獨，就是一種很「自己」的狀態，我不知道該怎樣講。在這種狀態下，你會發現自己沒辦法進入任何的情感結構或共同體，像一個沒有歸屬感的人。

但也有一點是矛盾的。我在台灣兩三年，當然也有認識一些香港的朋友，上個月也碰到了偉棠。我和另一位在台灣讀書的朋友沐羽都發覺，自己的廣東話口音似乎是變了。我本身很「毒」，經常自己摺起來。我住的地方在一座山後面，平時幾乎沒有講機會廣東話。但到了寫作時，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很想用廣東話去寫。所以我現在寫小說都會大量用廣東話，一開始這其實是沒有意識的，到後來才慢慢發覺。

廖：我自己的經歷本身就很游離，搬遷過很多次，從大陸到香港，又從香港到北京，在北京留了五年，然後又去了一年意大利，然後又回來香港十幾年，之後再來到台灣，慢慢對「游離」這個概念有了不同的認識。我在大陸一開始寫詩時還沒有網絡，通過一些民間的活動，或者朋友之間的介紹，認識了一些北京、上海在寫詩的人。那時我們組成了一本雜誌叫《偏移》，最初我們選擇的游離狀態，其實和「偏移」很像。我們寫詩的那個時代，大概是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再到我們辦《偏移》這個雜誌的九十年代中，大概是中國大陸思想比較開放的時候，因為是江澤民時代。現在我們說起江澤民時代都會覺得「哇原來還不錯」，但當時當然還是覺得很差的。當時我們的反抗可能也算不上是反抗，因為感覺上你其實反抗不了，那時各方面的自由相對沒有那麼大，但是我們會覺得自己必須和主流、官方劃清界線，選擇的態度就是「偏移」，從標準中拋開自己。但這多少是被動的，因為是先有了標準的存在，我們才可以說自己是從中偏移出來的。

後來來到香港，大概是雨傘之前，我發現在中國大陸、在西方國家都有流徙的現象，例如後者有大量的難民。那時我開始留意這方面，主要是從電影出發去寫，覺得流離是介乎於我們現在講的游離和偏移之間，是國家和社會的一種偏移。當時對流離的看法和電影《黃金時代》有關係，它的公映剛好是在雨傘放催淚彈之後，令它被討論得不充分，因為時代現實更加緊要，但你會從中暗暗感覺到香港是個流離之地。這種流徙四散什麼時候開始和香港有關係呢？其實在1949年以後，香港就是個流離者的地方，就像唐君毅先生講的花果飄零，飄零的落腳點就是香港。我今天剛巧找到一個句子，我懷疑是自己寫的，意思是我們的上一代香港人逃難到香港，我們和下一代香港人反而是要從香港逃難。這連繫到我正在寫的新書《托孤之地》，古代人所謂托孤，是為了下一代著想。大概十年前有個採訪要我用一句話形容香港，我脫口而出就說「香港是個托孤之地」，但為什麼十年之後完全變了樣？我覺得你們用「游離」而不是「流離」是十分寬容的，我們知道事實的真相其實是流離。

游離仍是有主動在其中的，就好像我之前說一定會回來香港，一定會回來，但事實是我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回香港了。這種現實和理想的落差的確是存在的，但我們怎樣用創作去面對這種狀態呢？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有一首詩〈小離騷〉，第一句就寫「事實上那個不叫廖偉棠的人才更像我」，我經歷了自我分離、自我割捨，但是分裂出來的，可能也屬於自己的本質。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能夠安慰我內疚的心情。我不但在告別香港，也是在告別廖偉棠本人。但是寫著寫著都是很痛苦，還是會寫到香港的分離。因為我寫這首詩時剛好看到住處附近的曇花開放，就覺得曇花和香港很像，尤其是我接觸的香港，因為我接觸的是一段很短的香港，只有十幾年，就像曇花一現。我接著想到，花的開落也像是自我的分離，都是一種血肉的分離，把自己從自己剝離開來。從這裡想，香港要承受的陣痛究竟要延續多久，才會變得有意義起來？我通過這首詩拋出了這個問題，但我自己也沒有答案。老實講我是很悲觀的，可能這個陣痛可能要延續上百年，香港經歷這一劫的意義才會出現。

羅：其實我和廖偉棠也有交疊，是在北京。我在2010年在中大藝術系讀碩士，那時的情緒也不至於討厭香港，就是有些想離開，所以去了北京一年，沒有逗留很久。那時我整個人都是一個外來者的狀態，可能是因為我有份全職工作，在一間藝術雜誌社做編輯，在地的生活所構成的差異，距離感，令我更感到自己是一個外來的人。

我自己其實不是很懂得分辨「游離」、「流離」等等狀態的差異，但「游」這個字眼讓我覺得是沒有停頓的，偏離了熟悉的地方後仍在一直游動。我在北京時有一次經歷給我帶來很強的感覺。不記得是採訪還是看展覽的緣故，我去了宋莊藝術村，那是個很空曠的地方，已經在北京五環以外，比較像鄉郊。對於我這樣一個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來說，宋莊的環境突然之間令我很害怕。那是我在離開香港後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開的瞬間。我那次去北京的同時也申請了亞洲文化協會去美國駐留的一個計劃，我提交的方案，是把自己在北京的狀態形容為「自我放逐」。那時我對「移動」這個主題的很多感覺、想法，都是因為偏離了熟悉的環境才會產生的。一年後我從北京回香港，寫了我人生中唯一一篇短篇〈遷徙、失眠、夢〉，亦是記錄在北京時的經驗。

說到創作，我經常都形容自己不是一個studio-based artist，就算你給我一個很好很舒服的空間，其實我還是創作不到的。我的創作經常要「躝街」，我的思考空間不是在studio。查查找我參加這個對談，可能是因為我的創作有些題材和移民有關。最近因為疫情的緣故，我不斷講artist talk，分享自己的創作，這個契機令我反思到自己一直以來創作的主題都離不開mobility。從《維多利亞之東》講土地的移動（移山填海），到《那傳來浪潮的方向》講金民，到近期《Pastiche/殖物》講植物在性別上的跨度，都和移動性有關。

（待續）

《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 二〇二〇年秋季號 總第六期
出版：香港文學館

總編輯：鄧小樺
專題編輯：鄧小樺 查映嵐   創作編輯：朗天
評論編輯：鄭政恆          學術編輯：張歷君
視藝編輯：查映嵐
執行編輯：賴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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