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 4 月 6 日，香港議題在日本政壇悄悄踏出了一步。

那天下午，日本眾議院議員會館坐滿約 50 名議員。牆壁上的螢幕投影出一串文字，寫道﹕

人権外交を超党派で考える議員連盟
NONPARTISAN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FOR RECONSIDERING HUMAN RIGHTS DIPLOMACY
設立総会

這是「人權外交超黨派議員聯盟」（下稱「人權外交聯盟」）的成立活動。有注意香港抗爭「日本線」動向的《立場新聞》讀者可能會知道日本早已經有 JPAC（日本對華政策國會議員聯盟），不解為何又要多設一個「人權外交聯盟」。然而對許多日本傳媒來說，「人權外交聯盟」的成立卻是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日經》、《產經》、《朝日》等各大媒體都有報道。

《朝日》報道的封面圖片是一行「人權外交聯盟」成員排排企。相中的國會議員均是清一色穿著深色西裝，只有一個站在最左邊的，穿花衣裳，因為她是 14 人中唯一的女性。

她就是山尾志櫻里，「人權外交聯盟」的會長之一，反送中以來在日本政界推動香港議題的第一人。

「日本政界反送中之母」

說山尾志櫻里是「日本政界反送中之母」大概也不為過。

也許你記得彭定康在 2020 年 5 月曾經發起國際政界聯署，批評北京侵犯香港自治，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聯署收集到 904 個簽名，當中有加拿大人 180 名、英國人 165 名，第三多人簽署的就是日本，超過 100 名。與之相比，歐洲議會也只不過有 80 名。

但在聯署之初，日本政界本來只有 2 個人簽名。一個是自民黨議員山田宏，另一個就是山本志櫻里。當時反送中已爆發近一年，然而日本政界對香港仍可謂漠不關心。山本志櫻里見她的同事毫無反應，直接把這事情端到國會上講，說堂堂日本竟只有兩人簽名，「請大家作為日本國會議員，表達你們守護法治與普世價值的立場。」

此言一出，無論在野黨還是執政黨，怒簽。超過 100 個簽名就是這樣得來。

2020 年 6 月，全球九個國家國會宣佈組成「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當中亞洲國家只有一個，就是日本。IPAC 規定每個國家派出 2 名代表，山尾志櫻里是其中一人。一個月後，日本再獨自成立「日本對華政策國會議員聯盟」，也就是 JPAC，她也是代表之一。

在日本活動的香港抗爭組織，每每有事需與國會接洽，很多時候也是找她。或明或暗皆是。「明」者，如推動日本政府放寬工作假期簽證幫助香港人前往日本；「暗」者，你明。

從政 14 年，她的個人網站寫有七項重大政績，其中六項涉及日本政治民生，諸如天皇退位、議員性別平等、輸入外勞問題等，剩下一項就是「作為亞洲人權國家，支援捍衛香港自由」。

訪問中她笑說，大多關心香港議題的外國人，多少個人層面都與香港有點關係。也許是曾經在香港讀書或工作，也許是另一半或有好友是香港人。山尾志櫻里哪邊都不是。她其實連香港都沒有去過。

作為民選議員，她應該有選民要交代，有她的國家利益要關心。為甚麼要關心香港？

她皺起眉頭，遲疑一會說﹕「可也沒有人反對我關心香港議題嘛。」

「冰冷」與「溫暖」的法律

山尾志櫻里 1964 年生於日本仙台。1993 年考入東京大學，修讀法學，畢業後投身司法界，主要擔任檢控工作。

她回想，自己之所以關心香港議題，與自己曾經做過檢控官不無關係。

「罪案的受害者，無論是畢生儲蓄被盜的人，被殺的人，還是死者的家族，其實都是被最大程度侵犯人權的人。」她說。「而檢控官的工作，就是為這些人主持公道。」

山尾志櫻里關心法律，但更關心人權。她認為，法律有溫度之別。「冰冷」的法律指一般意義的法律條文，符合條文就是對，不符合條文就是錯。而「溫暖」的法律，則是一種文化價值觀的表現，比如說，國家憲法。山尾志櫻里認為，它反映的價值，是來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歡笑與淚水。

「如果想與他人分享這些價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文字。這種文字就是溫暖的法律 ... 這樣的法律，很能吸引我。」

大概也是因為這套想法，山尾志櫻里很快就從司法界轉向一個更加關乎「溫暖的法律」的舞台 — 政界。2007 年，她加入日本民主黨，2 年後首次參選國會議員即成功當選。此後，除了 2012 年一度連任失敗之外，她一直以國會議員的身份，追求她心目中的「溫暖的法律」。

關心香港的起點

2019 年秋天，偶然下她看到社交媒體分享香港警察極近距離實彈槍擊年輕抗爭者一幕。此前對香港接觸不多的她，一直以為香港與日本同樣，是以「溫暖的法律」銘刻著自由、民主、法治的地方，卻竟發生這樣的事，反差讓她感到無比震撼。

「有一種，不能置之不理的心情。」

攝影師可以在現場攝影，記者可以在現場採訪。作為日本國會議員，她問自己能做甚麼。答案於是顯而易見﹕將香港的議題帶上國會。

2020 年 5 月 26 日，日本國會法務委員會上，山尾志櫻里站起來，向法務大臣森雅子提出質詢，正式將香港議題帶入日本的政治殿堂。

「有關中國政府即將單方面在香港引入國安法，想請問大臣對這事情的理解和評價。」

作為法務大臣，森雅子對日本法律肯定熟悉，但就他國法律提出質詢，在日本國會法務委員會是極其罕見的事。她似乎對山尾的質問沒有全面準備，與山尾的鏗鏘相比，森雅子的回答充滿猶疑。

「關於政府對此議題的應對，由於不是法務省管轄範圍，我只能避免作答。」

山尾志櫻里對此回應並不滿意。因為對她來說，香港問題真的不只是一個外交問題，更是法律問題。

「正因為妳是法務大臣，我認為妳更有必要從法治的角度表達憂慮。」

答了幾回，森雅子終究還是反覆述說問題與她無關，恕不回應。然而山尾志櫻里的質詢，卻意外地喚起不少議員對香港的關注。這些議員從左到右，無所不包。右翼政黨從日本利益出發，對中國早有疑慮，因此關心香港；左翼政黨從普世價值出發，認為中港政府侵犯人權，也關心香港。

也就是在這一次會議，山尾志櫻里將百名一動不動的國會議員拉去簽彭定康發起的聯署。

不到一個月後的六月，「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成立。順理成章地，帶起香港議題的山尾志櫻里成為兩位日本代表之一。但 IPAC 是國際聯盟，它的議論脈絡未必能迎合日本議員需要，因此有必要再開一個聯盟，專為日本議員服務。「日本對中政策國會議員聯盟」 JPAC 如是誕生。

確實在許多國家，香港議題都屬於外交事務，但法學出身的山尾志櫻里，念茲在茲還是法律的事。JPAC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訂立《人權法》。在成立記者會上，JPAC 向記者發布一份擬提交國會的日本版《馬格尼茨基人權法》草案，列明對國際侵害人權者凍結資產、禁入境，及遞解出境的條件和程序。

雖然只是草案，但消息經傳媒報道，香港網民已大感興奮。

「林鄭無得去日本！」「警嫂無得買化粧品！」也有不少人開始討論，中共高幹到底有多少人在日本有資產。

JPAC 成立當日我也身在現場。問一個與 JPAC 緊密合作的香港人﹕「人權法，搞得掂成數有幾高？」

對方搖頭。「盡力囉。」

不習慣制裁的國家

香港出事後，很多國家政府和政治組織都愛「表達憂慮」，表達了不知多少回。日本也是其中之一。

山尾志櫻里認為行動不能止於純粹「表達憂慮」。

「當對方的行為愈演愈烈，這邊也必須要強化對抗措施。」她說。「只有透過立法，我們才可以在口講無用的時候，有一套工具去展開行動。」

日本沒有《人權法》。較接近的法例叫做《外為法》（《外国為替及び外国貿易法》）。這項法例也可容許日本政府對外國實施經濟制裁，但一般只限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有相關決議、或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危害的情況。侵犯人權不是制裁的理由。

如要對中港官員實施制裁，日本須制訂《人權法》。此舉可謂難比登天。《朝日新聞》前政治部長薬師寺克行就曾撰寫一篇文章，解釋日本政府為何消極看待《人權法》。他認為，原因之一是日本過往一直鮮有運用「経濟制裁」這種強硬手段。「日本不是運用力量來要求對方服從，而是穩健地，花時間慢慢構築人際關係，有問題的時候運用官方、非官方的手段進行交涉，保全對方面子、有必要妥協時加以讓步，進而解決問題。」薬師寺又分析，若日本實施經濟濟裁，可能會遭到對方報復，特別是面對中國這種大國，或要承受巨大的國家利益損失，因此不做好過做。

由此角度看，日本政府會主動推出《人權法》草案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不過，在日本國會，除了政府提出、國會審議的法案外，還有一項稱為「議員立法」的程序。所謂「議員立法」，就是由議員自行提出法案，在國會辯論。「議員立法」若然成功，連首相與內閣都沒有否決權。

然而要做到「議員立法」亦殊不簡單。基本上，發起人需要取得國會所有主要黨派支持，法案才有望通過。

而山尾志櫻里說，要立《人權法》，最困難就是過親中派一關。

親中派作為最大阻力

一如世界各國，日本政界也有「親中派」，而且極為活躍。首先是政府內部。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去年年中便曾發表報告，明確提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左右手今井尚哉是「對中綏靖派」，而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則是親中派。兩者都是日本政壇的核心人物，二人合作形成「二階．今井派」，主導了日本朝野相對容讓的對中政策。

國會方面，則可從 JPAC 的成員名單窺見一二﹕有兩個主要黨派沒有參與這個對華組織。一個是日本共產黨，另一個是公明黨。雖然日本共產黨沒有加入 JPAC，但該黨其實不乏批判中共、聲援香港的發言。日共從沒明確解釋為何不參加 JPAC，坊間估計是因為日共與中共說到底都是「共」，因此儘管樂於口頭批判，但對參與明顯針對中國的「對華政策聯盟」有所保留。

關鍵是公明黨。該黨與中國共產黨可謂世交。二戰後初期，中日關係一直不大穩定。1968 年，公明黨創辦人池田大作就改善中日關係發表三點建議，包括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地位，以及發展中日經濟文化交流。此一後世稱為「池田倡言」的發言是中日外交史上重要一頁。由此開始，公明黨便與中共交好。2012 年 11 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不到兩個月後他在北京接見的，便是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這樣的政黨自然不大可能會參與「對華政策聯盟」。事實上，對於香港與新疆議題，公明黨也一直保持距離。

山尾志櫻里的任務，就是要說服他們支持日本訂立《人權法》。怎樣才能做到？

「人權法不是針對中國」

山尾志櫻里邏輯是這樣的﹕如果他們是親中派，只要法案與中國「無關」，一切便應有商有量。因此她的第一步，就是破除《人權法》是針對中國的印象。

「我們不是反中。」山尾志櫻里說。「只是從人權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是侵犯人權。」

今年 1 月底，山尾志櫻里和她的夥伴開始籌備一個新組織。為取得包括共產黨與公明黨在內的支持，新組織輕輕避開了「中國」這個字。

不知是否策略湊效，不久後日媒就報道日本共產黨答應參與。只是公明黨，仍然很難。雖一度曾經傳出加盟的消息，但在三月底，山尾志櫻里的夥伴又向傳媒澄清，公明黨並不參加。

到底是參加還是不參加？答案一直懸而未下，及至 4 月 6 日。在「人權外交議員聯盟」成立活動發布的參加者名單中，赫然出現公明黨代表三浦信祐的名字。

會上，三浦信祐做了一個簡短發言﹕「人權外交是十分重要的事，我會好好參與今後討論。」說完，現場議員隨即鼓掌。不明就裡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只是普普通通的議員說一句普普通通的話，然而明白的人會明白，簡單一句話背後，是推手的多少心力和功夫。

也是在這次「人權外交議員聯盟」的成立活動，一眾議員落實一份決議。決議共有 3 點，除老生常談的「應譴責和呼籲停止侵犯人權事件」和「應求首相對外進行人權外交」外，還有第三﹕「應推動檢討『人權侵害制裁法案』的立法工作」。

這仍不意味日本《人權法》的立法程今序今後可以暢通無阻。那位曾經見過習近平的山口那津男在「人權外交議員聯盟」成立活動後即表示，參與聯盟是「個別議員按個人判斷採取的行動」。三浦信祐本人亦同樣向傳媒說，自己只是「個人身份參加」。觀乎日本輿論，不少傳媒與政界人士正準備「剝花生」，等睇公明黨同意制裁中國，但實際上該黨對《人權法》最終取態如何，仍未明朗。

不過對山尾志櫻里來說，整體情況還是向好的。近月，執政的自民黨外交部為研討中國人權問題，設立了「人權外交計劃團隊」，開始正式檢討日本《人權法》。山尾志櫻里也本人在自己所屬的國民民主黨設立了「人權外交與經濟安全保障研究會」。

「我的預期是今年之內立法。」山尾志櫻里說。「這樣我們就能做到必須要的制裁，或救濟。」

從檢控官到「嫌疑犯」

無論是針對中國也好，沒針對中國也罷，總之有呼籲或推動制裁中國的，基本上都算觸犯港區《國安法》。這是港區《國安法》的妙處﹕從它公布的一刻起，地球上許多人就成了疑犯。

講了一輩子法律的山尾志櫻里笑言自己是第一次變成「潛在犯罪者」，雖然她對此並不怎麼介意。因為她疑似觸犯的只是「冰冷的法律」，而她所追求的是另一種。

「那是人類一起書寫的、國際社會上最低限度的規則。」

港區《國安法》的另一結果，是港人不再敢邀請她參與任何活動。這位是對華政策聯盟的代表，哪怕是一封邀請函，都夠算你勾結外國勢力，關上十年八載。山尾志櫻里甚至擔心，那些曾經聯絡過她或者與她一起搞過活動的香港人，會被秋後算帳。

至於自己，她則覺得不會有事，始終是日本國會議員，被捕的話會演變成外交風波。她甚至有想過，自己是不是可以毋須誰人邀請，自行前往香港。

沒去過香港的山尾志櫻里，想去這個她特別關心的城市看看。

「想用自己雙眼看看這個地方，想在香港與香港的孩子對話，想見見這段日子一直在網路見面的人，想見見現在仍抱著不安在那邊生活的人。」

「我的夢想是，去一個自由的、民主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