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都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就文化主題對談。「游離」一期請來四位香港作家、藝術家交流生活體悟與創作靈感，其中兩位現居台灣，兩位仍在香港，角度同中有異、相互交錯。以下節選部分內容，原文約一萬五千字。

時間：2021年1月7日

地點：Google Meet

與談人：

查映嵐（一手寫評論，一手寫散文。曾入圍國際藝術評論獎（2019）決選，並獲頒第14屆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以下簡稱「查」。）

洪昊賢（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時報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以下簡稱「洪」。）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現旅居台灣。曾出版詩集《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以下簡稱「廖」。）

羅玉梅（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本地慈善藝術團體天台塾創辨人之一。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新秀獎（媒體藝術）。以下簡稱「羅」。）

 

查：游離這個話題也是關於距離的，和主流、大眾、集體的感情、認同之間的距離。那麼對你們來說，邊緣會不會是一種創作上的策略？或者一種必要的位置？

廖：我覺得自己的邊緣不是很有意識造成的，而是很自然就邊緣化了，或者說從一開始就是個邊緣人。首先是關於社會人的身分，我幾乎沒怎麼上過班。我在香港開過書店，在一間雜誌社做了一年都沒有，從06年開始就一直沒有上過班，除了偶爾在大學兼課。來到台灣後，我住的地方離台北有段距離，就像青衣、東涌在香港的位置，是接近機場多於台北的。我在香港找地方住時，也有種隱約的衝動要接近機場多點，可能是種心理暗示，讓自己可以隨時離開。到台灣之後，除了在大學兼職教書，也沒有刻意去工作。所以很自然就邊緣化了，連健保都沒有，好像沒有被納入社會系統一樣。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覺得自己和所謂普通人的生活是完全疏離了的。一方面是因為剛才提到小朋友的關係，另一方面，我還是很喜歡去一些很不文學、很不藝術的場景，要在那些地方才找到思想的碰撞。相對於空間上的疏離，我覺得創作者，尤其是詩人，是十分不合時宜的，有一種時間上的疏離。雖然我們在同一個城市，但可能是生活在各自的兩種時間觀、時代感中，就好像「大時代」這三個字的意義，對香港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來說已經有天淵之別，但對於寫詩、做藝術的人，怎麼都會有一些選擇之外的游離，這就會成為所謂的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意思是，從負面來看就是兩面不討好，就好像以前那樣，本土派覺得我們不夠本土，左膠覺得我們不夠膠（眾笑）。例如香港有些很左的人士，覺得自己真的和歐洲的共產國際有關係的，在他們眼中所有人都是右派，更何況是我這種把政治書統統當作文藝書來讀的人。所以不合時宜是一種宿命來的。有了這種清晰認識後，這種痛苦可能就能夠轉移到另外一些更純粹的痛苦上，可能是藝術創作的，或者是個體的而非集體的痛苦。

羅：在創作上，查查說的那種偏離，對我來說不是對身分或者地方的偏離，而是當要把社會狀態對應到自身的創作時，我會比較脫離即時性。如果要透過創作即時去回應現在那種複雜的現實處境，我是無能為力的，我也很怕要這樣做。因為一旦去回應，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情緒湧現，會令我覺得不舒服、尷尬。創作會令我刻意去抽離。不知道為什麼，很多artists似乎比較懷舊，比較多去看歷史，而比較少去對應現在。當然有一批artists是站得很前去回應現在的社會，但我覺得自己不是這種狀態。

查：在視覺藝術的領域，太過即時去用藝術回應，有時可能會讓人覺得可疑。並不是說什麼人血饅頭，或消費運動，但就是有一點擔心會沒有了消化的距離，讓人不知所措。

洪： 不同創作的媒介回應現實的方法不一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詩比較有即時的力量，而我會希望小說能夠呈現一些比較立體、多方面的東西。我不敢寫這幾年香港的事，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處理距離，害怕會變成一些絕對政治正確的東西，有點像玉梅老師剛才的想法。

關於邊緣的問題，我自己就是一個各方面都很邊緣的人，是個沒有前途的後生仔 （眾笑）。自從我大學選修創意寫作後，就已經做好了這種覺悟。我大概year 2開始修創作一寫作，year 3開始在文學雜誌幫忙，已經意識到文學在香港的處境，後來在大眾媒體做文化版，更加體會到這個事實。但來到台灣後，發覺台灣對文化、尤其是文學的重視程度和香港是相差很遠的，造成了一種很強的反差感，令我很難接受這件事。就像偉棠剛剛說的，香港對於做文化、做創作的人是很不公平的，注定是邊緣的。

而我自己的社會狀態也很邊緣，美其名是研究生，實則上是一個沒有收入的人士，只有偶爾寫寫稿。我形容自己精神物質雙重短缺，兩方面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對什麼產生認同呢？我發現不單自己是這樣，不單做文學的人是這樣，以前的同學、同事很多都有這種很短缺的狀態，很多東西都不足夠。當然這和社會體制有關，但那種很稀薄的精神狀態是很難以言喻的。這兩三年香港的狀況應該會令這個狀況有改變，但我又不是很能進入這個語境。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年輕人了，我想我的精神狀態是衰老的。理論上我應該在一個積極向上、很熱血的階段，但我就是沒有這種衝動，身邊也有不少人是這樣。所以我小說裡寫的人很多都是這種狀態，很匱乏、無感。我很喜歡一個已故的作家、導演胡波／胡遷，他的作品很能夠呈現出當代青年的貧困、危險、瀕臨崩潰的狀態，給了我很多啟發。當然在我這個年紀也只可理解到這個程度。有人說邊緣可以撼動主流，我是比較悲觀的，是不是真的撼動得了呢？但這種生存狀態，我覺得的確是要寫出來、表達出來的。在能夠撼動之前，無論如何還是要先描述出來，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種狀態的存在。以前我在文化、文學圈子，比較是在一個同溫層裡，做記者之後才注意到更多和自己不同階層、想法的人，看見當代社會的多樣性。而邊緣是否可以幫助寫作呢？我目前還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待續）

《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 二〇二〇年秋季號 總第六期

出版：香港文學館

 

總編輯：鄧小樺

專題編輯：鄧小樺 查映嵐   創作編輯：朗天

評論編輯：鄭政恆          學術編輯：張歷君

視藝編輯：查映嵐

執行編輯：賴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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