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西方智庫、學界和政界裏三、四十年來一直提倡與中國交往、支持與中國對話的「知華派」終於知錯，意識到他們的「中國期望」落空了。這些人原先以為，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社會主義困境中掙脫、努力發展經濟，等它的中產階級壯大了，這個階級就會像西方歷史上的中產階級那樣，成為爭取自由、民主的動力，最終改變獨裁政權。按此，他們帶引中國進入世界、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確讓中國中產階級從無到有、由小變大。結果今天大家有目共睹，西方的交往、對話、鼓勵與幫助的唯一結果，是養虎為患、引狼入室。錯得如此厲害，原因卻很簡單：沒搞清楚中國現代中產階級產生的來龍去脈，因此錯誤估計了這個階級的政治取向。

「知華派」不知華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階級結構簡單，就只有黨國特權階級，以及由之全權管治的工農無產者；在階級域場裏，「中產」一直懸空。改革開放之初，一大批黨政官僚從上到下率先「下海」，瞬間霸佔那本來懸空的階級域場，形成現代中國中產階級。其成員與那些沒下海的同僚、上級、下屬打龍通，一起富起來：他們開的公司讓沒下海的「階級兄弟」以關係入股，後者給前者一路開綠燈、給予無息無償貸款。姓馬的白手套、姓任的紅手套等，無一不是按這個機制產生。這樣構成的一個中產階級，感激黨的恩賜、按黨的話辦事還嫌不及，哪會像西方「知華派」想的那樣反黨搞自由民主？所以，大家見到他們的子侄在西方上流社會生活、在西方一流大學念書，卻是「顆顆紅心向北京」。

階級分析和政治推理不根植本身歷史的，一文不值。這種空歷史（ahistorical）分析太容易，用於有幾千年歷史無斷、文化深邃的中國，注定失敗。不過，同樣是那些「知華派」，知錯了卻沒反省為何錯，現在提倡另一些空歷史觀點和半解（half truths），卻得到台港中的一些民主派囫圇吞棗應和。例如：「中共不等於中國」；又例如：「中共是列寧主義政黨」。這些空歷史觀點的好處是得來不費勁，即食易入口，而且在西方因不會得罪華人群體而政治正確。如此「知華」，無異種下下一次的「覺今是而昨非」，代價會加倍沉重。

作中國現況政治分析，宜先在 1949 年、1921 年之後的歷史裏尋先例、找線索，然後在國史裏挖歷史文化根源，帶着相關史料再回過頭來作諸如地緣、經濟、人口等的多學科分析。

香港未來史的三段論

上周末我在接受電視台採訪時，參考中共建政史大略提出「香港步入極權社會的三階段論」，這裏更仔細描述。

第一階段，黨國按大陸現有模式在香港打造極權社會的大致輪廓和配置關鍵人選。這階段必然急風暴雨大刀闊斧搞鎮壓，工作由黨國緊密領導、透過有原香港人身份的積極分子特別是特首及其主要官員負責完成，所需時間會壓縮得很短，把在國際上的負面影響減到最少。國家的角色尤其是在立法和執法方面突出。這個階段的歷史參考系，最重要的就是中共建國當初那幾年在大城市裏的各種做法。香港目前主要還處於這個階段，不少現象會在下面探討，這裏先不論。

第二階段，大刀闊斧之後，就是在全社會滴水不漏建立意識和行為的監控機制，展開每一社會環節上的政治鬥爭和思想改造工程。這一點，共產黨很有本事。中共黨章第 30 條規定，社會上無論甚麽性質的團體甚麽單位，只要有三個黨員在，就須成立一個黨的基層組織，由上級領導運作。1949 年之後不久，這種黨的基層組織很快遍佈全國，1978 年經濟改革之後，更伸展到私人企業，包括外國投資在中國設立的公司在內。這個做法，是極少數中共直接從蘇聯共產黨那裏學來的東西。如果大家對照 1925 年的蘇共黨章第 93 條，便可發覺中共黨章第 30 條與之雷同。

這階段的仔細工作，已在香港的學校裏順利展開，便是民主派的家長也莫奈何；同樣的監控和鉗制工作會在香港社會其他環節陸續推行。這階段需要相當時間；在中國，到了 2011 年江澤民發動資本家入黨之後才得以在商界大力推行。這也是為甚麽北人提早在香港發難、不等到 2047 年的一個原因；要 2047 年中港無縫接軌，功夫得提早做，免得太近建政百年紀念年才出現 2019 年的局面，那就太難看。

第三階段，會像奧威爾《動物莊園》裏描寫的社會差不多，看起來會比第二階段平和，正如今天的上海比香港平和一樣；所有的專政對象已經壓服，一切必須的專政機器包括所需的額外法律和監獄都已設置，防暴隊不必天天出勤，黑警會再次對市民露出微笑，一國兩制好像真的實施得更完美、更方便西方一些政商人士唱好。

第一和第二階段會部份重叠，强力鎮壓不斷之際，黨章第 30 條開始積極全面落實。這既是當下發生，宜深入探討。

中共很少照搬老大哥

上面說，中共黨章第 30 條是從蘇俄老大哥那裏搬來的，但那僅是就實施全民監控時所用的組織工具而言；背後的思想根源 — 認為人民不可信任、須嚴格管控、懲罰，卻是吾國千年傳統。民國時期史學大家蕭公權教授力作《中國鄉村 — 論十九世紀的帝國控制》重現了清代對廣大農村的嚴厲監控體制 — 保甲制；有趣的是，這個監控體制並不與滿漢民族矛盾有多大關係，因為它早在宋朝就正式確立了。這裏頭有很大的諷刺。

國史學者多認為中國歷代皇朝以宋朝最開明，但蕭教授提醒說，保甲制是這最開明的宋皇朝的最大改革派王安石設計的。顯然，宋朝的所謂開明，僅局限於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知識分子）」的遺訓；對平民百姓，它還是老實不客氣。今年剛巧是王安石（1021 年 12 月 — 1086 年 5 月）出生的 1,000 周年，所以我上面說這是千年傳統。

其實，對人民的監控，秦朝就開始，不過整個做法制度化和在全國範圍推行，卻是王安石手筆。周諺說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其實秦漢之後已消失。1939 年，國民黨搞了一個《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在農村推廣對付共產黨；今天，共產黨以黨章第 30 條替保甲法借屍還魂，當然絕口不提有惡臭的「保甲」二字，卻是如假包換延續了中國專制政治傳統。

我們再看近年西方反共民主派當中流行的一個說法：「中共是個列寧黨」。包子搞國進民退，就是退回列寧史太林那一套。這個推論有問題，因為由國家控制關鍵行業的做法，中國到了漢朝就很成熟。《鹽鐵論》記載西漢一場官、學大辯論，就是 SOE 的勝利，儒生主張市場的歸市場卻慘敗，之後兩千年一直如此。民國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也不過是一脈相乘；到了蔣介石，連煙酒業也國有化，更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引綫。

中共極權思想九成源自中國

其實，搞社會主義大鍋飯的思想，深植中國傳統。傳說中的井田制就是社會主義初階。《禮記．禮運》就是借了孔夫子的口描述高階共產主義，比西方的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的提出早了二十多個世紀。清朝康有為的《大同書》更超越馬列，不止要取消私有制，還要取消家庭，小孩子生下就須離開父母，由國家托兒所包養。中國人搞共產，真的不必師拜列寧。中共掛馬列招牌，更多是當年為了拿蘇援，也由於五四運動之後知識界流行打到孔家店，不能跟在孫中山後面講孔夫子的「天下為公」。

這裏岔開說一個有關的問題。《禮記》是漢代的東西，《禮運》說的孔子故事，真實性存疑。大同思想更接近墨子的兼愛說；孟子為此痛批楊朱、墨翟「無父無君」。孔夫子本人注重社會等級倫理關係，難以想像他傾心共產。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禮運大同篇》是好東西，平等思想、烏托邦共產主義都是好的，起碼可以作為社會等級財富差異太懸殊之時的一種反省與呼喚。問題在於要實行它，就必須透過極權政府徹底改造人性；這在俄國導致列寧史太林主義，在中國帶來毛澤東思想，都是人類大劫。

言歸正傳。有人會說，極權就是極權，共產就是共產，壞蛋就是壞蛋，掛甚麽招牌也一樣，何必問淵源？那樣想就不對了。原因起碼有兩個。其一是，壞蛋如果變壞的時日短，要改邪歸正不太難；但如果壞蛋的壞，源遠流長，甚至已經納進 DNA，要改就很難，跟這種壞蛋鬥爭，不可能一時三刻就完結。台、港當年有些學者認為，中共信的馬列，是外來邪說，丟了就好；事實比這個複雜得多。中共的本質、作風和軟實力，仔細分析，其實絕大部份來自中國政治文化的惡劣一面，非常深厚。其二是，如果要推測共產黨的行徑，參考中國政治史往往能得到最多最好的提示。這就聯繫到本文題目說的問題。

香港社會因北方勢力全面君臨，出現前所未有的大混亂，這首先、也是最嚴重地見諸一直以來的保皇派（所謂建制派）。但保皇功能是一國兩制特定時期產物，現在北人準備全面管治香港，不需保皇，故此派的政治價值急促流失，內部更因爭寵而嚴重分裂。

翻翻歷史就知道，無論是大清改土歸流之時如何對付那些土司，還是老共當年建政之後怎樣處置一些曾經留用的前朝官員，那手段都非常毒辣。共產政權成立之初，一時無法完全取代從大都會到山卡拉那龐大政府機器裏的舊人，後者於是絕大部分得以留任，做法如同香港 1997；資本家在大城市如上海，因為有共產黨缺乏的生產管理技術，所以也在「公私合營」的幌子底下暫時逃過一劫。這些「寬大」政策，保住了過渡期的社會穩定。不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惡質不久就體現：狡兔死、走狗烹。

建國初年史的香港版

1950 年，毛澤東在農村大搞土改不夠幹部，於是吸納大批積極分子入黨。何謂積極分子？主要就是毛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裏客氣地稱謂的「游民」、馬克思說的流氓無產者。這些人「革命積極性」最高、鬥地主最狠，入黨升官也最快。一旦全國局勢穩定了，中共就借反貪之名搞「三反運動」鬥留任的前朝官員、搞「五反運動」鬥資本家；直接執行鬥爭的那些卒子，主要就是那批新入黨的游民戰狼。

千變萬變，共產黨的本質和手段不變，那是三千年中國主流政治文化（再加上一點馬列色彩）所決定的，因此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特府官員最上層和盤踞香港經濟的資本家中的大者，將面臨 1950 年代初中國大陸那批同類所經歷過的同一命運。其實，共產黨也真給了大家充份提示：2008 年初，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提出應該在香港建立第二管治隊伍；去年 5 月，為要取代自由黨而成立的紫荊黨浮出水面。這兩件事，對準的是誰，大家清楚。

看得最清楚的，當是這兩個箭靶群體中政治上最敏感、接收有關訊息最直接的那些人，其中當以兩個數字特首（689、777）為最。當然，共產黨不急於對付那些對它全無威脅的人，這些人識趣地讓開就好；不過，兩個數字特首都不是這等簡單人。777 後面是十多萬曾經效忠英國的公務員，同樣的背景早令之前那個冇數字特首無端身敗名裂。至於 689，雖有先見之明一早愛國，但其真身乃是背後一大批二流資本家的政治白手套，那些人總的實力不小，幾十年來和西方政商界打得火熱，護照每人有多少本不必說，也儘管爭先恐後都愛國了，但依然進可攻退可守，在共產黨眼中都非善類，而都是香港的 deep state，用完必須置諸死地，一個不留。這些過去的優勢、現時的包袱，兩個數字特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兩個數字特首為免短期即淪為待烹走狗，唯一也是最保險的做法，就是首先爭得回鍋再賣身，當二度特首。此事上，優勢似乎歸 777，因為其任內所作所為 689 無可比擬；然而，此姝愛國時程短、起點低，要洗好厚的港英底。不過，689 要翻盤，卻有嚴重障礙。此君當年上台金戈鐵馬，最後卻倉皇北顧趕將下台；壞到要炒魷，也令主子不好看，九五之尊怎麽挑了一個最後要丟的爛洋葱？若然又翻煲，那豈不是暴露主子一錯再錯？所以，包子夠鐘不走的話，689 也不必自作多情。

三批次走狗同一命運

689 無機不等於 777 有機。後者的剩餘價值，在北京上周替香港完成「政改」之後已大體歸零；兩者之間惡鬥，我看是北人按計劃分別唆使的，就像鬥蟋蟀用草撩撥，鬥得腿斷頭甩才過癮，最後兩敗俱傷臭不可擋須雙雙離場，以便換個諸如紫荊牌的商家以新形象架起一國兩制招牌到國際上再賣一次。

保皇派按其出現的先後，一共可分三個批次：土共，即「老左」；新愛國，即七、八十年代起開始左傾的；新香港人，1997 前後有黨國背景的南下北人，包括紫荊黨那批。要明白這三批次的保皇派所面臨的處境，可從 1949 年前後的歷史裏找參考系。土共和新香港人，都是共產黨擺放在港作「長期潛伏、隱蔽精幹」的白區幹部。中共黨史上的白區幹部下場都很慘。延安時期，一部份黨員或親共人士從白區跑到延安，但很快被視為反黨分子、間諜，有的斷斷續續被批判幾十年，例如丁玲；有的不久就處決，例如王實味；更有的飛黃騰達卻在文革中倒下，例如劉少奇。

中共講嫡系，老大是長征派，其他的都不是自己友。土共自 97 之後就遭排擠，以前在「大新華」（後來的「西環」）那批，97 之後被南來擠肥缺的幹部取代，很快沒戲。新香港人現在似乎很吃香，特別是在商界打滾的那批；但他們來香港日子越長的，以後越有可能被視為與香港敵對勢力勾結的叛徒。誰知道你做統戰工作的時候，有沒有給敵方反統了。當年老左派當中負責對高級知識分子統戰的羅孚（曾任《大公報》副總、《新晚報》老總），就是那個遭遇，被中國判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他晚年沉默寡言，有一次我和他吃飯，問他對共產黨有甚麽期望，這位前度老黨員用很決絕的語氣回答說：「我對共產黨沒有任何期望。」

兩個數字特首屬於新愛國，不少香港的資產階級亦然。這個批次投機倒把的多，尤其是中國變成强國之後才忽然愛國的，共產黨其實很清楚。北京要他們製造平穩過渡的局面，他們可算是交了貨，但如今北京不再需要在香港問題上搞平穩，於是他們改變戲路搞鬥爭，689 和 777 近年都是循此方向「進化」。分析這批次人士的命運，參考系大概就是 1950 年代初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那批華僑。不同的是，那批人真愛國的比較多，結果卻很多在反右和文革中被無情批鬥，連「有海外關係」也成為罪名，最後死的死、走的走，只有像錢學森那樣有極高利用價值、跟黨說謊（畝產萬斤糧、特異功能等）的極少數才勉强過關。

新愛國當中，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本土資本家尚不至於走投無路，便是在瘟疫底下，往英國之路仍安然無阻。最彷徨應是那批幫當今數字特首迫害港人的問責高官，一面被歐美制裁，一面因為根不正苗不紅卻薪高權重而引致不少人眼紅，近日更因防疫工作做不好，遭受前朝牛頭馬面攻擊，民間的一位女屈原也參與圍剿，真是兩面不是人。這些高官正在以中國速度把大批民主派送進監獄，但難保下一批不是他們。民國時期左派藝術家豐子愷有螃蟹畫諷刺國民黨，題為「看你橫行到幾時」，這畫今天再看很合適。當然，豐子愷文革遭批判，身心俱受摧殘而死，那時文革還未到盡頭。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