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宗關於平機歧視的新聞，是去年瘟疫在香港初爆發時，流行歧視內地人的回應續集 — 有民意代表指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不作為，沒積極為回應處理去年的歧視浪潮。按報導，我不單懷疑批評者有否先問平機會的工作進度才回應記者提問；似乎應該熟悉平機會工作的人士亦不掌握最新發展 — 事實是：平機會已於 3 月底完成研究。

要批評平機會不（更）主動調查不（更）快完成研究不（更）完善內部溝通，當然沒問題；問題是：在瘟疫反覆蔓延時，所有機構時而 work from home 時而 A／B 隊上班，網上開會又因保安問題不能開，面對面會議又因疫情嚴峻取消；要在此語境脈絡中，要有效維持日常工作已十分難得，更枉論大幅度優化服務（如更主動調查、更快速回應及再加強教育）。正如齊澤克在《Pandemic! 2》（OR Books 2020）中批評（特朗普式）民粹時指出：民粹言論批判不會提出正面建議（例如：如何修改現行《種族歧視條例》或平機會如何加快工作）。民粹言論亦不會希望現行機關消失（誰也知道平機會不會因瘟疫中一項對工作速度的投訴消失）— 萬一現行制度垮台，以後沒了攻擊對象，不單民粹言論沒市場 — 如果民粹倡議者要親身下海處理，她／他又不懂實務，那不是陷自己於險地令自己成批判對象？

市面流行兩項修法建議：(1) 承認並處理種族內的族群歧視 — 此狀況甚為平常：有上海人訕笑其他地方人士為鄉下人、同學父母不喜她籍貫河南的男友、普通話教材取笑福建人勢利 — 要解決問題，就先應承認問題存在；（有關分析，也可參見我另文）(2) 建立「居留身份歧視」及「內地籍貫歧視」— 這樣就可使居港未滿七年人士或旅客（尤其是內地人）受歧視時可受法律保護。主流意見是兩者並行。

我明白兩者互動互補，且看上去萬無一失，一定可以有效處理歧視內地人的情況。然而，似乎架床疊屋了：如果已有處理種族內的族群歧視，是否還有需要設立「居留身份歧視」呢？試想一個港島人到九龍半島被當地人歧視；不論她／他只是到九龍購物、工作或居住，種族內的族群歧視都已含蓋此人面對的不義了。又，若果兩建議均被接納，平機會是否有經驗人材有足夠資源處理呢？況且，如果「內地籍貫歧視」只為內地人（於 2020 年）面對的氛圍而設，那又會否有違平等機會精神呢？

修法的重點是一矢中的，並非萬無一失。因為，根本沒有萬無一失 — 不論刑法如何嚴苛及慎密，始終有人以身試法：大家都知破壞公物藐視法庭網上散佈不實言論違法，這些事是否曾經無日無至無法無天？眾人皆知不戴（好）口罩在封樓前離開有傳播 COVID-19 的風險，每天生活每日新聞還不是看到有人這樣做？問題不在「香港是否還是法治社會？」、「法律是否完備是否須與時並進修改？」或「是否執法不嚴權責不清？」，而是法律根本就是製造罪行的慾望機器 — 我過去在討論管制色情法規時，已指出禁制色情，反而創造了欠缺（Lack），意即搜尋享受色情的慾望。（《色／法》，圓桌文化（2015），第 4 章）然而，問題並不止於此；我們應進一步自問：為甚麼人類總是對欠缺念念不忘，明知填不平卻還要不停努力嘗試填滿意慾望深淵？

據（拉康／）齊澤克心理分析，人類進入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一個由語言法律教育交織創建的現世）並遭閹割，做成終身欠缺；閹割下的小物 a（objet a）遺留封鎖於真實界（the Real）內。如果人類於象徵秩序內安份守己而現世又物資無限，加上遊戲規則公平公開公正，兩個世界（象徵秩序及真實界）便可像平行宇宙互不相干。但是，象徵秩序背後的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不只一個，且不斷變化輪迴；而且一個主宰能指一個規則，個體有贏有輸 — 有限資源又那可平均份配？面對不滿，（部份）人便希冀重拾失落的小物 a，令自已（看似）再度完整。問題又來了，人類進入象徵秩序那一刻始，便被洗腦，忘記各自的小物 a 究竟有多少又是甚麼。各人唯有不停重回真實界嘗試尋找不同物件（小物 a 的替代品），企圖獲得終極小物 a。結果就是不停循環重覆沒有結局。象徵秩序本來就是因為要穩定續存，才努力將小物 a 置於真實界；所以，各小物 a 的替代品不停回歸，就是挑戰象徵秩序顛覆眾主宰能指。拉康稱整個過程為暗爽（Jouissance）。齊澤克常用的例子就是吸毒：癮君子不知吸毒危害健康違反法規嗎？為何她／他仍要繼續執著不能自拔？不就是因為固有象徵秩序不能滿足所有慾望，（誤）以為吸毒毒品（帶來的痛快）就是小物 a 嗎？

同理，更多法律規矩不就只會重複閹割主體連續生產更多小物 a 嗎？只要個體不滿當下現世狀況，她／他便會造訪真實界享用小物 a（替代品），令既有象徵秩序不穩。那是否取消法律就會令犯罪消失？理論上當然可以 — 沒有法律沒有執法沒有法庭自然就沒違法；但，事實上，只要有主宰能指有社會運作原則便有犯規，而法律機器經過多世紀實踐實驗，仍然是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不應也不可隨便廢除。問題重心不是法律機器，是多餘的複雜規定。例如，禁止性侵犯法規將個別身體器官神聖化，並將與那些器官相連的行為及相關人士加上無謂標籤（如女性被侵犯後市場價值下降），就是多餘；所以，我贊成福柯的建議，把法律去性慾化（Desexualization），把焦點放回身體，不是性慾及因此加諸的價值判斷。

當然，去性慾化不只簡化法律，而是令人質疑反省法律秩序的其中一個主宰能指 — 即男性本位霸權。從暗爽不停重覆出現，並挑戰既存的主宰能指的永遠輪迴中，我們明白世上根本沒有永恆強力自有永有的主宰能指。由於客觀環境的急促變化（例如互聯網、手提電話及瘟疫），主宰能指之間的角力（例如新聞中立 vs. 價值判斷），每一主宰能指都不可抗拒演變和死亡。也就是說，新形勢出現，主宰能指還不主動自我反思檢視的話，而只在既有框架內修改法律，不單不會取消暗爽，甚至產生更多主宰能指意想不到的小物 a（及由此而生的新型暗爽）、更多對主宰能指的嶄新挑戰。那又如何面對呢？又是多加法例、加強執法？雖知主宰能指不變化，法網如何收緊，暗爽依然日日新招一直迴路。

須注意：反省主宰能指不是取消它，也可以是調整主宰能指之間的關聯 — 有些能指（如反歧視、防疫、反父權）才剛冒起，甚會容易消失？主宰能指之間的合作互斥，當然會影響象徵秩序的重構運作及交織模式（如法律與教育的合作配合）。在瘟疫也成為新主宰能指的當下，加上虛擬世界已與現世同樣重要，新常態（New Normal）早已運行運作，主宰能指的生命週期、象徵秩序的組成運作及暗爽迴路的變化力量，都是前所未有沒有先例。

因此，主流的兩項修法建議，既然可能有重疊及生產更多小物 a／暗爽之嫌，那還不如簡單直接只提兼有海外先例的種族內的族群歧視。當然，立法者亦應深思歧視內地人這動作的主宰能指是甚麼 — 如果是純粹歧視，那修訂《種族歧視條例》自然有效對症下藥；但如果動作的主宰能指是對現在政治狀況不滿（意即歧視只是替代品），那主流的修法建議（尤其是「居留身份歧視」及「內地籍貫歧視」）會否只是誤中副車，甚至會否因法規多了複雜了而令違法（機會）也自然多了？換言之，提供了更多小物 a，結果就是為挑戰現行象徵秩序提供資源火力呢？有論者指出：暗爽出現，反令法律機器更體會自身威力權勢（猶如沒有奴隸，主人不知自己位置的 SM 情意結）；然而，在亂世，這真是我們所需嗎？要令一個（沒有立法權的）主宰能指消失，是否就只是靜待它的小物 a 自動出現？在前無前例的新冠政治（Corona Politics）下，當權者既不可不立法處理歧視，而法律條文又不可太嚴但又要精準，而且還未必能處理歧視的（真正）動機。當中苦惱真是非語言（象徵秩序的份子）所能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