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場新聞》調查記者陳信熙】

認識阿包的時間不長，知道她視新聞為志業，是位嚴謹的記者。昨午我看着法庭判決的文字直播，裁判官逐點反駁辯方，確立她如何「明知」、「在要項上」作「虛假」陳述，最後宣布罪成，不自覺多次歎息。

一個查車牌的簡單操作，被拆開好幾部分，逐點指出如何成為「犯罪元素」，對於付出無數心血追尋真相，力求報道準確持平的阿包和《鏗鏘集》團隊，想必是難以言喻的巨大委屈。

裁判官所指的「毫無合理疑點」，我不同意。

港台是政府部門，有《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新聞採訪和報道可謂全行最多規矩、最嚴謹。如果明知件事可能違法，怎會去馬？再者，如果明知，還會將查車牌過程的「罪證」拍低，以身試法嗎？

疑點重重的裁決

運輸署申請表上的 3 個用途選項，是「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及「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尤如多項選擇題。正常合理的人，第一、二個選項不適合，最後一個即使並非 100% 適合，都會剔選。

我不是在憑空設例，全行記者有需要查車牌時都會剔選第三項，原因是傳媒查車牌一直都合法，無人諗過運輸署改張表格，傳媒會由查到變查不到。既然合法，填表時自然會剔最合適的選項，不會逐個字研究。

即使真的研究，其實都難明。「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交通」和「運輸」的分別不易理解，而即使無「新聞報道」的字眼，這選項卻有更廣意義的「其他」兩字。所以一般人自然理解，它是指前兩個選項不包括，但又與車輛相關的事。

你可以說這個理解錯誤，但如果記者的確這樣理解而去查車牌，還算不算「明知」故犯？為何這不是合理疑點？

署方不說　全行靠估

裁判官又指，裁斷阿包是否「明知」時，推論出她運用查車牌所得資料採訪和報道，判詞的下一句是「但採訪和報道的用途本身並非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這亦是控方的說法，但直至庭審，我們才知悉。

阿包去年 11 月被捕後，《立場新聞》、《蘋果日報》及《香港01》記者都去過運輸署辦事處，問職員以「新聞」用途查冊，應該剔哪個選項，結果 3 個傳媒都得不到答案。

我和同事當日表明身份查詢，等了約 45 分鐘，以為署方正準備解釋，豈料一名行政主任卻稱雖然表格由署方提供，但她不會解釋用途選項的涵蓋範圍，「你 （記者）可以揀你認為適合的選項，但我哋唔會建議點樣填。」

運輸署 2019 年改表格至今，從無說明用途選項的涵蓋範疇，這點辯方亦曾提出。署方不說，全行「靠估」：是否與車輛有關就可以查？應該不是，因為範圍太闊。交通意外、非法賽車、騙案、危駕、搶車又能否查？眾說紛紜，沒有結論。

毫無疑問，這些討論都是由阿包被捕引發，此前無人提出過。阿包不自辯，無接受盤問，裁判官如何確定她在署方不說、行家無討論的情況下，必然明瞭「採訪和報道與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若她根本不知情，是否仍屬「明知」而作「虛假」陳述？這個又為何不是合理疑點？

書面申請可行嗎？

判詞續指，如選項不適用，應另外書面申請。裁判官有無了解過是否實際可行？《立場》上年正正去信申請失敗，署方回信時還附上空白申請表，要求重新填寫。

這案庭審時，運輸署一名職員曾書面作供，他正是去年回信予《立場》的同一位職員。如果裁判官進一步問控方，這名職員應能全面向法庭交代如何處理書面申請。

如真有其他更合適方法，相信阿包一早選擇。調查報道力求滴水不漏，一個小錯處足以推翻整個報道，一絲不苟如港台，若發現有漏洞，可以補的一定盡補。事實是，由阿包被捕至今，全行仍未找到另一方法，完全合法地查車牌。

當記者成為「罪犯」

元朗 7.21 襲擊是社會左中右都關心的事，記者為公眾追查真相竟然有罪。裁判官在求情後判刑，僅稱關乎社會關注事件，然後罰款 6,000 元，隻字未提新聞自由、傳媒的社會角色。這是記者們最失望之處——當我們期望法庭伸張公義，卻換來一大盆冷水。

社會真的可單靠執法部門維持正義嗎？大至高官涉貪、僭建、與富商樓換樓、漏報利益、基建醜聞、權貴套丁，小至霸官地、壓榨勞工、不良營商，消費騙案，傳媒揭發後獲跟進，然後糾正的例子多不勝數。

刺痛權貴的調查報道，由於牽涉很大指控，記者每一步都是戰戰競競，如履薄冰。前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師黃仁龍前年在《明報》撰文，闡述過這觀點。該文標題是向新聞工作者致敬，曾蔭權年代，傳媒監察政府的力道不比現在輕，但政府中人展現出應有胸襟。

今日裁判法院非但無維護傳媒的工作空間，更作出嚴重削弱新聞自由的裁決，當眾宣讀尋真相記者的「罪狀」，我們都成了「罪犯」，日後面對的處境有多艱難，實難以想像。但調查報道不會消失，社會有不平事，記者就會查，這份追求真相的精神會延續下去。

「我衷心希望業界，我哋一齊搵到方法，繼續信守我哋嘅價值，繼續履行我哋嘅天職，我哋唔好就咁放棄」，昨日西九裁判法院外，被裁罪成的阿包如是說。


陳信熙
《立場新聞》調查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