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自以为是柏拉图】

「……既云天才，顧名思義，定然會比一般人更具個性，惟其如此，也比一般人更沒能力適應社會既定的有限模式而不受到禁錮的傷害，這些模式本是社會為避免其成員各自形成性格而招致麻煩才規定的。假如他們因怯懦而被迫同意將自己納入那少數模型之一，而令自己所有還未能展開的天賦在壓力下繼續保持淹沒不顯，則對社會而言，雖有天才卻實未受其益。假如他們性格剛烈，則必會掙脫枷鎖，致令社會因未能成功磨掉其棱角以使之平凡而蒙羞，因此就會為其加諸“野人” 、“怪物”等等帶有嚴重警告意味的稱號；這跟有人看見尼亞加拉河激流沖盪，就抱怨它不像荷蘭運河那樣沿著兩岸堤渠靜靜流淌有什麼不同嗎？」——《論自由》J.S.Mill 孟凡禮翻譯版

這段話暗示了天才總是帶有一定程度的無政府傾向，這恰好在唐鳳對自己的定義「持守的安那其 (conservative anarchist」裡得到了回應。

「我不是為政府工作，我是與政府一起工作，我不是為人民工作，我是與人民一起工作。」一方面自是解釋為什麼一位自稱安那其的人會加入政府，另一方面也顯出天才的驕傲。天才不願屈居於政府，亦或人民。

對於一切政治共同體來說，如何馴化天才似乎是永久的難題。自古希臘伊始，雅典人公投處死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出於「以免使雅典人對哲學第二次犯罪」而選擇自我放逐，到近現代的納粹德國、49年後的新中國與國安法後的新香港。被迫害與流亡一直是最高貴的靈魂無法避免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唐鳳並非是在看似能解決這一難題的現代自由民主制中成長起來的。她出生於1981年，處於威權時代的尾聲——以下是發出的聲響：

「……曾經有一次，有一位拿不到第一名就會被爸爸打的同學，憤憤不平地對說他說：「你為什麼不死掉？如果你死了，我就是最好的了。」

「……他偷偷睜開眼被老師發現，結果，因為他是班長還違規，被老師用掃把打了一頓。

本來他很喜歡的音樂課，換了老師之後，那位老師會拿著「像教室木頭椅腿」一樣粗的棍子打人。

當班長的他，被老師要求要維護班上的秩序，老師叫他把違規同學的名字記在黑板上，那些同學就會被老師處罰。他回家後跟媽媽說：「同學們都恨我，下課跑來揍我，我好難過。」

「……他不想讓同學看，拿著考捲逃跑，四、五個同學追在後面，他一不小心摔在地上，其中一個同學追上來，使盡全身力氣對他踢了一腳，他撞到牆，昏了過去。

媽媽把他帶回家之後，在洗澡時掀開他的衣服一看，肚子那裡有一大塊瘀青，可見當時同學踢他的力道有多大。

這只是他漫長學校生涯中的一天。

這一年，他常常在半夜做惡夢，哭著醒來。有好幾次透露出想要自殺的念頭。他常常請假，沒有去上學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哭、看書、發呆。後來，他終於跟媽媽說：「我不要去上學。」

我們無法把這些段落視爲「天才在自由的空气里自在地呼吸」。毋寧說，唐鳳是幸而没有被毁掉。

繼而「唐風對台灣的愛從何而來？」成爲一個困惑的問題，比起愛台灣，或許更能接受她恨或厭世。

而「愛台灣」的第一次湧現看起來不在台灣，而是在德國：

……在這個時候，有另一個來自美國的華裔訪問學者，也看出唐鳳資質優異，希望能說服唐家，讓唐鳳去美國名校就讀。

就在大人兩難的時候，唐鳳跟媽媽說：「媽媽，我不想留在德國，也不想去美國。我要回台灣，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長大。」

李雅卿一下子傻住，她沒想到孩子竟然會想要回到台灣讀中學。比起小學，中學是升學壓力更大的地獄。曾經那麼痛苦的日子，難道還要重新再來一次嗎？

唐鳳對著媽媽說了這樣的話：「我在台灣那時，還是四年級的學生，雖然跳級到六年級上課，但常常覺得無法跟同學說道理，因為同學聽不懂。來到德國，我降級一年，重讀四年級，班上的同學雖然年紀比我小，卻比我成熟，比我會處理事情。德國的同學不比我聰明，可是他們長得比我好，比我有自信。我常常想，為什麼台灣的小孩要那樣長大，而德國的小孩可以這樣長大？我要回去，我要回台灣做教育改革！」

這番表達頗有些民族主義色彩。實際上這種看起來「不理性」——以至於只能用「愛」去解釋——的選擇日後又發生了一次，就是放棄了「一週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輕鬆，一個月收入也有兩萬美元」的工作，于2016年進入台灣内閣擔任數位政委。唐鳳選擇台灣顯然不是因爲她只能待在台灣。

於是我們可以說，「政治共同體如何訓化天才」的難題，被天才自身化解了。亦表示，這沒有給我們更多關於現實政治如何解題的啓示。因爲我們無法保證下一個天才同樣如此。

自由民主制下的天才或許能夠茁壯成長，但如何使其服務于公共利益，甚至不成爲顛覆者?自由民主制是否做好準備面對反自由民主的天才?

蘇格拉底即為民主制下培養的天才，而記錄其言行的《理想國》則被認爲「古往今來最反民主的著作」。雖然我們同樣能夠從柏拉圖對僭主言行的描繪中判斷，柏拉圖似乎會同意丘吉爾的話：「民主制是糟糕的政制，卻是人們所有嘗試過的之中最好的。」

中囯面對天才可能帶來的風險，基於其「對權力的病態式敏感」，選擇以極盡所能抹殺其存在與生長的土壤，來試圖使得問題本身不再存在。而自由民主制無法如此行事（與控制疫情無法運用「低人權優勢」理由相同），因而對自由民主制來説，存在永恆的矛盾與衝突。

多樣性是永遠存在的，這就是言論自由和辯論如此重要的原因。「戰爭的目的或者說抗議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恢復理性的論辯，恢復言論自由。」這也予以警示，一旦忘記了反思，我們將不得不從「一切將自然得到解決」的溫床上驚醒。

*灰底引用段落皆出自《唐鳳：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by丘美珍、鄭仲嵐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作者簡介：连发这篇文章都让我感到恐惧，于是我感觉自己像等待斯大林（Stalin）的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