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的阿文（化名）撐著拐杖，吃力地來到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道出他在回收場受工傷後，險被上司趕出工場、向勞工處追訴無門的無奈。親歷工傷之痛，他與一群受工傷的打工仔，加入向政府爭取設立「工殤紀念日」的行列。

每年 4 月 28 日，是國際職工會聯盟（ITUC）訂立的「國際工殤紀念日」。香港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已是第 25 年向政府爭取，將這天訂為「工殤紀念日」，至今尚未成功。政府曾解釋「工殤紀念日」定性過於負面，反過來宣傳「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

阿文質疑政府過往只懂「唱讚美歌」，「不懂真正解決血淋淋的問題」，即使用再多「動聽」的字眼，社會仍然不重視問題。

高處墮進廢鐵 痛得透不過氣

現年 40 多歲的阿文（化名），撐著拐杖，吃力地來到工權會在藍田的會址接受訪問。他要將自己由受傷、到僱主逃避責任的經歷說下來。

約一年前，阿文受疫情影響轉做回收業，在網上找了一份於新界西北廢鐵回收場處理廢鐵的工作。一上班，他發現工作環境非常惡劣，不但燈光昏暗﹐堆疊起來的「廢鐵山」足足 10 米高，隨時有倒塌下來壓倒人的風險。

工場裡，機器不斷攪爛廢鐵，空氣中塵土飛揚，但公司沒為員工提供工業口罩，阿文須自備。上班不足一星期，他的上司要求他拿一把單邊木梯，爬上形狀如漏斗的機器檢查，不竟機器突然開動，令他從三、四米的高處墮進廢鐵，他即時「痛得透不過氣」，全身每一部分都感到痛楚。

上司嘗試趕出工場 僱主圖取消救護車

但令阿文更痛苦的，是上司和僱主的反應。事發後，上司即時做的，不是慰問他的傷勢，而是說：「馬上脫下工作服！」，並想趕他出工場。直至他自行召的救護車到場，僱主還對他說：「取消！唔好上救護車！」阿文指當時沒有「工傷」的概念，對僱主只有疑惑：「你一句都無問我傷成點樣？」、「趕我走係咩意思？」、「點解要咁做？」

阿文因為身體多處受傷，要留院一星期，他不斷致電僱主，都不獲接聽。在工權會協助下向勞工處申報工傷，據他所指，勞工處人員多次嘗試到工場了解情況，但因為「工場鎖咗門」，難以跟進。僱主數個月後主動呈報處方，有人報稱工傷，但不承認事件，亦終於讓處方人員進入工場，視察情況。但阿文指「現場咩都唔同晒」。他最後決定入稟向僱主索償。

工權會：事件反映勞工處權限太小

協助阿文的工權會幹事余嘉浩指，勞工處人員已很「落力」，不斷嘗試致電阿文的僱主，但處方權限始終太小。他認為，若果勞工處當日有權力，以懷疑工場有工傷事件為由，要求進入處所檢查，已能即時找到現場證據，並發現工場環境的惡劣。

但處方最後只能待幾個月後，讓公司放行才能進入，環境都改變了。他又提到若果勞工處有裁判權，以「勞資審裁處」形式專門處理工傷糾紛，就能讓工人避免遭受工傷後，仍要聘請律師代表，經歷漫長的民事索償程序追討賠償。

歷切膚之痛 望社會記得「血的教訓」

阿文經歷意外後，至今左肩和左邊大腿活動仍有障礙，以往能參加馬拉松的他，現在要靠拐杖出入，行樓梯也要扯著扶手上落，形容自己活像「廢人」。親身經歷過工傷，他最希望僱主能對勞工「如人看待」，質疑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對勞工保障根本和這形象「不相襯」，呼籲政府成立「工殤紀念日」，讓公眾一同記住「血的教訓」。

「為甚麼死一定（代表）負面？」他認為正正因為記住這些死亡個案，社會才更重視工人的安全問題，質疑政府只宣傳「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是「粉飾太平」、「唱讚美歌」，「不懂真正解決血淋淋的問題」。他質疑政府過去用再多「動聽」的字眼，社會仍然不重視工傷權益，證明做法根本沒用，「為何不直面問題？」

「工人犠牲造就許多人的成功」

同樣經歷工傷的 May 現年 56 歲，兩年前在酒樓工作時，懷疑因為僱主沒鋪上防滑地毯，令她在廚房外的通道滑倒，造成脊椎受損。兩年來，她時常痛得無法入睡，長期要服抗抑鬱藥。她很希望香港社會能紀念工人的傷亡，認為是工人的犠牲才造就了很多人的成就，「香港有幾多老闆？」，「香港好大部分人都在做工人。」她盼望能教育僱員好好保護自己，不要做到「有翻工、無收工」，以致再有人猝死。

年初至今 23 人死於工傷 超過一半屬建造業

根據工權會的紀錄，單是年初至今，接近 4 個月已經錄得 23 人在工作中死亡﹐當中建造業數字佔最多，有 15 宗；運輸及貨倉業有 3 宗；保安佔 2 宗；家庭傭工有 1 宗；還有 1 宗來自零售業。

工權會自 1981 年成立，為因工業意外受亡的工人及其家屬提供援助，自 25 年前開始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要求於當眼位置豎立「工殤紀念碑」，紀念殉職工人。但至今政府仍未答應訴求。

「認錯」才能令社會前進

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 25 年來仍未成功，工權會幹事余嘉浩認為，他相當明白箇中原因：因為政府不想將香港每年有多人因工作而死，定性為一個「問題」，「唔想認錯」，但他認為政府正正缺乏「認錯」這一步，只想以歌舞昇平的方式宣傳職業安全。但缺乏這個沉重的前提，很難令社會明白「點解要咁重視（職安）」。他以德國總理在猶太區紀念碑前，為納粹的集中營暴行跪下為借鑒，指出政府必須先帶領公眾承認錯誤，才能令社會一同改正、前進。

文：鄭凱文

攝：Oiyan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