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基本嘅心態係『重聚』兩個字，真係好想好想同 Sunny（張崑陽）一齊打機食飯，真係好想見返大家。」23 歲的 Jerry 說。

剛於中大政治及行政系畢業、現任社會學系研究助理的袁德智 Jerry，曾為中大學生會首個本土派內閣「星火」的外務秘書，中學參加模擬立法會而與張崑陽成為好友。兩人上大學後亦自組讀書會、研討會，閒時打機、飲酒、打邊爐，到了反送中運動，在張崑陽成為新聞人物之前，大小集會和街站就已見到 Jerry 與他的身影。

這一年，《國安法》實施了，朋友一個又一個逃亡、被捕，Jerry 同時看到驚恐的香港人成千上萬地離港，公民社會一片靜寂。輾轉思量近兩個月，他決定成立「開站師」，帶了一張枱、一支咪、一疊傳單，沒有特定議題地在各區「為開街站而開街站」。

「用一個喪開街站嘅方式，去希望大家，一齊用集體行動戰勝恐懼。」他說：「我想向香港公民社會證明，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人，願意留守香港去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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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大法好」 抗爭新常態

「國安大法好！辛苦晒咁多位國安！」

「開站師」首次行動當日，Jerry 與成員一起在西洋菜街擺「宣揚」《國安法》街站，一邊喊著「國安大法好」，另一邊傳單列出自《國安法》後共 100 人被捕、多項自由指數大跌等資料。他形容全是事實陳述，大概沒有犯法。不過，不出 20 分鐘已有十多名警員及督察到場，拍攝開站三人派傳單的模樣，再抄低身份證資料。

「開站師」成員包括早前被封殺的中大學生會「朔夜」外務副會長羅子維、浸大學生會評議會秘書胡凱仁 Ryan，以及被戲稱為「站長」的 Jerry。三人最近被中聯辦控制的《文匯報》以頭版炮轟，指他們以不同組織名義「播獨」，包括「開站師」。羅子維笑笑地指著報導中形容三人的句子：「老是常出現」。

昔日自稱本土派的 Jerry，今天擺街站派傳單叫喊「國安大法好！」他形容這是後國安法時期下「新常態」，「我以前會覺得 ，哇大佬，你講句嘢都要自我審查， 又咩謹慎，咁廢。當時我哋係好雄心壯志咁樣要去證明本土派㗎嘛，要將本土嘅理念發揚光大，但 2019 年之後好多嘢，大家都心領神會啦。」

現在，他認為必須要接受一個事實：《國安法》已經於香港實施，而願意行動的人數已寥寥可數，如果社運人士不謹慎行事，再被清算時，只會令其他香港人更懼怕參與政治活動，「呢個係一個要接受嘅抗爭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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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的「加速主義」

曾經， Jerry、羅子維等人也被《文匯報》拍下同行相片，登上了 A2 版面，獲得「一格」報導，但登上頭版卻是首次。「有啲悲涼，兔死狐悲。何德何能啊真係，連我呢啲爛頭卒，都畀人擺上去重點招呼」，羅子維苦笑道。

Jerry 自言，不如友人般適合成為政治領袖，故一直居於幕後，即使在眾多素人出選區議會的時期，也絲毫沒有「拋頭露面」的念頭。他曾經在社交平台貼出合照，與張崑陽、梁晃維、鄒家成、岑敖暉等人分別多次打邊爐聚會，相中大家笑得合不攏嘴。然後，相中人相繼逃亡海外，或被指違反《國安法》而被捕。

最後只剩下 Jerry 一個「倖存者」。

「以前一直覺得，總有人係企得前過我」，他說，「但而家前面啲人已經無晒。」

首先是社運圈最相熟、投契、認識多年的張崑陽流亡；然後今年 2 月 26 日，Jerry 與梁晃維相約午飯，突然新聞報導指，「民主派初選案」被捕的 53 人需提早報到，當中正正包括梁晃維，外界揣測眾人難獲保釋，或從此與外界隔絕。

Jerry 當時仍心存僥倖：「我開頭都冇話係覺得係最後一次見面，但佢嗰時就話，可能真係最後一次食飯，我都覺得自己幾天真。」結果那真是最後一次，「咁就無啦，真係最後一次…以後見都隔住玻璃（見面）。」

談及成為「開站師」的初衷，Jerry 說，希望令本來彌漫恐懼情緒的公民社會再現漣漪。然而，當提到已逃亡的張崑陽、身陷圄囹的梁晃維，他又洩氣地說，「其實真係好簡單，我做咁多嘢其實都係想同朋友食想餐飯，可能唔係為民主㗎」，他笑說。

「好簡單好卑微嘅願望，成為咗我而家諗住去搞咁多嘢同埋堅持嘅動力，真係『重聚』兩個字」。

不少示威者愛以「加速主義」形容政權愈打壓，民眾愈快可以反抗成功，但 Jerry 心中或許有另一種「加速主義」。

「我會諗，我每做一件事，其實就喺加快緊我見到佢哋（戰友）嘅嗰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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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就是「抗爭派」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去與留幾乎成了示威者每次行動的討論重心；到了 2021 年，同一個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再出現。

如今，移民成了香港最熱門話題，根據統計處資料，去年本地淨移出人口近 4 萬人，創歷來新高；彭博行業研究發表報告，估計 2021 年香港將有約 1.31 萬至 1.63 萬個家庭移居英國。記者觀察有關移民的 TG 群組，群組成員動輒數千。

「開站師」主張香港公民社會仍有空間可鑽，呼籲眾人留守香港，但移民潮又似乎大勢已成，眼睜睜看著眾人離去，難道不覺心理不平衡？

Jerry 苦惱地皺眉，「我其實唔太明白點解咁多人需要逃亡，或者佢哋叫『移民』」，他回憶 2017 及 2018 年也是本土派的低潮，公民社會如一潭死水，連他自己也一度意志消沉。但教他意想不到的是，2019 年竟爆發一場毫無預兆、前所未有的全民運動，他反問：「點解我哋唔喺上一個低潮中學習？」

他認為目前情況無疑「好差」，但香港公民社會仍有生命力，「只要我哋繼續留守喺度、唔選擇去逃避嘅話，我相信我哋日後都係有時機，可以再有一場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出現。」Jerry 說：「我係好確信有呢個時刻。」

Jerry 認為，街站是一個互相充權的過程，容許香港人在有限政治空間，以實際行動在各自崗位、按能承受的風險對抗恐懼，「好多人都覺得好憤怒或者好不甘，佢想做啲嘢，但唔知做啲乜嘢。『開站師』就係俾我哋可以做第一個挺身而出嘅人，可以帶起民主運動嘅漣漪作用。」他說，只希望大家在各自崗位「盡做」。

他又形容留下來的都是「抗爭派」，「只要我哋每人再踏前一步，去畀人哋感受，原來我哋仲有好多人，願意喺一個咁高壓政治環境底下，仲一齊去結伴前行嘅話呢，我哋一定可以用一個行動去打嬴一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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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嗎？

問題是，不是每個香港人願意為香港民主而「留守」，有人提出海外重聚、香港城、集中國際陣線等倡議，移民資訊和廣告鋪天蓋地的湧至。2019 年抗爭者常道，「愈多人留守便愈安全」，反之，愈少人留下來，留守的人「代價」便愈大。

堅持做留守的人，值得嗎？

羅子維笑言，訪問登出後，留言區一定有人勸他們離開：「聰明啲啊年輕人，我哋同佢鬥長命！」不過，他們不願放棄已被捕、無法離去的人。

大學二年級的「開站師」成員 Ryan 也認為，自己失去的只是微不足道，「經過 2019 年後，到底自己追求緊嘅係個人嘅民主自由，定抑或係香港土地嘅自由？我覺得係要分到好清楚…我放棄咗讀書嘅時間，可能仲有搵政府工、做公務員嘅機會，但相比其他人受嘅苦難，其實都唔算係啲咩。」

「我會反問一個問題，點解係被壓迫者要離開香港？要走嘅，應該係壓迫我哋香港人嘅人。」Jerry 說，放不下對香港土地的牽絆，「香港土地已經成為咗我哋嘅情感投射。就算你走咗，你都會對呢個土地有情感，因為你同香港之間嘅牽絆，會永遠不停咁不斷牽扯住兩者，你個人走咗，但個靈魂走唔到。」

Jerry 又同意，「重聚」的不應只是他與張崑陽、梁晃維等人，而是每一個手足，「香港嘅社會有咁多人仲坐緊政治監，仲有好多喺經濟同埋政治上面都被壓迫嘅時候，佢哋點樣走呢？…如果我作為倖存者，唔去為佢哋做啲嘢嘅話，我呢一世都一定好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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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三人都是一心投身政治的新世代，對付出代價早有覺悟。

談及對於欲去之人想說的話，思考良久後的 Jerry 問了一句：「你走咗，可能你自己發展好好，但嗰班人就永遠.…你係咪真係捨得揼低大家呢？」記者不禁半說笑地問「你係咪道德勒索緊我哋讀者？」Jerry 笑笑後又思考良久，後來再補充，留下來的崗位有很多，不一定是擺街站，也可以是支持廣東歌、看「四台聯播」。

他強調，香港不是沒有希望的。

Jerry 提及，梁繼平在立法會曾除下口罩說過，如果反送中運動一失敗，香港公民社會之後的十年時間，都會一沉百踩。

他說：「我只係希望證明，只要香港人仲存在著嘅話，香港公民社會可以沉，但絕不可以一沉百踩。」

後記

「開站師」至今行動了近半個月，已開始為人所知。多年前曾為 Jerry 學生會內閣助選、現因「初選案」被還押的劉頴匡，得悉 Jerry 的行動後，特地寫信支持：

「從不同渠道都知 Jerry 等人堅持開緊街站，知道出面仍然有人努力不懈咁做嘢都感到十分鼓舞。

我覺得仍然留低嘅人比起『懦弱地離開』更值得被關注，希望大家都可以畀多一份支持同鼓勵所有仍然頑強堅持信念嘅人啦！」

文／莫曉晴

攝／Kenji Wong, Fred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