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前寫哲學碩士論文時，曾讀過一篇文章，作者認為社會把老年病態化，而當年在香港譯名叫「老人痴呆症」（一個錯誤的譯名）的標籤，則是這種病態化的極致，往往單以生物醫學論述建構高齡者的形象，忽略了從當事人的觀點和角度，理解疾病的意義和病人的存在處境。

多年後，許多人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加深了，知道它不是正常老化過程的同義詞：例如在香港，每十名 70 歲以上的長者，只有一人有認知障礙症（但 85 歲以上，每三人有一名），有不同的成因、階段（近八成半個案屬輕度）和程度（許多病人仍能如常生活）；不同的種類，病情有不同的發展速度；及早診斷，可透過各種藥物和非藥物類的手段去減緩退化；更有不少方法例如提高教育程度、多運動多社交活動多刺激大腦活動、預防中風等去預防。不過大眾媒體對此病的描繪，往往仍屬表面，有時加深了不少定型，污名化亦令許多患者諱疾忌醫。

今天自己走去戲院看了《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其實正如上文所說，譯名有誤導）。年逾八十的男主角安東尼鶴健士，演技精湛，舉手投足，由開場到結束，一氣呵成，得到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實至名歸。

（以下有劇透）

有朋友形容這是一套驚慄片。在筆者的 DVD 影碟收藏庫中，關於認知障礙症的電影，最少有十部八部（港人比較熟悉的佳作，港產片有《幸運是我》（2016）和《女人四十》（1995），西片有 Still Alice（2014）、Still Mine（2012）、Iris（2001）等，而 Amour（2012）可能是關於多次腦中風導致的梯級式退化），所以對這類電影主題或結構算是熟悉。

但本片與很多同類電影不同的是，本片不單不搧情，而且是從安東尼的第一身角度，深入描寫有些病人的病情發展到某些階段，因為記憶的衰退、幻覺幻聽妄想的出現等，觀眾能切身處地地感受到，因時空重叠和真假交雜造成的混亂和極度恐懼，對部份病人的情緒不穩、問題行為和多疑，多了許多的諒解。筆者一路看電影的時候，便一路思考如何與這類患者溝通最恰當。

同時，觀眾對應否把否認自己日常起居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變差的至親送入護理院舍（而又無能力提供家居照顧又欠缺社區支持）的家人的掙扎，亦增添了同情。

不知道筆者將來某天會否變成這樣 — 近年一些研究指，這疾病部份成因或與較早年的睡眠質素有關，而我目前雖有其他保護因素，卻是長期睡眠不足的人。筆者只希望就算病情進入中後期階段，照顧者（無論是正規的或是非正式的）亦能獲得社會的重視和充份支援。畢竟因疾病導致嚴重衰退的人，就像所有互相依賴的社會成員一樣，其道德地位由社會關係和互動中賦與。

參考資料：
Lyman, K. A. (1989). “Bringing the social back in: a critique of the biomedicalization of dementia“, in Gerontologist, 29(5), pp. 597-605. doi: 10.1093/geront/29.5.597. 
區家麟（2021）。《爸爸可否不要老》是一齣驚慄片。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