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慧麟（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編按：本文為《「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推薦序（二）

在亂世中，本書的中譯本終於出版，確實是及時的。

研究英國殖民地法制的學者，都有一個疑惑：為什麼英國法律學者一直推崇的，以尊重個人權利為主的英國普通法制度，移植到殖民地之後，卻變形走樣，成為了壓制人權的工具呢？

而且，這些殖民地在獨立後，卻不斷對外聲稱，這一套已經變形走樣的普通法制度，是英國在殖民地留下的遺產，是「法治」（rule of law）的體現呢？

新加坡法制的研究價值

英國的普通法制度，是一個由英國歷史發展衍生出來的制度。英國法律學者一般至少從四方面入手：由《大憲章》（Magna Carta）以降的限制貴族與皇權的鬥爭歷史；由中世紀以降，人民與政權之間的內部鬥爭過程；以及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令工人與資本家產生階級矛盾，迫使政權需要加強工人權利等角度，以解釋英國普通法制度，如何由一個維繫皇權的壓迫性制度，演變成為一個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律制度。

但是，英國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卻有所不同。不同的殖民地，在英國侵佔之前，大抵都有其處理糾紛的制度，又或者有相當成熟的法律體制。在英國入侵之後，殖民地政府將英國普通法制度，強加在這些土地上。往後，這個由上而下強加予殖民地的外來法制，不斷擠壓原有的法律制度或者處理糾紛的方法，最終在殖民地政權的強力推行下，殖民地法律制度取得壓倒性的主導地位。

英國殖民地的普通法法制，只帶來英國普通法的法律技術及條文，沒有從英國帶來其背後的人權自由的精神。只有外表，沒有靈魂，是整個法律移植過程的致命傷。殖民地政府為了確保所謂的「良好管治」（good governance），對任何反對殖民地管治的異見聲音，都以嚴刑峻法進行壓制，殖民地的普通法變成了打擊政敵、壓制人權的工具。特別是，在殖民地獨立之前，部分殖民地實施了緊急狀態法律又或者內部安全法律，全力打壓反殖勢力。後來，即使英國政府撤出殖民地，讓殖民地獨立，這些嚴刑峻法沒有被廢除，讓獨立後的政權，繼續利用這些法律來打壓異己。

然而，這套惡名昭著的殖民地法律制度，卻被一些新獨立國家重新包裝，宣傳為一套與英國普通法接軌的優良「法治」（rule of law）制度，相當諷刺。

《「依法治國」的迷思》的理論貢獻

因此，新加坡學者喬西．拉賈（Jothie Rajah）這本書《「依法治國」的迷思》，在揭示新加坡如何利用「法治」論述建構一個專制的社會，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對此其他討論新加坡如何利用法律來打壓異己，此書的貢獻有幾方面：

其一，作者用「威權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一詞來形容新加坡的法律實施情況，相當貼切及擊中要害。在討論所謂法治社會的時候，英國普通法的法學討論，往往就以「法治」（rule of law）概念對比「依法治理」（rule by law）概念，以凸顯前者背後以權利為中心的法律制度及秩序，已是法律的最高精神。但是，在新加坡的官方語境之中，糾纏於「法治」與「依法治理」的討論意義不大，因為新加坡官方一直宣傳，其法律制度是承傳了英國普通法制度（以及其內涵），並以傳承英國「法治」作為包裝手段，建構一套疑似英式法治的論述，吸引外資進來。喬西．拉賈將「威權」冠在「法治」之前，將兩個本來有衝突的論述結合在一起，道破了新加坡官方法治論述的虛妄，以及如何以「法治」為名，行「威權」之實，監控整個社會。

其二，作者以多角度切入新加坡「威權法治」的現況，結合官方政治論述、國會討論，以及法律技術討論，以五條法律為例，一步步地揭示了新加坡的「法治」問題。有關新加坡壓制人權的法律討論，往往聚焦條文在實施後的情況，又或者跌入相關法律條文的細節及解釋方法，變成了法律技術討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但本書卻另闢蹊徑，追尋這五條法律條文的官方宣傳口徑，結合立法過程，用來證明新加坡官方如何在法律實施之前，利用體制內外的操作，掃平反對聲音。例如在討論一九八六年的《律師專業法令》（修訂案）（Legal Profession (Amendment) Act）之時，新加坡政府官員藉著國會召開法案專責委員會，傳召反對人士到國會，嚴辭詰問反對人士關於條文的意見，甚至迫到反對人士公開收回反對意見，輔以其他凌厲的法律手段（包括調查反對人士的稅務問題等），將反對意見消滅在萌芽狀態，看來令人怵目驚心。這亦是威權法治的一種展現。

其三，作者不單以多角度切入新加坡的法治現況，更利用傅柯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理論，解釋法律如何作為工具，成為新加坡政府監控力的一部分，控制整個社會。新加坡的官方論述，一直指稱新加坡是一個脆弱而容易受到外部勢力影響的政體，先製造了國民對未來的危機感，再加上大選前利用《內部安全法》拘捕異見人士，強化公眾對於社會不穩的憂慮，令公眾希望有強者如新加坡政府來繼續執政。這個利用危機情況，加強管治效能及政府「合法性」的操作，形成一個新加坡獨有的管治技巧，將整個社會納入官方監控的範圍之內。

誠然，此書畢竟是學術書籍，而且內文有不少源自普通法的法學概念，有一些更是英國普通法獨有的法律專有名詞，閱讀上可能有點難度。但筆者誠心推薦各位細心閱讀本書，並且細心咀嚼內裡的討論，再對比現在的亞洲各地社會的法治情況，自有不同體會。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閱讀時代﹑蜂鳥書屋﹑誠品書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