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遇赦北返時，曾作一詩：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註 70）

一方面道出了他的悲涼，但是也同時表達了他的豁達。表面上看，他身心俱疲，一事無成，因為別人問他有什麼成就，他只能説出三個他貶謫的地方。換而言之，就是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成就。不過，想深一層，又不是這樣，因為他被貶，不能夠做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卻把困境提供的機會和養分化成詩詞、書法和畫作，成為了中國偉大的文學家、書法家和畫家。並且，他的言行舉止對後世的影響，也絕不比帝王將相遜色。他同時豐富了中國人的心靈。

祝勇於《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結語中的一部分説：

「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藝術家，論個人境遇，很難找出比蘇東坡更慘的。……他所置身的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壓抑得透不過氣來，看不到一點希望。……

假如一個人無法改變他置身的時代，那就不如改變自己 — 不是讓自己屈從於時代，而是從這個時代裡超越。這一點，蘇東坡做到了，當然，是歷經了痛苦與磨難之後，一點一點地脱胎換骨的。……蘇東坡的豪放氣質，除了天性使然，更因為苦難和黑暗給了他一顆強大的內心，可以笑看大江東去，縱論世事古今。他豪放，因為他有底氣，有強大的自信。……一個人的高貴，不是體現為驚世駭俗，而是體現為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畫墨竹（《瀟湘竹石圖》），畫石頭（《枯木怪石圖》），都是要表達他心中的高貴。」（註 71）

「……現實中的所有問題與困境，都有可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許多人並不相信，在這裡，蘇東坡就成為從現實中拔地而起的一個最真實例子。時代給他設定的困境與災難，比我們今天面對的要複雜得多。蘇東坡置身在一個稱得上壞的時代，卻並不去幻想一個更好的時代，因為即使在最好的時代，也會有不好的東西。」（註 72）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是大於時代的，無論身處怎樣的時代，時代都壓不死他。」（註 73）

或許，我們可以用蘇軾在元符三年（1100 年）作的一首詩作結：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註 74）

人只要活得像青天碧海般清明，就算遇上惡劣的環境，九死南荒也不需要悔恨！

 

註 70：《蘇東坡選集》頁 301。
註 71：祝勇：《在故宮，尋找蘇東坡》頁 339 至 340。
註 72：同上，頁 342。
註 73：同上，頁 343。
註 74：《蘇東坡選集》頁 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