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覺得做同志運動很安全，甚至有不少社會賢達、中產參與……現在會考慮很多事，有甚麼不可以做，做了有甚麼影響……」

參與本地同志運動超過 20 年的煒煒，現在是同志組織「女角」及「彩虹行動」成員。她曾以為搞同運，最大風險只是出櫃與否。20 年前的她，怎樣也想不到，今日搞同志運動都要步步為營。

「我當這是最後一個訪問。」 坐在「女角」辦公室，煒煒紅著眼向記者道。

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後，大量遊行申請遭警方拒絕；2020 年開始的武漢肺炎疫情，進一步令街頭活動走向死寂；2020 年 6 月底《國安法》生效，最嚴重可判囚終身；同年 11 月民主派總辭，立法會被指淪為橡皮圖章；2021 年 1 月警方以《國安法》史無前例大規模抓捕民主派，及後起訴 47 名民主派初選參與人；到近日政圈盛傳政權有意打擊民陣、《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訪問了多位同運者，不少人都感受到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之下，街頭集會遊行承受更大風險，政策倡議不見出路，公眾教育遭到審查，司法戰線亦遲早淪陷。

極權臨近，公民社會的空間被壓縮。就連一向被視為「安全」、「中產」的同志運動都無法倖免。

國安法陰霾下　同運人士步步為營

失去安全感，做事要瞻前顧後 —— 煒煒所說的，正是不少同志運動者近期的共同憂慮。

去年 6 月底生效的《國安法》，當然沒有列明「同志運動」是違法行為，但卻有如敲起警號，引發的寒蟬效應足以令同運人士步步為營。有不少同運人士均透露，因為擔心國安法的風險，而改變了以往的運動方式與策略。

本地同志運動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密不可分。不少同志運動人士和機構，本身就是民主運動的中堅。當政權打壓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同運者亦難以獨善其身。

例如城內最知名的兩位平權人士陳志全、岑子杰，都在民主派 47 人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目前正在還柙。另一名平權老戰友、工黨創黨元老何秀蘭，則因為 818 維園集會案被判囚八個月。

近月外界一直盛傳政府有意以《國安法》為由取締民間人權陣線。上月警方向民陣發信，質疑民陣違反《社團條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 5 月明言，正與律政司研究，不排除會有執法行動。 

民陣成員不乏同志組織。在此高壓的氣氛之下，知情人士透露有同志組織因為無法估計國安法的法律後果，亦擔心更多人受到牽連，因此決定退出民陣，「而家高壓情況下，想盡量保護多啲人」。 

不再與領事聯繫　免犯「勾結外國勢力」

《國安法》訂立的四項罪行，包括「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部分同運者過往有與外國人權組織、領事代表交流，他們首當其衝感受到壓力，甚至已即時切斷與外國組織的聯繫。

在同志平權的路上，不少外國領事一直都是性小眾的盟友。他們經常出席同志遊行等活動，又或是在領事館外掛起彩虹旗幟，代表西方國家對本地平權運動的支持。 

有資深同運人士承認，過往經常與外國領事聯絡，討論同志在海外結婚、離婚等政策安排，以及香港同志的人權狀況等。然而在國安法下，他們已不敢再與外國領事會面。 

一年一度的同志活動「一點粉紅」，過年都會有邀請各國領事站台。有份籌辦活動的「大愛同盟」總幹事梁兆輝承認，主辦團隊憂慮在國安法下，若繼續與外國領事緊密聯繫，會否構成「勾結外國勢力」，因此需要重新考慮未來是否繼續與領事接觸。 

有領事亦觀察到國安法帶來的變化。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南傑瑞本月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承認在國安法生效後，部分香港的政黨與非政府組織拒絕與外國領事對話。 

聯合國每四年作為一周期的普遍定期審議，為各成員國的人權狀況進行審議。非政府組織亦可以提交意見書，向聯合國交代香港同志人權的問題，過程中亦涉及遊說領事等工作。有資深運動者坦言，雖然在國安法之下仍然會繼續撰寫這些聯合國報告，「但心底裡真係會驚」。 

憂政府借疫情打壓　集會遊行遙遙無期

香港同志遊行與一點粉紅，都是城內一年一度的同志大事。不過在過去兩年，政府打壓集會遊行，加上疫情的影響，兩個活動都受到不少阻礙。 

2019 年 10 月正值反送中運動，一點粉紅在安全考慮下決定取消活動；同年的同志遊行被警方反對，只能改以集會形式進行；2020 年疫情爆發，同志遊行及一點粉紅都只能以「網上串流」方式進行，取消用所有實體活動。不過有主辦方坦言網上活動與實體集會的影響力相差極遠，除了參加人數大減，而且欠缺人與人交流。

來到 2021 年，這些活動能否實體舉辦，目前仍是未知之數，但有主辦單位坦言並不樂觀。

張文意原本是香港同志遊行的「副發言人」。但在岑子杰還柙後，她要頂上擔任「發言人」一職。 被問到今年同志遊行的籌備進展，她表明今年無論如何都會辦活動，至於是舉辦實體遊行抑或網上活動，則仍是未知之數。對於未來，她認為難言樂觀，「但香港同志遊行一定會留守到最後一刻，不會審查自己、退場不做，一定會留到最後一步」。 

另一位同志遊行的籌委煒煒亦坦言，對於香港未來能否舉辦大型活動及集會存疑：「究竟何時才會有不反對通知書獲批？」 

有份籌辦一點粉紅的梁兆輝透露，他們雖然已預約場地，但「我個人覺得不樂觀……很可能要再辦網上串流」。

他更擔心政府未來會繼續以疫情為借口，打壓公民集會活動：「大家很清楚，過去一年多香港發生甚麼事，很多大型集會已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未來香港能否繼續享受運動前的自由集會權利？遑論要舉辦大型平權活動。」 

「疫情總會完結，但這種社會氣氛及制度會持續多久，無人可以預料。」 

重要平權戰士入獄　政策倡議無路 

香港反性傾向歧視條例拖延至今仍未立法，婚姻平權更是遙遙無期。但過往一直有不少人在立法層面努力，爭取同志友善的法例，例如是將同性伴侶納入《家庭暴力條例》。

同志組織「大愛同盟」在 2013 年成立時，成員遍及各個界別。何秀蘭、陳志全是議會內推動平權的主力；黃耀明、何韻詩可以透過流行文化觸及社會；趙式芝有商界的人脈；梁兆輝則作為資深廣播人，透過其電台節目《自己人》將同志議題帶進大氣電波。

「大愛同盟」原本是希望在議會內推動立法，在議會外改變民意，裡應內合爭取同志平權。但當陳志全、何秀蘭兩位成員皆已還柙，大量民主派被 DQ 引發總辭，這種爭取運動策略明顯行不通。

梁兆輝坦言，當陳志全、何秀蘭皆入獄，「幾位重要的平權戰士，已經甚麼也做不到。泛民內很多平權路上的盟友，都已失去自由」。他指如今的立法會淪為「舉手機器」，平權議案能否提出亦成疑，「以往寄望裡應內合，在議會內工作，議會外深耕細作，已沒有這歌可唱」。 

煒煒的女角平權協作組多年來一直關注女同志家暴問題，除了做倡議工作之外，亦花不少時間服務家暴受害個案。議會失去民主派代表，亦深深影響了她的日常工作。

她舉例指，過往會與陳志全、張超雄等民主派議員商談政策問題，並透過他們與政府部門接觸，如今則苦無去路：「有意見想反映，現在不知道如何反映，如何 reach out 立法會……現在不知道怎樣約見議員。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熟悉議題。」 

她相信公眾教育、個案服務等工作，雖然會有阻礙，但暫時仍然有空間可做。在議會內的政策倡議工作，將難以復再。  

可否透過建制派推動平權？有資深同運人士坦言，如今不敢與建制及政府合作，一來會質疑對方是否真誠合作，另一方面亦有公眾觀感上的考慮。

梁兆輝質疑，當政治光譜相距如此遙遠，是否有必要連結建制派，「支持平權不是純粹為同志權益，而是要一個照顧弱勢、公平公義的社會……在爭取平權之餘，民主信念一定要堅持，不能因為一兩項同志權益，而失去對民主公民社會的初心」。

司法覆核　唯一出路？

當街頭抗爭、立法戰線都苦無出路之際，目前仍然有不少人希望透過司法覆核爭取同志權益。

李德雄由學生時代已經開始參與同運。

2018年政府在接到反同團體的投訴後，決定將十本被指宣揚同性戀的兒童書籍，收在圖書館內的「閉架」區域，做法引起同志組織的不滿。李德雄於是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質疑館方的做法，是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案件拖延至今未見結果。

李德雄坦言已對香港法治失去信心，「愈來愈覺得法官是人治……當你見到法庭變成這樣，你更難拋身出來打官司」。他又指司法覆核的過程非常煎熬，申請法援極為繁複。大部分同志案件政府都會堅持上訴，往往要到終審法院才有最終結果，過程花費大量時間和心力。跨性別人士婚權、公務員福利、報稅、受養人簽證、遺產繼承……同志要透過司法覆核爭取的改變多如繁星，爭取平權的過程可能會相當漫長。而且司法覆核往往亦流於入稟事主個人，與整體社會運動脫節。 

不少同運者都對香港已法制度有類似的憂慮。梁兆輝參考海外例子，不少平權立法的改變，都依靠司法覆核推動，相信香港亦要走這條路，「但現在大家憂慮香港司法獨立是否受衝擊…如果連（司法覆核戰線）也沒有，就好像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曹文傑（小曹）亦認為司法覆核路線有危機，擔心中央日後以釋法限制法庭權力；煒煒認為，法院層面或許可以多做幾年，「之後做唔做到是很大的問號。現在的法治問題，到底會如何處理司法覆核案件，目前是一個未知數」。

根據香港民研的數據，香港人對法治的信心，亦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後急瀉，由 19 年 5 月的 6.2 分，跌至同年 9 月的 4.41 分。2020 年 8 月市民對法治的評分低見 3.41 分，是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新低。

一直協助性小眾爭取權益的人權律師韋智達 ，曾於 2013 年代表變性人「W小姐」取得婚姻權、2015 年亦試過尋找訴訟人，循司法覆核挑戰香港入境政策中懷疑歧視外地已婚同性戀伴侶的法律。

韋智達近日出席一個有關跨性別人權議題的記者會時提到，從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如未來立法會的組成方法來看，有關性小眾的社會改革只剩司法覆核這唯一出路。雖然司法覆核不是完美、亦需要很長的路去把逐個問題擊破，但在香港未為性小眾反歧視立法的情況下，挑戰法律、政府決定及政策是他們可做的事。

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韋智達希望大家也不要忘了過去 15 年來同志群體的勇氣及力量。他相信現時沒有理由要害怕，亦不認為會觸碰到政府的「紅線」，皆因爭取性小眾權益從來只是性別議題而非政治議題。

教育路線審查多 平權課程避談政治 

有部分同運者認為，公眾教育等工作風險較低，即使香港步入極權之際，仍然有空間推動。不過，一些正在推動教育戰線的人，卻觀察到空間正在不斷萎縮。

社企「Encompass HK」一直為不同企業員工提供培訓，包括多元共融的工作坊課程，希望幫助企業營造同志友善的工作環境。參與的除了有本地企業之外，亦不乏國際大機構。

「Encompass HK」創辦人戚本乙近期感受到，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之下，部分企業要求培訓課程避開敏感話題，避免評論政府施政上的不足，「有公司明言，談 LGBT 的時候不要講政治……我覺得有少少自我審查」。 

她以往的課程通通常有談及人權及司法覆核案例等，但如今課程已改為以文化主導，例如是介紹明星藝人的平權工作，或是有同志元素的品牌廣告等。在介紹同志遊行時，「講 LGBT 有甚麼慶祝，盡量『開心少少』去講」。 

又例如以往她向學員解釋香港久久未能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時，都會提及背後牽涉的政制及立法會問題，「現在不會再講立法會，只說香港沒有反歧視條例就算。若果提立法會，大家覺得政治意味太濃」。 

「企業仍然想講 LGBT，但是角度不同了。」

 

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曹文傑（小曹）亦感受到在大專院校內承受的政治壓力。前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小曹在社交網站上，轉載警方追打市民的短片，大學隨即收到投訴，批評小曹「散播仇恨、沒有教德」。他現時學會小心，社交網站帖文不再公開發布，轉為只讓朋友閱讀。 

他坦言有關性小眾及女性主義的教育，將來亦都是「高風險」的課題，「一個政權想全面管治，要不同範疇都安全。教育係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是控制意識形態的管道。」他以內地為例，同性戀、女性主義皆被視為聳動思想、讓人嚮往自由，在大學課程上漸成禁忌。 

小曹坦言，香港人習慣了自由，可能會「有一段唔舒服的學習及調整過程」，但仍然應向內地行動者學習。

事實上，不只一位受訪者都將香港同運的未來與內地相比，相信將來就要向內地的同運人士學習，甚至以「內地模式」推動性小眾權益。 有同運者選擇以「非對抗性」的商業模式，希望爭取政府與建制派的支持。有人就質疑，這種商業模式只是「粉飾太平」，無法帶來實質的改變，甚至是背棄了抗爭者。

極權臨近，同志運動該如何狹縫中掙扎求存？下篇再續。

 

文／廖士鋒、林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