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臨近，同志運動以至整個公民社會走進黑暗時刻。人人自危之際，同運者在推動街頭抗爭、政策倡議、公眾教育等皆處處受限。（見上篇）

不少受訪者都將香港公民社會的未來，與內地比較，甚至認為香港人是時候向內地社會運動者學習。

「彩虹中國」創辦人張錦雄過往積極在內地推動同志平權。即使政權在高壓統治之下，他仍然在狹縫中找到掙扎的空間：將敏感的活動地下化，用曖昧的字眼包裝信息，避免正面觸碰政權痛處。

他這套方式在內地用了足足 10 年之久，有時被國安找上門，有時「被旅遊」後送回香港，但都無阻他繼續堅持，直至 2019 年遭行政拘留後被禁入境內地。 

在極權下推動同志運動，他們有時屈服妥協，避免敏感言行觸動政權神經；有時堅守原則，對政治風險處之泰然。在狹縫中靈活變通，時攻時守，時進時退，在曖昧的紅線之間尋找生存空間。

內地同運受壓

中國內地其實不乏同志活動，但往往遭受政治打壓。2013 年有人試過在湖南長沙舉辦同志遊行，數十人手持彩虹旗呼籲社會關注同性戀權益，反對歧視同性戀者，當時網上有人形容這是「中國內地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戶外同志驕傲遊行」。但 19 歲的遊行發起人隨即被行政拘留12日。 

上海驕傲節是中國內地其中一個最大型的同志活動，自 2009 年每年舉辦藝術、電影、論壇、派對等一系列活動，不過活動在 2020 年宣布停辦。美國 CNN 當時引述知情人士稱，活動義工都承受了巨大的政府壓力，甚至連日常生活及工作亦受影響，最終決定終止活動。 

要在極權統治下推動平權，就要學會解讀政權的紅線。一旦與政權正面衝突，就要有心理準備去承受後果。我們姑且稱之為「內地模式」的同志運動。

內地模式：公共衞生角度出發　避人權倡議 

屯門區議員張錦雄用了 10 年時間學習這種「內地模式」。他早於 1998 年創立同志組織「香港彩虹」。在 2009 年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中國內地的同志平權，曾走遍廣洲、武漢、長沙等地的大學演講，向中國青年講解同性戀與性健康。他之後成立了「彩虹中國」，以香港註冊團體的身份，支援中國同志平權及愛滋防治。 

他感受到自習近平上台後，內地對公民活動的打壓愈趨強勢，在內地推動同志活動面對的阻撓愈來愈多：他曾試過到內地演講，一下火車就在月台被十多名公安包圍，要求立即登上下一班火車回港；公安突然走到他住的酒店，要求他取消同志互助小組的活動，他「被旅遊」後再被帶到機場，登機直飛回香港。 

在中國推動同志平權多年，張錦雄了解到怎樣的紅線碰不得：內地同志組織可以從公益、健康角度服務同志社群，但人權倡議就是禁忌。 以他在內地演講為例，絕對不會提及「人權」等敏感字眼，「不會講太多權利的事，我自己都要避開」。

張錦雄發現內地不少同志組織，註冊時都避開「LGBT」字眼，只能以「健康教育中心」自居；2008 年成立的同性戀親友會，被視為是內地最大的同志組織之一，則因為一直以處理親子關係、創建和諧環境為己任，因而獲得中國官方的接納。 

同性戀親友會甚至不時獲中國官方媒體採訪吹捧，包括央視英文頻導CGTN等。《環球時報》一篇文章曾形容，親友會的公益活動登上央視 CGTN，「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中國『外宣』工作的一張『名片』」。 

「公益小組、掛靠於衞生部門的工作小組、健康教育中心等，純粹用衞生部門的資金，派安全套、驗血、義工訓練、聽熱線，這些可以做。但你不要搞同志運動，『運動』已經不能說。你不要與境外組織有關係，做交流會議、拿美國的錢……」 

「不會有壓力團體，不要搞聯署、簽名。你可以做網上民意調查，私下將調查結果向政府反映，但不要找記者報道，找外國人權組織幫助，令國家『冇面』。」張錦雄說道。

內地模式：低調活動 躲避國家機器 

在內地辦同志活動，要懂得靈活變通。張錦雄曾在內地舉辦同志友善的宗教活動，高峰時期有過百名基督徒參與。但這種不獲官方認可的地下教會活動，很容易觸動國安的敏感神經。 為了避過官方耳目，他們會租用酒店，以「公司員工年會」的名義辦聚會，並只能用極低調的渠道宣傳。

2017 年中國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簡稱《境外NGO法》）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包括慈善及環保團體，在中國要向警方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復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非政府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

張錦雄指在香港註冊的「彩虹中國」，同樣被視為是「境外 NGO」，從此他到大學演講就要先獲官方審核批准。有大學教師會繞過學校，私下邀請香港嘉賓，並在宣傳海報中隱去敏感講者的名字，甚至只能口耳相傳散播消息。 

但不論如何小心，始終難敵國家機器的監控。在酒店的宗教聚會，最終被國安從酒店閉路電視發現；大學的地下演講，則被國安潛入課堂後揭發，涉事教師從此已不准再授課。 

「我們用過這些方法，但最終都會被人拆穿。」 

2019 年 1 月，張錦雄深圳被捕，被控違反《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被行政拘留三日，再被告知五年內不得入境內地。 

這條中央的紅線，未來會否應用到香港平權運動身上，目前無人知曉。但張錦雄相信，香港人「短期內」仍然可以談論民主人權，希望大家仍然能「堅持講真話」。 

同樂運動會：商業主導、非對抗性戰術 

「內地模式」會否降臨香港，仍是未知之數。但有本地同志團體就採用另一種策略，成功爭取政府及建制陣營的支持。 

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將於 2022 年舉行，由香港同志組織取得今屆申辦權，是這項國際賽事首度在亞洲舉行。據同樂運動會稱，活動已獲平機會、政府「香港品牌」計劃、投資推廣署及旅發局擔任支持機構。 

主辦團隊透露曾與多個政府部門洽談，例如向民政事務局、康文署商討場地問題，與旅發局探討旅遊上的合作，與入境處商討性小眾入境及簽證的安排，與警方商討保安及防疫等安排…… 

同樂運動會在對外宣傳時，經常強調活動可以為香港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樂運動會網站首頁就已列明，活動預計將產生 10 億港元的經濟影響，包括 30 萬個酒店客房預訂及相關消費收入，預期吸引來自 100 個國家的 12,000 名參加者、75,000 名觀眾及 3,000 名志願者。

香港同樂運動會聯席主席林敏蕙坦言，與政府商談的過程非常「商業主導」（business oriented）。 

她承認同樂運動會與政府溝通的戰術（tactical approach），有別於其他本地同志組織，「我們只是用體育、藝術、文化作為平台，我們採用非對抗性方式（non-confrontational manner）與政府互動。」他們同樣有與政府討論性小眾議題，例如是要求入境處正視跨性別人士入境的問題，「但我們以體育、藝術、文化的脈絡去討論」。 

「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戰術，令政府覺得較容易支持活動。」 

刻意強調活動帶來的經濟利益，是他們與政府打開溝通大門的的策略，「用這個（方法）明顯較容易……是較容易的角度，至少讓你邁出第一步，與政府交流。當你走進去，較有機會進一步討論 LGBTQ 議題」。 

香港同樂運動會創辦人兼聯席主席 Dennis Philipse 形容，政府與他們磋商時態度正面，「對他們（政府）而言這無關 LGBTQ，而只是一個運動比賽、一個旅遊項目。這是一個有趣的角度，我們一行 6 個 LGBT 走進來，他們不問我們性傾向，我們只是運動會舉辦方……他們也很樂意幫助我們，態度很正面。」 

對於這種「非對抗性」、「商業主導」的戰術，同志社群內有不同的看法。 

有本地同運人士批評同樂運動會「離地」，在政權大規模搜捕民主派與抗爭者的低迷氣氛下，繼續搞宣傳報名，亦質疑運動會的本質只是「搞派對」，沒有議題及爭取目標，對同志運動沒有實質影響。

同志社運人士李德雄就質疑活動是「粉飾太平」，幫香港做「形象工程」，對外宣揚香港同志友善的假象，卻忽視本地同志正面對的苦況，甚至是對同志運動領袖被捕等事件視若無睹，「運動上，大家可以有各自的取態，但我就不會行這條路線」。 

「大愛同盟」梁兆輝對這種路線似乎較為寬容：「其他激進手法較危險，能否達成預期效果？而不是以前的局面。此消彼長之下，現階段投放多些心力，支持gay games未尚不是一個出路。」 

同樂運動會能否讓變得政治化，向政府施壓爭取更多平權訴求？Dennis 認為這有違同樂運動會的目的，強調活動是為了讓全球多元背景的人走在一起，並透過體育藝術文化帶來歡樂。 

Dennis 認為單純舉辦運動會，就足以對香港平權運動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當參加者在社區內與大眾接觸，已有助改善社會對同志的接納程度。「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帶來改變，可以上街示威、入稟法院，你亦可以增加能見度。同樂運動會作為一個大型活動，製造能見度及討論，從以改變大眾（對同志）的觀感。」 

極權臨近 同運散落社區 

女同學社是一個由同志社群創辦和經營的組織，一直參與多項倡議工作，包括反對設立性罪犯名冊、修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公眾諮詢及《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等。 

女同學社至今成立近 16 年，執行幹事郭可芹（Mo）坦言前年 3 月舉辦《同讀文化節》後已再無公開活動，除了是學社對未來走向未有定位，需要沉澱一下，與社會運動、疫情亦有關。 

但在愈趨艱難的社會環境下，Mo 指連結人與人的關係成為重要的一環。於是去年 12 月開始，與組織成員、友好及義工重新「圍爐」聚在一起，舉辦一些私人的放映會、吹水會，旨在分享相互間的感受，「起碼女同學社仲係一個可以畀到大家感覺到安全、願意暢所欲言的地方。」 

她相信未來同運走向可能是要「還原基本步」，以「影響身邊人」為主線，未必再是「倡議」的遠大目標。就例如她以早前於歌手林二汶及 Serrini 的演唱會會場外，自發派送彩虹旗作例子，「好簡單準備咗一千支彩虹旗，跟住一齊去派旗.....最簡單令到組織嘅成員成長，或者我令到同我派旗的人，Empower 咗，其實我已經帶嚟咗啲轉變。」 

李德雄是同志運動人士，同時是屯門區議員李家偉的議員助理。他與李家偉在區內掛起支持同志的橫額，提出各類同志平權的動議。不過政府對區議會處處刁難下，要推動實質的改變並不容易。 

例如去年 7 月屯門區議會召開大會，李家偉向屯門區議會秘書處遞交文件，希望在會議中討論「有關政府處理性小眾的政策事宜」。不過民政事務處認為該議題涉及非屯門地區層面事宜，不符合區議會職能。開會當日，政府官員拉隊離場。 

李德雄坦言，區議會難以帶來實質政策改變，反而希望將同志議題帶入社區，令街坊了解性小眾。他會向街坊表明同志身分，一同觀看同志電影，希望透過人與人的交流，讓社區看見同志：「影響到一個人，都是一個機會。」 

「政策上的影響一定沒有，現在連立法會都不能影響政府決策啦，區議會怎能影響政府決策？但做區就是關乎人與人之間的轉變。」 

然而區議會很可能是政權打壓的下一個目標。政府修例要求區議員宣誓效忠，訂明 DQ 標準，相關《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本月 12 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曾國衞表示，條文將於 5 月 21 日刊憲。

而多名區議員亦陸續因拒絕宣誓而宣布辭職。李家偉已表明不會宣誓，上月更有報道指他已經離港。 

李德雄坦言社區路線必定會愈來愈難行，但相信社區連結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做。將來的社區活動可能要走向私人化、地下化：「看電影，要好似中國地下（放映會）般……不能太公開去做，要考慮街坊會否要承擔後果？」 

梁兆輝亦指，當政權試圖削弱公民社會，人民就要想辦法保持連結，即使是小型聚會都要繼續舉辦，「公民社會不可以散，一散就甚麼也沒有。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去連結……要圍爐取暖，給信心、關懷予同路人」。 

更基本的問題是，在極權臨近之時，人民最基本的人權都危在旦夕，同志社群在性別公義之外，是否應該為更為根本的人權問題發聲。 

「老實說，現在平權不是優先事項，大家最關注香港人的基本人權，都不知道如何保障。同志、非同志，共同身分都是香港人……這刻若果走出來，只是高舉同志權益，對其他香港人來說，不是他們優先關注的事。」梁兆輝說。

「值得我們反思：這一刻我們要關注的是甚麼？」

 

文／廖士鋒、林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