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它使人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很多日常生活的樂趣，包括朋友相聚、吃喝玩樂、造白日夢等。可是，監獄往往又提供了被囚者大量與外界切斷的時間。有人在監獄中不斷思考，鍛錬自己，甚至構思或寫成傑出的作品，留名後世，像司馬遷、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 ，又譯索贊尼辛）和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弗蘭克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家庭，為神經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二次大戰時，他和大部分家人均被囚禁，只有他在德國戰敗後活著走出集中營，父母、兄長和妻子都於囚禁期間去世。

弗蘭克在集中營內，見盡了人性的卑劣和忍受了許多無理的對待。例如，監獄管理人員把所有被囚者變成一個號碼般的非人對待、短缺的食物、長期的飢餓、疾病和過重的勞動，還有突如其來的死亡恐嚇。此外，還要面對協助獄方管理猶太被囚者的酷霸（Capos）。他們雖然同樣是猶太人和被囚者，但卻助紂為虐，剝削被囚者的膳食自肥，對待被囚者的態度比警衞還要苛刻，打起人來比納粹還要狠。被囚者之間有時候也表現出令常人難以接受的行徑，例如，當有被囚者瀕臨死亡，其他被囚者只一心想著怎樣拿到那人剩下的衣服和鞋子。被囚者的人命看來一點價值都沒有：「集中營裡的人命，究竟多麼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難以理解。營中人心腸雖硬，但每當一個「病患護送隊」組成之時，大家就更意識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視的事實。病人衰弱的身體，往往被丟上二輪馬車，由別的俘虜冒著大風雪，拉了好幾里路到下一個集中營去。如果有哪個病人死了，照樣要丟上去 — 因為名册上非得正確無誤不可。唯一重要的 — 只有名册。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他有個俘虜號碼。他名符其實地成了個號碼。是死是活倒無關緊要，反正同樣是個號碼；而一個號碼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註 1）集中營的生活和對待被囚者的態度，每一刻都在貶損人性和個人的尊嚴，甚至會令被囚者接受和相信自己只是一個號碼、一堆沒有價值的物質。

另一方面，弗蘭克卻發現，在集中營裡，並非強壯和年青的就能生存下去，而老弱的則只有死路一條。據弗蘭克的解釋，那些能忍受痛苦的人，都是有比較強大的內在生命和自我的：「生活在集中營裏，身心方面雖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狀態，精神生活還是有可能往深處發展。生性敏銳的人過慣了豐富的知性生活，在營中容或吃足苦頭（這種人體格多半柔弱），但他們內在的自我所受到的傷害卻少得多。他們能夠無視於周遭的恐怖，潛入豐富且無罣無礙的內在生活當中。惟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可以解釋這個教人困惑的現象：看來弱不禁風的俘虜，反而比健碩強壯的漢子還耐得住集中營的煎熬。」（註 2）他還用自己對妻子的愛和思念作為例子以解釋這種現象。他發現，那些能堅持下去的，往往是懷有希望，持守價值和責任的人。譬如，有人因為要照顧家人，縱然現在失去了聯繫，還是希望有重見的一天，繼續承擔未完的責任。作者自己，就曾不顧生命安危的保護自己著作的手稿，甚至在失去後仍然想盡辦法記下一些重點。換而言之，人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才有活下去的力量。而人在追尋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時，亦會有生存的動力。意義和價值的肯定既是現在式的，也是未來式的。

其實，就算在集中營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人仍然可以選擇做一個怎樣的人。用弗蘭克的話說：「在集中營中呆過的我們，都還記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間安慰別人，並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別人的人。這種人容或寥如晨星，卻已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 —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 — 不能被剝奪。

有待抉擇的事情，隨時隨地都會有的。每個日子，無時無刻不提供你抉擇的機會。而你的抉擇，恰恰決定了你究竟會不會屈從於強權，任其剝奪你的真我及內在的自由，也恰恰決定了你是否將因自願放棄自由與尊嚴，而淪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虜。」（註 3）換而言之，人在不斷的抉擇中體現個人的自由、尊嚴和道德責任，決不能將所有責任推卸到遺傳、環境和外在因素裡去。

弗蘭克對集中營生活作出了最深刻的反思，而他的結論是：「在集中營這個生活實驗室與考驗場中，我們發現並且見證有些難友的行徑像個惡棍，有些卻宛如聖人。人在他自身內有兩種可能性，去實現那一種是由他自己所抉擇，而非視情境所定。」（註 4）人不單只是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科學定義下的人，他／她也是會超越自己、自由和需要為自己的抉擇負上道德責任的靈性存在。這是弗蘭克意義治療法的人觀，也是他在集中營生活裡領悟出來的真理。

 

註 1：弗蘭克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台北：光啟出版社，1987 年 10 月四版，頁 59-60。
註 2：同上書，頁 40。
註 3：同上書，頁 74-75。
註 4：同上書，頁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