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凌杰死因研訊經過 10 天後，將迎來結局。死因裁判官高偉雄今（ 25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繼續引導陪審團，容許陪審團在「自殺」、「死於不幸」及「死於意外」之間作決定，相關裁決只須達致相對可能性。高表示，死者似乎就政府推行的法例有相關訴求，但明言死因庭不具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的權力，「我哋無可能、無辦法作出相關建議」。由 3 女 2 男組成的陪審團在上午 10 時 13 分退庭商議，料今日內會有裁決。

高指出，死者在 2019 年 6 月 15 日去世一事似乎沒有爭議，但就死因地點就需作討論。如陪審團信納救護員許俊文及急症室醫生余佩鳴的證供，認為死者著地一刻即時死亡，那麼死因地點便會是在金鐘太古廣場對出的行人路；若陪審團相信死者須在醫生宣告不治才可算正式死亡的話，其死亡地點則是律敦治醫院。

高續指，法醫林衛國的解剖報告指死者死於身體多處受傷，似乎是從高處墜下所致，故考慮死因裁決時須緊扣從高處墜下的情況。就「自殺」一項，高稱過往自殺屬於刑事罪行，故須採納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但現在自殺罪已被廢除，加上英國最高法院的案例表明，陪審團考慮自殺時應改為採納相對可能性的標準。

官：自殺須考慮意圖 而非動機

觀乎庭上證供，高表示，雖然有一系列證據顯示死者在事前有做一些準備，但他當天沒有發出任何訊息清楚表明自殺意圖，故陪審團須考慮他最後一刻爬出平台的意圖，而非他當日危站在平台良久的動機。高強調，要達致自殺裁決，陪審團須肯定死者是有意圖結果自己的生命，以及他有意圖殺死自己，兩者缺一不可。

高提及證供指，死者事前曾在網上搜尋「旺角跳樓 2019 」、「金鐘跳樓」等字眼，又曾致電查詢保險供款事宜，亦在他的背囊發現一張已填妥的綠色殯葬心願表格，或可證明死者的意圖。

高又指，如陪審團認為自殺裁決的可能性較低，便要考慮他是否死於不幸，這個選項同樣採納相對可能性。庭上證供顯示，數名消防員上前營救時，死者有掙扎；但亦有新聞片段拍到死者墜下前曾向下望，而行車道的氣墊與行人路之間有一段距離。

官：死者曾向下望 或以為可跳中氣墊

高續指，雖然死者當時似乎不配合消防員的拯救，但他是否在向下望的時候意會到地上的氣墊，從而認為自己可以跳中氣墊的範圍內，所以他當刻選擇掙扎，最後自己跳下去。如陪審團認為有這個可能性的話，便可裁定死者死於不幸。

如陪審團認為，死者並非自殺或死於不幸，便須考慮相對可能的意外裁決。數名消防員曾指，如死者沒有掙扎，有信心將他救回，又指如死者想的話，有足夠時間讓他捉緊欄杆。而現場片又是否能反映死者有足夠時間捉實欄杆。高表示，死者有可能當刻是不想死，但因體力不支或各種原因，以致他最後墜樓，故陪審團須考慮是否接納消防員的證供及涉事片段。

官：無權要求政府改政策

陪審團達成裁決後，須考慮是否就警方談判專家、警方及消防、安全氣墊，以及地盤安全的工作系統等 4 大範疇，作出建議。高明白，死者似乎就政府推行的法例有相關訴求，但明言死因庭不具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的權力，「我哋無可能、無辦法作出相關建議」。

警方談判專家在是次遊說過程中，以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未經判決訓練等理由，拒絕安排對話。但鄺表明，他有勸退企跳者的經驗，且「每一次都成功」。對此，高稱陪審團可考慮是否建議談判組，日後容許相關人士接觸事主，但強調遊說及事主反應千變萬化，故陪審團訂立建議時須考慮是否難以執行。

警方、消防曾庭上互指是總指揮

至於警方與消防之間的溝通，警方曾聲稱，現場總指揮是消防，但消防處卻指，當日的總指揮是警方，似乎出現「總指揮羅生門」。高表示，兩個部門上的準則似乎有不同的演繹，但沒有證供顯示，現場人員不知道「邊個係呀頭！」相信他們有共識先由警方進行遊說，如死者願意放下鎅刀，消防員便會上前協助。為防止日後同類事件中出現角色混淆的情況，從而發生不好的事，陪審團可作出相關建議。

高引述證供指，消防處只有一種尺寸、約 7.5 乘 5.5 米的氣墊，無法放在涉事行人路上。雖然坊間或外國有較小的氣墊，但最小的似乎是 3 米，同樣無法擺放在只有 1.5 米左右的行人路。陪審團可建議消防處研究是否搜購符合香港需要的救生裝備。

對於地盤安全，高直言土地內部上鎖的設計不設實際，如施工時發生意外，工人將大大受影響。高又指，工地的警告標示似乎不足，陪審團可考慮是否給予相關建議。

案件編號：CCDI-481/2019

 

案件編號：CCDI-48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