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所在

提起電話筒，心裏戰戰兢兢。和她不算稔熟，實在不知如何安慰對方。想起她快要截肢，我的腿像麻了，一直在打冷顫。

她是仍未綻放的花蕾，多年來默默地在編劇、導演、教學，卑微地為夢想而活。幾年前我們籌辦一個公民教育音樂會，找了她當司儀。原來她不但口才了得，還滿有社會意識。

疫情橫行期間，許多表演活動取消，一直擔心像她這樣的演藝人如何熬過去。然後聽到消息說她中風入院、腎功能下降、血液流通受阻、一段日子後四肢開始壞死。疫下醫院取消探訪，我們只能在電話上問候。但在這樣的悲劇面前，可以說些甚麼？

公平與感恩　正面態度視苦難

出人意表地，她在電話筒的另一邊娓娓談着我在「健民書房」YouTube 介紹的書籍 — 那一本能安定了她的心神、那一本太難消化。「沒有甚麼比看書更能幫到我。」她的聲音好像變了，似是中風後發音困難，但更像是回到小孩純樸的聲調。

她說當天知道我入獄很是傷心，我說比起她現在面對的苦難，坐牢是微不足道。「不是這樣。你們承受的一切，是不公義的！」她斷然地說。「但也有許多人在生病時會叩問上天，為何偏偏選中我？你不覺得上天對你不公平嗎？」我不禁發問。「我從來沒有這樣問過。可能是我家人中有一位弱智人士，他連自己的感受都說不出來，而我卻是口齒伶俐，我怎敢說甚麼不公平？」她停頓了一會，然後說：「我反而為此病感恩……從小父母都把我當作透明，我從來沒有感受過他們的愛。現在因為這場病，他們非常細心照顧我，讓我十分感動。」

知道她帶着如此正面的態度面對苦難，我便放開懷抱和她談論人的身體難免衰敗 — 有些人是在六、七十歲，有些則更早便要面對某些器官失靈或死去，但在永恒中這些或早或遲的時光是微不足道的。而即使用塵世的目光，在一個世紀前如果能活到四、五十歲已是非常不錯。生命的長短都是相對的，如何活出生命的色彩才是關鍵。

她哈哈大笑地說她可能比卡繆長壽，我則說卡繆即使沒遇上那宗致命的車禍，他的肺結核也不會讓他活得太久。但我們都相信，寫了那些雋永的作品，卡繆一生無憾。「你最想做甚麼？」我認真地問她。「想把這個病痛的經歷寫出來，希望人們看到上帝在絕境中仍有美好的安排。此外，這場瘟疫有如末世來臨，政府又想藉此危機改造人們的思維，應該要寫一部《動物農莊》般的預言小說。」我知道她另有一個心願，是與復和後的父母一起去一次旅行。

和她通過電話後，沉思良久，走到書櫃檢起《The Happiest Man on Earth: The Beautiful Life of an Auschwitz Survivor》，這小書講述一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如何自視為世上最幸福的人。書中主角經歷的折磨超乎想像，讓人明白為何死亡可以是一種解脫。但即使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他念念不忘的是一句話：「只要活着，便有希望；只要有希望，便能活下去。」

最好的時刻　與家人相濡以沫

他希望之所在，是目睹人類的良善和感受到親人朋友的關懷 — 法國人如何冒險匿藏猶太人，捷克的婦女向滿載難民的火車投擲麵包、有良知的德國士兵私下送他食物甚至協助逃亡、在集中營的一位摯友為了向病榻中的主角送上熱湯而被打到皮開肉綻。他亦難忘父親帶着他倉皇逃命時，仍伸手扶持同行的婦孺。他說回想一生最好的時刻，是一家人躲在比利時一所房子的閣樓。雖然非常擠逼、亦擔心被納粹發現，但卻感受到家人相濡以沫的情懷。

無論是個人或政治原因，我們難免捲入苦難。問題是能否找到希望之所在？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