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是否要為自己 70 年前所做的選擇付出代價?
【文:無影無蹤】
1980年代的某一天,平凡的德國老先生奧斯卡.葛朗寧(Oskar Groening)(見圖)參與了一個集郵年會活動。他在過程中與旁人聊起政治,一名與會者跟他說,「納粹大屠殺」是子虛烏有,因為「那麼多的屍體根本不可能一次燒毀」,連毒氣的作用也一概否認,隨後遞給他一本大屠殺否定者撰寫的宣傳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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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朗寧當下不置一詞,隨後回家詳讀了這本冊子,他很快發現內容全是胡扯一通。作者帝斯.克里斯多弗森(Thies Christophersen)煞有其事地宣稱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全是虛構,而且此說還被「新納粹主義」奉為圭臬。然而,葛朗寧最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當時就在最為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裡頭管帳。他以一個納粹的身分「親眼」看見了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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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後,葛朗寧開始公開自己對集中營時代的種種回憶,向大屠殺否定者正面交鋒,並且接受歐美電視台採訪。當時的他,認為自己只是想將真相說出來,但並不認為自己有必要為此負上刑責,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殺害任何人,只是一個小職員。換言之,他充其量只是一台機器裡的小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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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約翰.德米揚魯克(John Demjanjuk)案在德國開了先例,這位在美國生活的滅絕營守衛, 在2009 年被移送到德國受審。在過去,像是這類最低階的納粹往往不會面臨任何刑責。實情是,在戰後,除了最高階的納粹高官之外,其它大多數的納粹分子都沒有面臨任何刑責,因為當時德國司法院 99% 的司法人員都是納粹黨員,遑論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有親友與長輩是納粹。百廢待舉之下,沒有德國人願意耗時去討論咎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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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數十年過去了,納粹黨員一代代死去,納粹之惡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也透過大眾傳播、學校教育等管道,帶給德國人更深刻的反思。許多德國轉型正義提倡者開始意識到,如果再不把那些曾經參與暴行的人揪出來,一切就來不及了。坦白說,德米揚魯克既是活該,但運氣也不佳。因為許多比他更高階、手刃猶太人的納粹多半早已隱形埋名,成為美國社區裡澆花、唱詩歌的慈祥老爺爺、奶奶,順利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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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奧斯卡.葛朗寧之所以成為眼中釘,正是因為他太過高調,經常四處宣揚集中營經歷。許多人讀到這裡,或許會覺得他是情有可原,但別忘了,承認大屠殺的存在,不等同他曾經檢討過自己在時代之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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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高齡 93 歲的他被送上法院審判,一眾同樣高齡的猶太受害者也親自前往法院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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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帶來了前所未有爭議,無論是堅定的反納粹主義者,恐怕也無法篤定堅持自己原有的信念。例如,一個只是負責在集中營裡管帳的人,真要為大屠殺負上責任嗎?一個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要為 70 年前自己的行為付出全部的代價嗎?一個主動站出來打擊新納粹主張的人,難道真的罪無可赦嗎?最後可能大家最核心的疑問就是,奧斯卡.葛朗寧到底有沒有認知到納粹的行為是一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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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馬修.修謝(Matthew Shoychet)執導的紀錄片《奧斯威辛集中營會計 The Accountant Of Auschwitz》(2018)完整梳理了奧斯卡.葛朗寧一案的前因後果,還原了他當年在集中營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深入回顧高潮迭起的德米揚魯克案對後續德國轉型正義提倡者所帶來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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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無疑是針對這項議題最精彩的紀錄片之一,除了史料整理的詳盡程度,它同時提出了相當多具有爭議的問題,並且有效的並陳兩方說法,交由觀眾論斷是非。不論德國目前的做法是否極端,從這過程之中,可以看見德國在轉型正義上一題投入的思辨,可謂相當成熟。事實上,不是只有德國存在如此黑歷史?德國人為何至少願意把這件事放在檯面討論,其它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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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針對納粹分子的追捕仍在進行之中,曾在集中營任職的納粹黨員目前最高齡的已近百歲,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仍然設法想要保住清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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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相關劇情片題材感到興趣的朋友,推薦可以延伸觀賞的是保羅.索倫提諾(Paolo Sorrentino)的《重金搖滾男的奇異旅程 This Must Be The Place》(2011)、瑪格麗特・馮.卓塔的《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Hannah Arendt》(2012)、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的《我記得 Remember》(2015)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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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本片的案外案,片中的納粹之孫萊納.霍斯(Rainer Hoess)被揭露根本是個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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