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娛樂的真實,在絕望時代說真話 — 天邊外劇場《假音雙姝》
2021 年的初夏,暑氣當令,疫症未消,人們卻投進一場又一場狂熱——一場被視為電視革命的《自肥》狂熱、一場偶像組合掀起的追星熱。
歷經新疆棉代言人之亂、大台舊瓶新酒的偽改革、偶像組合的爆紅崛起,在這個新舊藝人交替的大轉變時期,波茲曼著作《娛樂至死》被反覆提起。無獨有偶,正在「娛樂」本質被熾熱地討論時,天邊外劇場導演陳曙曦在繼《新聞小花的告白》後,帶來新作《假音雙姝》,再度探索娛圈中如何持守唯真唯善,透過一隊偶像組合在事業與良心之間的擺盪與抉擇,嘗試刺激觀者再思娛樂的表象與真實。
娛樂難 在難的時代說真話
今時今日,香港人的影視娛樂處於很弔詭的位置,以往我們視它們為閒時消遣的肥皂劇與綜藝,在社會事件爆發後,頓時被挪用與重新搶奪為政治表態的板塊:藝人的政治取態惹人浮想聯翩、企業起用某些藝人代言又引伸至別的道德批判討論。
陳曙曦說,創作這齣作品時其實未是「Mirror」、「Error」人氣急升之際,但他對這個現象感到有趣,「令我感到也許這個作品撞上這個潮流並非偶然,也許是我們都感應到老一輩與新一代藝人的交替,反映了一些價值上的變化」。
《假音雙姝》改編自陳曙曦與編劇黃國鉅11年前創作的另一部劇作《變天》,故事講述在一個多災多難的極權國家裏,藝術家如何自持、於人民和政權之間作選擇。2010 年,適逢高鐵事件以至政改方案爭議連番發生,香港社會開始進入一個頗激烈的分化狀態。當時,他就以《變天》思考作為藝術工作者該如何回應。
至於香港創作環境在過去一年的巨變,陳曙曦就始料未及。他表示,自己與編劇都深切認為需要尋找一條新的創作出路——尤其是他們以及劇團均受到親中報系的攻擊後。
現在的創作很容易觸碰無形的紅線,忙於籌備演出的陳曙曦雖然有點疲態,談起這宗事,他卻開起玩笑。在那些帶有文革色彩的報導,被點名人士被以「X」糊去名字中的一字,他說笑指業界裡忽然出現了許多「X-men」,對此他其實感到頗驚訝,「他們提到的內容,我們其實一直覺得很mild(溫和),但突然間大家都變得很緊張、很多人發短信關心我們。」國安法聲稱無追溯期,在藝文創作上的評定準則仍然含糊不清,對於作品一夜間或會變成「鼓吹矛盾」的作品,創作者往往無所適從。
「從來無一些正式機構、例如政府、康文署、甚至藝發局等正正式式講過咩題材可以做、咩係唔可以做。自國安法通過後,藝文界一直都好熱烈討論究竟點樣為之犯法?會否『誤墮法網』?假如我們創作者會『誤墮法網』,演員出演又會否『誤墮法網』?將來可能有越來越多『以上內容與本人言論無關』的免責聲明出現。」
正因為業界處在這片灰色地帶中,創作團隊思考如何以另一個切入點去說他們想說的話,「這個作品表面上同政治無關,實際上,觀眾或許都會認為是無關的,但我們相信觀眾,於是今次就用一個隱喻去講我們、以至創作人面對的處境,如何保持所謂的初心、良心。」
演員在大時代的自我修養
《假音雙姝》除運用布萊希特的手法外,亦加入了希臘歌隊以及不少現場樂隊的部分。飾演偶像組合的兩位女主角謝冰盈(飾演Scarlett)和黃雪燁(飾演Starry)坦言,這次演出是一大挑戰。
Scarlett 和 Starry,一個走「才華型」,閒時會做善事、助養孤兒;一個為「偶像派」,較多花邊新聞,唱歌會走音。謝冰盈笑言,其實拍檔本身唱歌好好聽,要唱走音歌是一個挑戰。這次演出有許多要與樂手配合的部分,對她們而言並不簡單。
藝人選擇在何種政治議題發聲、在多大程度上展示自己的態度,成為大眾對「良心藝人」的評斷依據。良心儼若化成一些資本,能被有技巧地運用。謝冰盈期望觀眾能再思良心的本質,「近年大家經常討論藝人的良心、他們如何大愛、會做什麼善事等,但良心同時我們其實好近,也許在身近所發生的事情有很多你沒留意到。」
飾演她們經理人的黎濟銘說,自己的角色像「花姐」,但演繹的困難之處在於經理人這類幕後人物甚少在大眾面前現身,「究竟他們在盤算思考著什麼?他們如何包裝一隊性格南轅北轍的組合並呈現在大眾面前?在今日香港發展演藝事業,不止考慮藝人是否能歌善舞,更重要是他們與群眾的關係。」黎濟銘希望,這個作品能夠令觀眾聯想及扣連到身近發生的一些娛圈事件、一些人,進而產生批判反思。
時值娛圈大洗牌,對於藝人立場的想像、對電視節目的詮釋,以至代言某些品牌的倫理,狂熱過後,更值得我們靜心討論。
作為演員,戲裡戲外都經歷過麵包與自由的抉擇。無論電影公司還是廣告製作,自我審查已是不可免的起手式。業界親歷過一些不合理的禁言條款,娛圈產業鏈中也有許多不為人道的妥協與角力。黃雪燁期盼觀眾入場能夠反思娛樂未必只是娛樂,支持藝人以至進行消費需要更審慎思考。
是次作品的探索重心,開宗明義在於「假」與「音」。「假」指向藝人的偽善面具、在娛樂圈的生存技巧;「音」指向粉絲的呼喊、偶像的歌聲以至良心的聲音。陳曙曦表示,劇情圍繞兩位主角在經理人的打造下,披著大愛善良的形象,但偶然之下面對眼前一個受逼害的小朋友,卻變得遲疑,引發起良心交戰,在仕途與正直之間「to be or not to be」。
「整個戲真假混雜,彷如戲中戲中戲,我們永遠不知道哪個才是他們的真正面貌,我認為這就是這齣戲有趣的地方。」
政治高壓下的新時代創作技巧
如藝評人鄧正健所言,在建制派先前對藝文界一輪窮追猛打後,藝文界只能邊抱著自衛和試水溫的心態,揣摩北京對香港文藝界的政治立場。藝團在現時的資助機制下,變得被動及岌岌可危,陳曙曦同樣有這個擔心。他表示,這次作品於他作為導演、以及劇團營運者而言,均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性作品;亦是跨越2019年、進入一個更艱難的未來前的一個分水嶺。
面對失去資助的隱憂,他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受資助,但劇場的觀眾量其實不多,尤其是並非做一些商業性作品,例如今次的製作。所以希望今次透過這個作品,思考如何、甚至能否脫開資助機制,期望觀眾能夠入場觀賞、一齊討論,下一步我們應該要循著哪個方向繼續行。」
自從人民頓失以往的發聲渠道,娛樂早被挪用成行動連結的符號,觀眾與粉絲報復性買賬,娛圈的生態被扭轉,同時也產生某種扭曲。姿態越是擺明車馬,群眾越是折服,反之假如旗幟不夠鮮明,大眾往往會有遲疑。跪與不跪之間,創作路線的摸索仍然艱鉅,不僅是創作者,資助者亦須承受同等程度的風險。
「我有時會驚影響到資助你的機構,他們從來沒干涉過我們的創作,但現在亦面對著很大壓力。既然他們這樣努力,我們亦要互相幫忙才可以繼續存在,所以要尋求一種新的表達方式,直至有一天我們可以脫離政府資助。」陳曙曦言,那些建制媒體的指控萬一真的觸動政府神經、作出整頓,對中小型藝團的影響非常大,更甚者會造成整個行業的失業問題。現時唯有希望能獲更多觀眾支持,未來或能找到逐漸遠離官方資助但劇團仍能生存的途徑。
即使未有白紙黑字條文,作品審查早已率先反映在場地問題上。「假如作品的題材比較敏感,有些場地未必會直接提出,但或會以沒有檔期等藉口推卻, 即使是私人場地例如高先電影院,亦同樣面對這種壓力。 」除此之外,消防及噪音等條例亦很容易成為打壓藝文活動的工具,在這節骨眼上,陳曙曦認為行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思考,除了實體場地、網上直播之外,仍需探索更新穎或遊擊式的創作模式。
在絕望時代下纏著鎖鏈起舞
藝文創作在政治高壓下備受制肘,陳曙曦在作品中亦有一段夫子自道,詰問在限制裏創作如何找到自由。觀眾在戲中除了能夠與主角面對良心抉擇同呼同吸,亦能透過希臘歌隊之口,稍稍從主要角色的困境疏離,進行多一層的思考,從不同角度反觀自身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我們堅信著仿似已沒太多人關注、但仍然需要相信真善美的價值,我覺得我們是這樣的一群人。」黎濟銘續道,「我記得有一個來自法國陽光劇團的導師說,劇場是唯一一個還能傳遞真相、或者真善美的一個地方,這種藝術形式仍然保留到表演者內心好真實的部分,或是對於世界的感受。」這種媒介除了有其娛樂性,亦與觀眾有著很真切的交流,「這種真誠我們仍然在劇場裡很努力地持守著,好希望有觀眾能與我們一同分享。」
陳曙曦談到年輕一輩難免湧起愧疚,他指參與這次製作的年青人有些剛剛畢業或30出頭,每個參與者本應有大好將來,哪怕未來晦暗不明,他們仍然對藝術充滿熱情,「所以我希望觀眾能入場支持,感受他們如何在自己崗位傾盡全力。」
電影《一代宗師》裡有這麼一句,「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縱然藝文界前景不明朗,陳曙曦依然堅定,在政治紅線真正逼臨之前:「我會一直說我想說的話。」
天邊外劇場《假音雙姝》
日期:5月29日、6月4至5日、11至12日 晚上八時
5月30日、6月6日及13日 下午五時
地點: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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