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四，five、six、seven、eight！」節奏明快的印度舞曲此時漫過舞室，20多名女生隨歌起舞，當中有人年近六旬，有人則不過20多歲。有人身穿鑲閃片的印度傳統服飾，隨著眼前老師舞姿，揚手扭腰。舞曲一止，他們都喘不過氣，不禁嚷著：「好難！」、「啲動作好快！」、「今日咁鬼攰嘅！」

印度裔老師 Sri Kishore 在一旁悠然自若，面露自滿。外人大抵想不到，這名40歲、居港12年的老師，很愛港產片，早把杜琪峯執導的電影《單身男女》翻看15次。舞室以外，他是被稱為「港產寶萊塢」電影《我的印度男友》的導演，不久前才在中環鬧市，拍攝逾50名舞者跳寶萊塢舞蹈，時而凝著攝錄機屏幕，時而掌鏡。

「Cut! Action! 」耗費整整九年時間製片，他很希望能在大銀幕，以光影細說香港故事，一個「咖喱仔」（印裔男）及「雲吞妹」（港女）的愛情故事。

＊＊＊

漂洋來港　住尖沙嘴劏房

黝黑的巧克力，配上白滑的牛奶，便成為黑白相融的牛奶巧克力。「Milk Chocolate」不僅是 Sri 製片公司的名稱，更是其5歲兒子的暱稱：「Milk Chocolate 是兩種顏色的混合，也代表香港及印度的跨族裔相交，就如我和妻子般。」Sri 笑言，兒子整日都在哼唱電影主題曲的廣東話及他加祿語（Tagalog）版本，又在床上載歌載舞；有朋友更在短片下留言，「有其父必有其子」。

電影中，印裔男主角 Krishna 向港人女主角 Jasmine 求愛時，曾大聲呼告：「愛情係無分香港同印度嘅！」這句話可非虛構，Sri的妻子正是其跳舞班學生，兩人後來相戀、結婚，繼而開花結果。這段戀情，更使原打算定居一年便回鄉的Sri，下決心留港發展。

2008年金融海嘯時， Sri 在印度任職電視台編輯，在影視業初出茅廬，但生計拮据。父親著力勸他來港找工作機會，他憂心仲仲，憂慮來港後只會記掛金錢，遺忘遠在家鄉的電影志向。但最終還是孤注一擲，矢志賺一些錢，才作打算。托朋友介紹，Sri來港教授寶萊塢舞蹈，月薪 15,000 元，是昔日家鄉工資的15倍。他日間教舞，夜晚則瑟縮於尖沙嘴的劏房–—在床上，身子朝右便是廁所，朝左則是廚房。他初時對香港文化一無所知，只懂成龍及李小龍；他僅知道，這是個可讓他賺錢的地方，還有這地的人很愛吃麵。

Sri 出身於寶萊塢電影搖籃地、印度第四大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兒時每逢假期，他便會窩藏於叔叔的戲院看電影，一晃便是大半天。那是一所舊式戲院，全日只放映同一齣黑白戲，但Sri依然樂在其中。眼見大螢幕上的閃爍光影，Sri也冀望能以電影訴說一個個尋味故事。惟始終電影行業收入不穩，父母一直反對他入行，並勸說他從事前途較安穩的工程師，Sri只好唯唯諾諾。後來，縱使業務不遜色，但他厭倦建築地盤的刻板工作，每天放工總是身心俱疲。他最終索性辭職，在YouTube自學拍片、剪片，並投入短片製作。

倒是來了香港後，沒有家庭的牽絆，令 Sri 能（靜悄悄地）專注電影事業。就算身處異鄉，Sri仍心繫寶萊塢電影，並開始「遙距」執導其首部驚悚片Sasesham。他那時每月會穿梭兩地，但往往只在印度逗留兩天、處理瑣事，便匆匆回港，因他仍要兼顧每周八堂的舞班，「我那時覺得，最好還是保住工作吧。始終沒人能預視電影收益，有些人能在一晚間成為巨星，有些人卻怎麼也賺不了錢，所以我不願冒險、放棄工作。」

但他也清楚，有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他的第二部驚悚片Bhoo在印度 75 間戲院上映之際，香港的公司卻不准他請假回鄉，令他要找人代為處理電影事務。他說到此時不無感嘆，「（電影上映時）我應該要在場的……我早就應投放更多時間於電影……」

這些年以來，Sri一直瞞著家人拍戲，唯恐他們會潑一桶冷水，「若我跟他們談理想，他們會質疑你：『你為何要拍電影？不要拍吧。』我不願打開這類話匣子。」直至第一部電影上映了，家人某天在報上看見其名字時，Sri才將事實坦白道出。家人這才恍然明白：啊，原來兒子一直都在辛勤工作。回望以前的日子，Sri堅信天道酬勤，「我相信勞苦、掙扎及熱誠會帶來成果。就算我最初在香港誰也不認識，但我覺得靠著苦幹，自己終有一天也能做到（make it）。」

＊＊＊

籌集資金　拍一部港產片

Sri 很喜歡看戲，其whatsapp status更是「at the movies」。他最近入場看港產片《不日成婚》時，戲院收票員以為他買錯電影場次，一直打量他，更輕輕提醒：「呢個係港產片。」另一次，Sri入場看賀歲片時，身旁觀眾紛紛側目、回頭，彷彿在思疑，印度人有何興趣看港產片？Sri 往往一笑置之，因他看戲的理由實則純粹不過：「我只不過想看啊！我很想知道導演是怎麼拍攝的。」

在港定居三、四年後，Sri 心中陡然一動：不如我執導一部港產片吧？但又遲疑，到底觀眾會否有興趣看自己的廣東話作品？在芸芸優秀香港導演中，自己怎麼能別樹一幟呢？他和好友傾談後，突然靈機一動：不如拍部寶萊塢風格的港產片 — 情節由印度歌曲及舞蹈串連，而且還要有印裔角色，這樣就與眾不同。

Sri更很希望能在電影呈現香港各種景色。多年前到埗香港時，他早就構想好要到哪些地方攝錄；甚至是遠在港島南區、不為外人熟悉的華富邨瀑布，他也經常到那裏閒坐，寫寫故事。電影還有許多展現本地文化的場面，例如打小人、燒街衣等；而單單為了拍攝長約數分鐘的跳舞片段，他和製作團隊更攀山涉水，到訪25個景點，由赤柱到中環海濱再到香港公園等：「我想和觀眾說，香港很美麗，我很喜歡這裏。」

策劃電影之際，為找足夠資金，Sri無論遇上誰，哪怕是投資者、學生、技術人員、朋友也好，他都會絮絮訴說其製片大計。過程中難關少不免，無論在香港或印度，都會有人質問他：「喂你係印度人，你不能在這地拍電影的。」、「你真的能拍戲嗎？要在香港拍戲是很不容易的！」

過程中他說了很多話，最終還是徒費唇舌。不少人讚賞Sri的想法很棒，但一問起出錢投資，統統只敷衍一、兩句，不久消失得無影無蹤。最終他花了4年，才找到十餘名投資者，還要全是香港人。發行電影的 Golden Scene 創辦人曾麗芬坦言，這是Sri首次執導港產片，作品未至於很好，發行商難免卻步。她倒很欣賞電影的純粹，認為Sri能真摯地反映兩地家庭的文化差異：「Sri 好有毅力，點都要畀次機會。」

Vicki 隨 Sri 習舞 6 年，更在電影擔任舞者一角。她形容，Sri 是個很稱職的導演，除了為電影編排所有舞步，在片場時更很著緊每個細節，「成日行嚟行去，唔會齋坐係到」。即使有人不慎跳錯一個舞步，他都會要求重新攝錄。該群舞場面不過短短數分鐘，最後卻花了團隊一整天。

電影本來在 2019 年開始拍攝，但正值反修例運動爆發，街頭烽火連連，令 Sri 擔憂工作人員的安全。而且他覺得，當時不少人都陷入困境（going through tough times），社會一片愁雲慘霧，他不能就這樣叫別人進場、無憂地看齣很歡樂的戲。放棄的念頭那刻在腦海閃過。但友人鼓勵，「你動輒那麼多時間製片，而時間也算是一種投資，不要放棄吧。如果沒人喜歡你的電影，也沒問題的。」

＊＊＊

香港印度　文化差異與交匯

電影將於印度上映，Sri 起初打算只在當地放映他加祿語版本，並找人為戲中的廣東話對白配音，因為當地人不慣以字幕理解內容。意料不及的是，有朋友竟說不好，因為廣東話才能讓當地人耳目一新。他才醒悟，找人配音的話，電影會「無哂 feel」（the feeling would be missing）；最終他還是決定放映「原汁原味」版本：「我想在電影保留廣東話的美。」

有不少印度網民後來為電影製作各種搞笑「meme圖」；其中一張圖片可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一起喝茶，獲逾7,000讚好。習近平在圖中問莫迪一句：「Hello 朋友！這套戲是否全在香港攝錄？」當時中印關係緊張，這圖則彷彿在揶揄，電影的跨族裔愛情故事可紓緩兩國關係。

「香港人說得較有邏輯，但在印度，我們常胡說八道（talk nonsense）；香港人做事較有效率，印度人則較為慢活。」香港人和印度人像是活於兩個世界，但Sri總覺得，兩地的人其實沒大差別，甚至可相輔相成。他堅持找印度攝影師來港攝錄，因為他們未曾到訪香港，也許能以獨到的角度去觀察及拍攝這個城市。

但寫劇本時，他卻否定不少印度團隊的意見，因為他們的想法往往過於誇張，會令電影很不現實：「在印度，人們表達愛意時會說：『我會為你摘下月亮！』在香港說同一句，卻會受蔑視：『唔好講廢話啦。』」他又舉例，當電影男女主角坐在橋頂上談情說愛，印度觀眾會覺得沒甚麼大不了；但香港觀眾往往會「出戲」，反問：「嘩，點解佢哋可以坐喺嗰度？無警察睇住嫁？」

香港和印度團隊的人各有所長；也正因此，他想把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交匯一起、互相交流。現在他正撰寫一部懸疑片的劇本，故事人物來自菲律賓、印度、香港、韓國等，他們並會一起合作、解開謎團。

他也很想以電影訴說更多香港故事，尤其是人們在這地經歷的苦難，他們又怎麼在狹小的樓房裏，維繫各種關係。此時他哈哈大笑起來：「香港地有許多故事，有悲有喜；我們可以（在電影）將不同事情交集，試試一些新角度。我也想挑戰黑幫片或武打片的，哈哈哈！」

記者／任蕙山
攝影／Sheryl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