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星島日報》撰文，指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中，「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具有政治顛覆性，但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殊的法律環境及中央治港權力的「節制」下，令這「顛覆綱領」及其持續的「實際顛覆性行為」一直存在，無人追責，但 2020 年立了《香港國安法》後，支聯會的「顛覆綱領」不能兼容於國安法秩序，必須刪改，否則保安局應考慮以要「香港民族黨」的取締方式執法。

支聯會會秘書蔡耀昌指，田飛龍不是第一次有類似論調，「個法律依據係點呢搞唔清楚，個講法代表性有幾大，大家都唔清晰」，詳見相關報道。

香港以往縱容支聯會

田飛龍在文章指支聯會以往的活動，包括申請六四維園集會、組織紀念與研討活動、接受海外資金和組織的支持以及參與香港多種形式的民主抗爭行動，可見已經成為一支標誌性的海外民運力量。這股力量長期利用「一九八九事件的政治遺產」、過分包容的政治自由及海外勢力的支持，從事的活動「既具有合法的遊行示威與歷史研究成分，也挾雜了具有政治顛覆性和煽動性的危害國家安全的成分」。他指，過去香港法律未有加以規制，形容是「怠惰」，放縱支聯會，導致支聯會的行為「一步步踩線越界，日益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現實性和違法性」。如今，無論國家憲法還是《香港國安法》，都劃定清晰的法律邊界，支聯會如果繼續越界，其法律責任是難以避免的。

指支聯會行動或干犯國安法 22、29條

田飛龍又指，警方以疫情理由拒絕去年的維園集會申請，但支聯會仍然進行非法集結。又稱「今年的情形與去年類似」，如果支聯會及其領導成員繼續以「顛覆綱領」為依據的相關顛覆性行為及煽動行為，甚至採取一定程度的暴力行為或暴力威脅，就屬於《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範疇。

他又認為，要留意支聯會「可能存在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情形」，則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二）、（五）項所規定的罪行模式有可能適用，其中涉及阻撓法律實施和煽動對政權的憎恨。

建議保安局採取行動

田飛龍更指香港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做調查和評估，並提出法律處理方案。他認為可行的有二：其一是要求支聯會刪除「顛覆綱領」，在有關活動中消除具政治顛覆性的行為元素；其二，若支聯會拒不更正，保安局可研究按照類似「香港民族黨」的取締方式執法。

田飛龍指，在國安法下，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已被「照亮」，不可能縱容顛覆性的違法現象。對支聯會一類具顛覆性和激進性的社團進行國安法、本地治安法及社團法的規範管理，是合憲、合法。他形容，《香港國安法》秩序與政治社團權利之間的磨合，仍處於複雜鬥爭，支聯會的法律命運到底如何，是關鍵性的制度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