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早前吳秋北煞有介事強調不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工聯會終於能夠名正言順為資方發聲，黃國健的以薪代假論唯一令人意外之處僅在於黃定光的反應，畢竟新綱領不過為配合新香港的資本天堂願景。既然新香港要向新中國靠攏，工會當然要添上中國特色。

中國只有一個「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除此之外一概非法。在毛澤東時代，工人生計由工作單位負責，工會純粹提供文娛康樂，角色無足輕重。直至改革開放經濟轉型，國企成群倒閉而外資大批湧入，大規模失業引發社會動盪，工會的中介角色始見吃重，1990 年代起有政治局常委出任全總主席，參與制訂勞工法例、調停勞資糾紛、提供法律援助之類。然而工會崛起，工人剝削依然無日無之，甚或尚未形成階級性的抗爭，恐怕是中共治下獨有的弔詭現象。自湯普森開山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來，西方關於工人階級的理論已超越純唯物主義模型，拓展到從文化乃至法律層面尋求解釋；政治學者陳峰則按其對中國勞工的研究，認為工人運動的空間首要受國家與勞工的關係形塑，中國工運長期難產的癥結在於政權鋪天蓋地的管控體制。

馬歇爾將十八至二十世紀西方抗爭史歸納為公民權利（言論自由）擴及政治權利（全民普選）再到社會權利（生活保障）的歷程，工人的集體權利衍生自個人公民權利的擴張，即使資本體制敵視工會，工人組織仍有一定生存空間；而在威權社會，就算暴力鎮壓與法團主義籠絡並行，政權對民間的滲透有限，故此無法杜絕自發性的工人抗爭，諸如社會主義波蘭、軍統韓國和種族隔離南非均曾爆發大規模工運，對促進勞工權益乃至民主化進程功不可沒。上述兩種體制有一個共通點：在勞工權利合法化之前，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已經形成足以影響國策的社會力量，繼而通過利益抗爭將工人的實然權力（de facto power）轉化成法定權力（de jure power），工會基本上是獨立勢力 — 中國則國情有別。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不缺憤怒的工人。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間，中國各地據統計發生 1,171 次示威罷工，2010 年 7 月的大連開發區罷工潮更波及 73 間企業，共 7 萬名員工要求加薪，而 2012 年勞動爭議就多達 133 萬宗，其中超過三分一未能調解了事。[1] 然而中國工人的抗爭始終未能轉化成政治力量，肇因眾說紛紜。陳峰近作《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指出，中共托辭工人階級已成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國家與勞動人民利益一致，建政伊始便將各地原有工會代之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將勞工勢力收編入行政部門，黨政機關自此徹底滲透職場。及至引入市場機制，中共已掌管一套「預先存在的（即先於工人動員）、能有效控制工人組織行為和動員方式的勞動體制」，得以「先發制人地制約工人行動」。勞工勢力先天不足，結社又受鉗制，抗爭自然寸步難行。同一時間，中國急速通過一系列勞工法例（如 1995 年《勞動法》和 2008 年《勞動合同法》），名義上保障工人的經濟性權利，將勞工階級議題化約成個別法律問題，工人抗爭模式進一步被疏導至「依法維權」而非有組織行動。簡言之，中共一方面壓制集體權利，另一方面提倡個人權利，將勞工原子化，由上而下消弭潛在的階級鬥爭。

工會就是維穩機制的一環。全總注定是個怪胎：表面上是勞工團體，實則作為行政機構，一連串任務旨在護航國家產業政策，當工人權益與施政方針出現衝突，小至爭取加薪大至罷工堵路，一旦調停失敗，工會永遠站在高牆一方。更離奇者，全總轄下的企業工會由管理層指派人選出任代表，十足資方代言人，因而也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工會出庭控告員工的異聞。中國式工會更得到外國勢力認證支持：胡錦濤年代鼓吹全總廣設分部，外資公司一度抗議，後來反工會反到惡名昭彰的沃爾瑪卻欣然同意，理由是「中國工會與美國的工會截然不同，所以沒有必要像對美國工會一樣對中國工會充滿敵意。」[2]

中國工會的尷尬身份從一位工會幹部的訪談可見一斑：

記者：工會去做工人工作，是代表政府去做的嗎？

幹部：沒有，怎麼代表政府呢？

記者：是代表工人嗎？

幹部：有些政策他們不理解，跟他們去解釋。

記者：那還是代表政府去說服工人啊。

幹部：（工人）對一些政策不理解，我們就解釋一下。我們工會是要維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又要維護職工的利益。

記者：在這兩個利益發生衝突時維護哪一個呢？

幹部：發生衝突時肯定要維護整體利益嘛。

記者：就不維護工人利益了？

幹部：工人的利益要在服從整體的利益的前提下維護。

記者：現在這個工廠的工人的利益和整體利益發生了衝突，怎麼辦？

幹部：沒有衝突，（改制是）為了這個企業的發展，也是為了工人的利益。

記者：如果沒有衝突的話，工人為甚麼堵馬路？

幹部：他們是不了解嘛，我不是跟你解釋了嗎？[3]

工會另一個國家級任務是防堵獨立工會。有學者戲稱全總職能在於「哪裡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裡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背後當然出於政治需要：國家不能容忍任何一種「集體性的另類選擇」（collective alternative），因為這意味著為「孤立的個人」打開了「政治選擇」的大門，國家將獨立工會看成是對政治穩定的破壞，基至於是對政權本身的挑戰。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波蘭出現團結工會運動以來，對獨立工會的擔憂就一直纏繞著中國的領導。[4]

波蘭團結工會逆轉選前民調大勝波共之日，正是 1989 年 6 月 4 號，天安門的腥風血雨對波蘭民情顯然有所刺激，「波蘭病」—「工會病」— 倒過來又成為中共心結。八九民運不啻是一場學生運動，社會各個階層（除農民外）廣泛支持，期間全國多地冒起獨立工會，單是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就有近萬人參加，當時甚至有學生提議效法波蘭團結工會，而學運領袖唯恐招惹政府，無意與工運合流，將希望寄予學生「愛國運動」的「純潔性」。中國民間由始至終未曾享有真正的自發結社權，事實證明，中共不會容忍任何有動員能力的非官方組織，由學生運動、獨立工會到宗教團體、慈善 NGO 乃至大型民營企業亦然。

若說全總對勞工福祉毫無建樹或者也不合實情。實情是企業工會往往無法遏制職場違法行為，令全總的立法成果流於形式主義；實情是工會一般只受理工人的「權益型」爭議（例如侵犯權益），對「利益型」訴求（譬如要求加薪）則不置可否，近 20 年野貓式罷工的興起正正反映工人已不堪忍受「依法保障」的最低待遇，即使工會願意為員工與公司斡旋，成事與否仰仗官方幹部 — 有自稱「欽差大臣」— 的善心，工人不過是被施捨：「一個更本質的問題，無疑是中國工會無論是甚麼級別，並不代表以社會為基礎的『結社權力』，它們不對工人問責，也沒有自主性來制定目標、提出訴求或選擇運作方式。」[5] 實情是工人贏粒糖輸間廠 — 如果上頭有糖派的話。

有個人權利而無集體權利的下場如何，對照近月兩宗新聞可以得知。北京送貨員熊焰質疑外賣平台「餓了麼」提高送餐配額旨在剋扣獎金，在網上呼籲各地外賣員發聲，事件曝光後「餓了麼」道歉，幾日內熊焰與多名同行卻相繼被捕，事緣相信與試圖發起全國性罷工有關。熊焰身為「外送騎士聯盟」聊天群發起人，群組聚集近萬名同業，互相交流維權訊息，行徑跡近獨立工會，不見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一個月，北京有官員體驗做一日外賣騎手，12 小時僅賺 41 元，慨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引爆社會不滿勞動剝削的輿情之後，官員又出面澄清公眾「誤解」，表示多數外賣員其實「收入不錯」，而且工作「體現到個人價值」。當局先剝奪工人的抗爭手段，繼而投以同情的目光，再將情況歸結到個人因素，社會問題就此化解於無形 — 做法絕對比日薪 41 元更侮辱。

習近平上台以來嚴防工運，曾經蔚為風潮的野貓式罷工日漸息微，工人選舉代表談判的運動模式亦成鎮壓對象。無論前景如何黯淡，條件有多不利，集體力量依然是群眾的最強武器。1970 年代韓國的工運團結了學生、傳媒和宗教等不同界別，壯大了日後民主運動的聲勢；波蘭團結工會聚合千萬之眾，亦是歷經長年抗爭方才搏成。國安法再嚴苛，香港始終未被全面滲透，抗爭型工會起步雖遲亦不無挫折，但趁還有活動空間，發展草根組織串連多方勢力，由下而上重建公民社會，依然值得嘗試 — 畢竟成功例子太多了。

 

註：
[1] 陳峰：《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230。
[2] 同上，頁 136。
[3] 採訪見 2001 年 1 月《中國勞工通訊》就貴陽棉紡廠工人示威報道。
[4]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頁 98。
[5] 同上，頁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