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香港變成中國的普通城市，對北京來說是弊大於利的。

西方國家連成一線，視中國為最大競爭對手或威脅 — 近日連俄羅斯也靠攏美帝，加密包圍網，使中國更形孤立 — 中概股來港第二上市，有助減低被美國退市的風險和損失。中國地方債務高達 26 萬億人民幣，亦須靠香港替其融資作周轉和應急之用。先決條件是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命脈 — 新聞自由和法治。投資者取自由港而捨北京、上海，看重的正正是她重視公民權利，不會中央一個命令，資產即被凍結或充公。若香港失去這重優勢，為外資嫌棄，等於自斷經脈，難道靠「國家隊」塘水滾塘魚，便可無中生有，獲得所需之美金？萬一資金鏈因治港官員行錯一步棋而斷裂，造成重大金融事故，隨時殃及習近平的強國夢，試問誰擔當得起？

面對在國際上被孤立的不利形勢，習近平六月初在主持會議時已作訓示，要修正戰狼外交路線，大外宣除了「傳播好中國聲音」外，還要「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旨在「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但要改善大國形象，又有甚麼比在香港推行善治，贏取市民真心擁護和支持，使國際輿論逐步轉向更為有效呢？從中共高層的角度看，最理想的做法是把管治風險減至可控範圍內，而非用國安法管到死。

中央無法答應港人民主訴求，但至少可以在經濟民生方面有結構性的重要改良 — 那並非興建多些公屋這麼簡單，而是要治本地以減少貧富懸殊為施政首要目標，拋棄王于漸、雷鼎鳴等港府國師所鼓吹、甚麼都以催谷經濟增長為先的主張。王于漸和雷鼎鳴喜歡吹嘘財富有「下滲（trickle down）效應」，較底層的民眾慢慢會受惠於經濟發展而改善生活，所以反對富人稅、遺產稅、資產增值稅等所謂干預市場措施。但 2001 年諾獎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不認同，他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的迷思，財富其實是向上流（trickle up），慢慢集中在富裕階層身上。這亦正正是港人過去十多年的切身體會。筆者在〈諾獎得主對未來的預言〉已剖析過，不贅。

紅線變紅海，隨時倒中央的米

然則治港官員有這種政治覺悟和大局觀嗎？就算有，又有沒有精準的執行力，避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有負領導所託嗎？從近期全方位政治打壓的程度和密度來看，難免使人懷疑。其實有了國安法，並「完善」了選舉後，香港的政局已完全掌握在中央手裡。市民免於恐懼的自由不翼而飛，導致資金加速撤離，更觸發移民潮 — 在中方眼中，當然是外國勢力搞鬼。但不論她們怎出招，樓市和股市仍屹立不倒；疫下經濟雖不景，亦未至於崩潰。這是否說，最大的危機已經過去，即使紅線變紅海都無問題呢？沒人有水晶球，但不利因素持續累積，乃明眼人都見得到的事。

還記得「一地兩檢」闖關時，在社會引起的迴響相當有限嗎？當時民間瀰漫傘後的無力感，使林鄭的膽子更加大，2019 年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誰又估得到物極必反，引發史無前例的社會抗爭，蝴蝶效應大到連國際關係與形勢都改變呢？歷史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自從有了國安法後，別說街頭抗爭，連溫和的民主派亦不成氣候，理論上中共的安全系數已創歷史新高，但隨著中美關係屢創新低，世界進入混沌的時代，危機四伏，所有政治與金融的風險，再不能單靠線性思維或偽科學理性加以捕捉：一個球拋出去，以往較能準確地預測其軌跡與落點，但現在大環境中的變數更加接近一個天氣系統，事前預測是一回事，中間輕微的誤差，都會點燃爆炸性的巨變。當中又以來自資產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最值得人們擔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含金量還剩多少？

李敏剛教授研究政治和經濟多年，他讀過筆者〈歷屆特首懵然不知的禍患〉，對房屋金融化造成深層次問題很有同感。他根據顧問公司 Knight Frank 的報告和 IMF 的數據作分析，認為香港的樓市在美國聯儲局推出特大規模的量寬政策後，於 2020 年三月到 2021 年三月間，亦只升了百分之 2.1，相比起最多的土耳其升了百分之 32，美國也升了百分之 13，英國就升了百分之 10，其實並不尋常。這到底反映香港的樓價已經高無可高（意味無人想接貨，崩盤在即），還是外資撤離（意味崩盤已經慢慢開始）？無論如何，這都是令人不安的數據。要知道，受疫情影響，資產外逃潮還未臻高峰，而且相信亦有人在觀望形勢的發展，想看看現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內地到底在營商環境上，還有多大差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含金量，是否還值得外資們付出對比他處而言 — 如上海或其他國外金融市場 — 更高的成本而留下？ 而香港的新聞自由，顯然是最後關鍵少數離開與否的重要考量。

有人會質疑，樓市風險和信心危機是否仍然掛鉤。香港的權貴階層一直相信有國家扶持，任何風浪都不怕。他們一直深信王于漸和雷鼎鳴那套新自由主義思想 — Joseph E. Stiglitz 批評這種市場原教旨思想是一直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筆者在〈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及〈捍衛地產商權益的經濟學者〉亦探討過他們的語言偽術，但有一點要補充。王于漸近兩年大力推銷「明日大嶼」及賣公屋計劃，都是基於「有樓 = 有財富」的前提，彷彿樓價只會升，不會跌。當中，忽略了資產本身具有一種吊詭的特性。

不能排除負資產潮重來的可能

何謂吊詭？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在〈聯儲局焦點是大眾的想法〉中，分析通脹有吊詭的特性：通脹是否真的受大量短期因素形響，視乎大眾信不信。若果大眾照單全收，保持通脹預期不變，那就可以相安無事，短期因素不會有長期影響。若果大眾忽然覺醒，認為低通脹已成過去，那就會以行動迎接新時代來臨，商戶加價員工加薪，通脹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資產其實也相類似 — 二千年前後香港便出現過負資產潮 — 只不過，全球印銀紙印了多年，樓宇價格即使高到欠缺實體經濟支持的地步，仍不斷有人接貨，慢慢公眾就形成了樓價只會升的心理預期，不覺得存在泡沬，或越來越有龐氏騙局的影子。王于漸鼓吹政府賤賣公屋去減低貧富懸殊，正正出於這種習非成是 — 社會大眾主動或被動地投入去玩資產增值遊戲，而這遊戲鼓勵投機炒賣，不斷懲罰努力工作、靠儲蓄過活的人 — 的思想。

當平常香港人要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買得起樓，樓市的不健康程度亦反映了它的風險。現在港府只顧搞政治，客觀效果上，是向關鍵少數的資產擁有者施壓，迫她／他們離開。而撤資便等於沽空香港的未來，如果火棒無人接，碰巧通脹促成加息周期，使整體風險跨越爆煲的臨界點，觸發的連鎖效應，便一發不可收拾，到時資產還算資產嗎？當然，有中央這大靠山，北水自會湧來救市。但別忘記香港的存在價值在於幫中國融資，怎麼反過來給中央添煩煩亂？更何況，系統性風險可大可小，如果要中央出手，把太多彈藥鎖在香港樓巿內，甩不了身，那便會大大削減其可動用的銀根，無法拿來解決內地金融難題。這究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未知這條數要如何算，闖了大禍又要由誰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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