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真諦
兩個多月前，讀到一位年青朋友的 post，提到要做「香港的宣教士」。當時覺得這個想法很有意思，面對當前的政治高壓，以柔制剛是上上策；更何況官方正積極宣傳「大灣區」，絕對不能忘了宣揚香港！但過去的兩個月，香港的情況愈來愈令人窒息。
兩年前「反送中運動」中舉辦的和平集會或遊行，因為未獲批准，帶頭的人士被判刑 14 星期或以上。六四維園足球場因為七千警力重重封鎖而首次沒有出現燭光。有電視台播放「自肥」的綜藝節目而大獲好評，但香港電台的電視製作則一味自殘，令人慘不忍睹！然後電檢增加了紅線，連拍攝《理大圍城》這類紀綠片亦會觸犯紅線！更令人心痛和心寒的是《蘋果日報》多篇文章被指觸犯國安法，除了多名高層被拘押，連一名主筆也被捕；而營運資金也被凍結。在強大壓力下，《蘋果日報》終於在 6 月 24 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章後停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還有甚麼值得大事宣揚？
幸好 69、612、616 等兩周年的日子令我想起兩年前的口號 Be Water。但凡關心「反送中運動」的人都清楚知道這句口號的意思，但這句口號有另一可能更值得深入討論的詮釋。有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作為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可謂與生俱來。但 Be Water 其實要求人們把視野擴闊，除了高層次的事物更應留意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事物，或許香港的真諦不在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而在於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生活實踐！
真諦
說到香港的真諦，須首先指出，在中文詞彙裡，無論是「真諦」、「真相」或「真理」的指稱都是相同的，亦即是英文所說的 "truth"。很可惜，中文詞彙雖然豐富，但在華人學術或文化圈裡，對「真諦」、「真相」或「真理」的探討還有待開始。西方學術界的情況則大為不同，被稱為 The Greatest Living British Philosopher 的 Bernard Williams 於 2002 年出版了三百多頁厚的著作 Truth and Truthfulness。由於未有閱讀此著作，本文另闢途徑，從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班雅明在 1925 年提交到法蘭克福大學德國研究系的 habilitation thesis（德國學制要求有志在大學任教的人士，即使已取得博士學位，仍須另行寫一篇論文，後者稱為habilitation thesis）入手。班雅明在論文旳第一章方法學導論裡透過對柏拉圖的重新詮釋，說明應怎樣理解和對待「真諦」、「真相」或「真理」。
班雅明選擇了柏拉圖對話錄中最為人熟悉的 Symposium 作為重新詮釋的對象。他認為對話錄的主旨在於說明「真理」是「美」的內容 (Truth is the content of the beautiful)，他又認為柏拉圖十分關心「真理」能否配得上「美」(Can truth do justice to the beautiful?)。我們在香港經常把真、善、美放在一起，但根據班雅明對柏拉圖的詮釋，「真理」一方面是「美」的內容，但又不一定配得上「美」，這是甚麼道理？
在重新詮釋柏拉圖之前，班雅明鄭重地指出知識的對象 (object of knowledge) 並非真理，因為知識一定是被擁有 (to be had)，真理則不然。他更非常有想像地說：為了自己的面容 (for the sake of its appearance)，亦即是為了「美」，「真理」從其追求者 (pursuer) 和愛慕者 (lover) 逃跑，從前者逃跑是出於恐懼，從後者則出於焦慮，但只有後者才能體會「真理」並非除下神秘的面紗後所顯示的，而是與其匹配的啟示 (Truth is not an unveiling that destroys the mystery, but a revelation that does it justice.)。
即是說對班雅明而言，柏拉圖的擔心未免過慮了，他更認同「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說法，「美」是主觀的，只能在有眼見者的眼中出現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班雅明十分清楚這樣說豈非墮入相對論的深淵？在文章中，他自己亦指出這點，因此他才十分有想像地說「真理」為了「美」從追求者和愛慕者逃跑，從前者是出於恐懼，因為追求者志在擁有。但既然只有愛慕者才能體會「真理」是與其匹配的啟示，「真理」毋須從其愛慕者逃跑。更何況逃跑是為了自己的面容，亦即是為了「美」；而「真理」作為「美」的內容，在愛慕者之前可以自我啟示。
回到香港的真諦，以上的討論看似有點學究，但面對當前香港的處境，絕對不能思想懶惰，更何況以上的討論甚有啟發。無論是選擇離開香港或留在香港的人，絕大多數是香港的愛慕者。班雅明指出知識可以透過提問而獲得，但「真理」有別於知識，不能透過提問，而必須靜待「真理」自行啟示。啟示離不開語言，如果說香港的真諦不在於自由、民主、人權這些高層次的事物，而在於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生活，那麼香港真諦的自我啟示其實早已出現在我們每天都講的香港廣東話。
語言、名字
在繼續討論之前須先解開不少人對語言的迷思。對於語言，最常見的迷思莫過於把語言當成與他人溝通的工具。那些主張普通話教學的人，必定會搬出普通話教學有利溝通的講法。但人們其實必須在某語言裡思考（Think in Language），不是透過語言思考（Think through Language）。即是說語言其實引導人們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後巴別塔」的人類語言除了極之多樣外，更出現某些概念或理念只在個別語言裡出現。
西歐國家，因為都採用拉丁字母，因此可以互相借用自己語言裡沒有的概念或理念。另一方面，不論是甚麼語言，都會有大量名字或名稱，而且命名（Naming）的舉動更往往舉足輕重。班雅明在 24 歲便寫成的文章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便十分強調名字和命名的重要。在這篇論文裡，班雅明指出既然《聖經》聲稱是啟示之作，必定會有關乎語言的見解。他以人被逐出伊甸園為例，吃禁果只不過是表徵，真正的問題是人想得到善與惡的知識。班雅明認為這是絕對的虛榮 (vanity in its deepest sense) 因為在伊甸園裡，所有事物均由神創造，而神創造的全是好的，根本沒有惡。惡是一個掉出語言的名字 (name steps outside of language)。
班雅明又把哲學之父這榮譽嘉許於亞當身上，因為《聖經》記載亞當為伊甸園裡的事物逐一命名。對班雅明來說，亞當的舉動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他的舉動說明在伊甸園裡，人毋須為語言的溝通表徵 (communicative signification) 煩惱。在”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一文裡，班雅明指出神的創造不外乎是命名，人的語言同樣有不少命名，因此人的語言原本參與神的創造語言。
換言之，對班雅明來說，命名的舉動和名字有極之深遠的意義，甚至和真理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在自己的 Habilitation Thesis 裡呼應自己 24 歲時寫的文章，指出真理賴以生存的不是意圖或意義，二者均須在感觀世界裡找到具體型態。真理依存的是首先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的唯一居所正是名字，而名字也是決定理念（Idea）是否呈現的事物。班雅明更強調：”Ideas are given however, not so much in a primal language as in a primal hearing or a primal perception, in which words retain their nobility as names, undiminished by the signification of knowledge.”
對於不習慣把神學和哲學放在一起討論的讀者而言，上面的一段文字未免故弄玄虛。這卻是班雅明的風格，年紀輕輕時寫的”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固然如此，須交去審批的論文亦沒有例外，他最後寫的”Thesi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更變本加厲（因此最艱深，也最有啟發）。班雅明這種風格卻不是標奇立異，恰好由於他把神學和哲學放在一起才能突顯名字和命名的重要。基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中國大陸在悠長的歷史裡，長期處於唯我獨尊的位置，鄰近國家紛紛效法中國，中文詞彙因而甚少音譯字詞。即使晚清年間被逼接觸西方世界，但對中國自身文化的評價，絲毫無減。面對西方社會的種種先進科技，晚清的士大夫竟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以為單是學習人家的科技便足夠。
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方邊陲，同樣是基於地理位置，香港社會接觸西方世界時，完全毋須背負中國大陸文人沉重的文化包袱。更何況香港在超過個半世紀的時間裡被英國殖民統治，雖然英國殖民統治有別於法國，沒有刻意灌輸英國文化，但在英國殖民統治底下，香港社會和西方文化的接觸是全方位的，就連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層次亦無可避免地接觸到西方文化。
香港的廣東話是日常生活和尋常百姓的用語，香港的廣東話有大量音譯的字詞，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好像還未有人提出這些音譯字詞並非來自文人，而是出於 primal hearing 或 primal perception，亦即來自最初聽到的聲音或最初的觀感。我們直接了當的說的士、巴士，明顯是基於最初聽到的聲音。兩者都是西方傳來的新事物，中國大陸的文人出於要傳達知識而說計程車、公共汽車或公交車，硬要把這些西方傳來的事物中國化。香港廣東話裡的音譯字詞則完全忽視傳達知識，除了簡單直接之外，或許因為沒有傳達知識的包袱，出現不少巧妙的變化。像搭𨋢、咪錶、車呔、領呔、酒吧、磅重、過磅等，將個別音譯字配上另一中文字，成了新的用語。
傳統社會十分穩定，無甚變化，亦甚少出現新事物。現代社會則完全相反，複雜多變，新事物不斷湧現；香港廣東話以最初聽到的聲音，直接音譯傳來的新事物後，迅速將接踵而至的新事物命名。不要看不起命名的作用，香港的樓宇絕大多數是高樓大廈，搭𨋢是日常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同樣，現代社會的不少運動項目，如舉重、拳擊和賽馬，參賽的運動員和騎師都必須過磅或磅重。比起普通話，香港廣東話更能助人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這點也是主張普教中的人的嚴重盲點。
水吧、酒吧、的士、巴士
但香港廣東話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提供新的意念讓尋常百姓能一展所長。茶餐廳是香港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經營茶餐廳的人士通常並非大富大貴，甚至只是一般尋常百姓。茶餐廳和廣東式茶樓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必定設有水吧，負責水吧的員工，除了提供各式飲品，更負責製作各類三文治、多士或痷列這類西式食品，連早餐時段供應的沙嗲牛肉麵或炸菜肉絲米粉也是由水吧的員工負責。水吧是茶餐廳的靈魂，一間茶餐廳供應的奶茶往往是該茶餐廳的招牌；更重要的是茶餐廳所以是茶餐廳，全因為水吧！像酒吧一樣，水吧同樣是將英文的 bar 音譯後再配上另一中文字而成的名字。而名字「是首先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的唯一居所。雖然酒吧和水吧二者都是將英文的 bar 音譯後再配上相關的中文字而成的名字，但酒吧是來自西方的事物，水吧則是香港的尋常百姓見識過人家的事物而發展出來的地道事物。
同樣，的士和巴士是西方傳來的，但紅的和綠的則是香港獨有的名稱；泥鯭的和八折的更是香港地道的事物。同樣，由巴士開始，香港的廣東話發展了小巴、旅遊巴、校巴和邨巴。無論是的士司機或各式巴士司機都屬勞苦階層。工作時間長之餘，入息卻有限。泥鯭的和八折的是的士司機嘗試增加收入的做法，前者違反的士發牌的規定，但對乘客而言卻免除獨自承擔長程的士費。八折的則是一群的士司機自發組成，專門接載需要乘搭長程的士的乘客。無論是泥鯭的或八折的都是為了需是乘搭長程的士的乘客，二者都是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唯一居所是名字。
旅遊巴、校巴和邨巴等名字清楚說明為何名字是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的唯一居所，以前的人說：「衣、食、住、行」，在一座現代大城市，單靠自己兩條腿，能到達的地方十分有限，必須乘搭交通工具。巴士是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但學童上學大多未能自行乘搭巴士，校巴因而應運而生。有趣的是校巴並非由學校經營，但卻保證能運載學童準時抵達學校和接載學童回家，十分受家長歡迎！香港每間小學起碼有十輛、八輛這樣由私人經營的「校巴」。邨巴和校巴類似，專門接載個別屋邨乘客到某地鐡站然後折返。邨巴減輕繁忙時間巴士乘客的數量，跟校巴一樣是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
這種力量寄居於名字，因為有了名字人們便可以理解名字庇護的力量。香港的廣東話直接了當地說的士和巴士，因而輕鬆地再說出校巴和邨巴。就如泥鯭的和八折的是的士司機嘗試增加收入的做法，校巴和邨巴也是香港社會因應特定的交通需要自行想到的解決辦法；政府方面只須稍作規管。
紅 van
小巴這名字所庇護的力量更值得深入探討！所謂小巴是指座位限於 16 人（部份已增至 19 人）的小型巴士。這類小型巴士又分為綠色和紅色兩種，後者的常用名稱是紅van。綠色小型巴士的路線固定，由政府通過招標後，由中標的承辦商經營，車隊的司機為承辦商的僱員。紅 van 司機則全為自僱人士，紅 van 的路線有點神秘，不少港產片和港產劇集都曾表示每條紅 van 路線都是有勢力的社團人士向交通部建議被接納後而成立的。像由爾冬陞導演，劉青雲、張柏芝主演的電影《忘不了》，劉青雲的角色是一位紅 van 司機，張柏芝則是另一紅 van 司機的女友。這位司機不幸在車禍中喪生，由於劉青雲目睹車禍，自然須向張柏芝講述車禍的經過。為了安慰張柏芝，編造故事說那位司機怎樣愛她。張柏芝為了紀念情郎，決心做一位女紅van司機。雖然她走回已故男友的路線，但卻被要求向開辦該路線的社團繳交入線費！
上述雖為電影情節，但入線費的講法傳聞已久。無論如何，開辦紅van路線的過程或許不甚透明，但相關路線的構想和具體運作卻往往令人讚好！但凡有關紅 van 的新聞通常都屬負面，此點實在欠公允！像本人家住荃灣，當需要前往牛棚藝術邨時，在荃灣鬧市的川龍街乘坐到紅磡的紅 van 便能順利抵達，車費更只是十元八塊，既方便又便宜！回家時則須稍為步行到譚公道的總站。在荃灣時，上滿乘客後才開車，但在譚公道，有兩、三個乘客便開車。原來在譚公道開車後，先經過土瓜灣和紅磡一帶的上客點。當上滿了乘客時，紅 van 司機透過傳呼機通知隨後的車輛，告訴對方尚有多少個老闆（紅 van 司機對乘客的稱謂）在某上客點等候，囑咐須預留座位。這種安排保證等候乘搭紅 van 的乘客在不會過長的時間便能上到車。據悉有行走市區和新界的紅 van 路線更設有專線電話，乘客可致電告訴對方甚麼時候在甚麼地點等候，對方便會安排車輛預留座位接載！可謂貼身服務。
由譚公道返回荃灣的紅 van 還有一令人驚訝的安排。當車輛駛到葵芳的葵涌廣場時，一般會有六、七名乘落車，另有三、四名乘客上車。個別上車的乘客會高聲說：「轉車」。原來此紅van 路線設有轉乘服務，葵涌一帶的人士可在葵涌廣場免費乘搭駛往荃灣的車輛，然後乘車到紅磡。這項服務會否被濫用？會否有人乘搭霸王車？我曾親耳聽到有人向紅 van 司機提出此疑問時，那位司機十分豪氣地說：「話唔掂有位，車多一兩個有乜所謂啫？」雖然好人不一定有好報，但那位豪氣的司機一定有好報。試想假如有人真的為了省去五元車資而訛稱「轉車」，事後必定會自鳴得意，向人炫耀。這人的做法卻變相宣傳轉乘的安排！少收五元車資，卻收到宣傳的效果，絕對化算！
紅 van 的路線或許先由有勢力的人士安排，但具體運作卻必定由一群紅 van 司機們策劃和執行。就像泥鯭的和八析的一樣，紅 van 司機們會自發想到各種改善服務的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紅 van 的名字直接採用了 van 這英文字，香港的廣東話效法同是採用拉丁字母的歐洲語言，互相借用自己語言裡沒有的字詞。除了紅 van，另有貨 van。紅 van 司機一般租用小巴，個別或許同時是車主。貨 van 司機一般同是車主，貨 van 當然專門運載貨物。亞里巴巴旗下有「螞蟻金服」，「金服」即金融服務，香港的貨 van 司機從事的可以說是螞蟻物流。
貨 van
本人經營書店期間，發覺由英國寄書籍到香港的郵費甚高，而且需時兩至三個月，於是轉用空運公司的服務。空運公司提供 door to door 的服務，負責由空運公司把我訂購的書籍運送到書店的正好是貨 van，這一程的運費是港幣三百元。後來我認識一位貨 van 司機，當我向他查詢由空運公司運送書籍到書店的收費時，他回答只收取一百元，即是說空運公司很可能賺取二百元中介費。
不過這一程收費由香港這邊收取，我的書店專賣英文學術書籍，讀者的數量十分有限；願意動輒花費二、三百元購買的更少，因此訂購的書籍數量亦不多。改用空運公司的服務，我每次須同向四、五家出版社訂購。當然我會在訂單上說把書籍送到空運公司。另一方面，我必須同時告訴英國那邊的空運公司，我向那幾家出版社訂了書，請他們務必集齊各出版社送來的書籍後，才把整批書籍運到香港。事隔多年，我十分佩服西方社會的處事方式。我經營的只是小書店，每次訂購的書籍並不多，但英國出版社方面依照我的指示免費把書籍送到空運公司，而後者亦依足我的要求集齊各出版社送到的書籍後，才運到香港！不過這是題外話。
由於紅 van 司機行走特定路線，因而形成一個群體，彼此互相配合。但貨 van 司機則全都是單打獨鬥，香港社會對貨 van 司機毫無認識，至於香港政府當然知道貨 van 司機的存在，但卻未必重視他們的貢獻。貨 van 司機們除了必須具備克苦耐勞的條件，更須具備一、兩招必殺技。我曾親自在一個「美食廣場」外目睹一架貨 van 隨便停在路邊，司機隨即跳下，跑到車尾，開門後取出四袋冰粒，把兩袋放上左邊的肩膀上，右手抽起其餘兩袋，然後滾水淥腳般衝入「美食廣場」。那四袋冰粒顯然是送到廣場內的食肆。
那位司機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送貨，因為貨 van 停泊的地點屬違例泊車，假如被抄牌，他便損失慘重了！因此除了刻苦耐勞，有必殺技，貨 van 司機更須具備頗高的情感智商；上得山多終遇虎，貨 van 司機總會遇上被抄牌的厄運，他的情感智商必須能抵受這種厄運；更何況貨 van 司機只是單打獨鬥，必須有足夠的情感智商聯絡和結識須要送貨的人士。根據中國總理李克強的報告，中國大陸有二億人從事靈活就業。貨 van 司機屬自僱人士，況且他們又是車主，或許可以稱他們是靈活創業。比起貨車，貨 van 顯然靈活得多；運送貨物須要停泊車輛，然後搬運貨物。這方面，貨 van 顯然比貨車優勝。但更重要的是貨 van 司機們從事的只是螞蟻物流，必須靈活地聯絡和結識不同行業的人士。
貨 van 和紅 van 都用了 van 這英文字，後者尚可以改稱為紅色小巴，但貨 van 卻不可能改稱小貨車或小型貨車，因為貨車本身因應其載貨的重量早已分為若干等級，最小的也比貨 van 大。因此借用英文字 van 是必須的，事實上，香港廣東話裡不時會直接借用英文字，甚至是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字。像 pizza，香港大多數人會沿有原本意大利的名字，不會改稱意大利薄餅，pizza 本身分為厚和薄的餅底，統稱作薄餅抹殺了 pizza 厚和薄的餅底的不同風味。這正好是香港廣東話的一大特色，但最重要的是香港廣東話裡由個別音譯字或直接借用英文字組成的名字啟示了香港的真諦。
水吧、紅 van、貨 van 等名字告訴人們香港的勞苦大眾除了自食其力，還可以發揮創意甚至讓尋常百姓創業。這些名字也印證了班雅明的名言：”Ideas are given however, not so much in a primal language as in a primal hearing or a primal perception”。但最能印證這句說話的是「士多」，在兩家連鎖便利店出現之前，由小本經營的「士多」像米舖一樣無處不在，個別「士多」更是家庭式經營，一家大少都出力。
士多
「士多」譯自英文 store 一字，但 store 一字可以是 drug store 或 grocery store。香港的「士多」有別於雜貨店，後者售賣的全是日常必需品，「士多」售賣的卻不是。像香煙、汽水、啤酒、糖果、餅乾、雪糕、雪條等全都不是必須品，卻是「士多」的主打。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才開始起飛，五、六十年代之時，大多數人的生活艱苦，但「士多」卻在五、六十年代時或更早已出現。當大多數人生活艱苦之際，為甚麼有小本經營者有膽量經營「士多」，售賣香煙、汽水、啤酒、糖果、餅乾、雪糕、雪條等？經營米舖或雜貨店的理由十分顯淺，二者售賣的是生活必需，不愁沒有人光顧。但香煙、汽水、糖果、餅乾？這個意念從何而來？難道真的因為聽到 store 這名字便形成經營士多的意念？不過訂立感觀世界本質的力量的唯一居所是名字，班雅明的講法看似極之抽象，但「士多」的事例卻絕不抽象。
或許關於「士多」為何會出現的疑惑可以從香港的具體情況解答。上文已指出香港社會和西方世界的接觸是全方位的，並不限於一少撮華人精英。換言之連尋常百姓也算是見過世面，知道香煙、汽水、啤酒、糖果、餅乾、雪糕和雪條等西方傳來的事物的吸引力，而「士多」這名字令有意經營者出師有名！或許香港的真諦正好是即使不曾越洋留學深造的人也算見過世面。其實在香港廣東話裡早有「捱世界、歎世界、撈世界和做世界」之說。捱世界即普通話說的「吃苦」，後者沒有特定對象，「捱世界」卻有如希臘英雄 Hercules 受 Atlas 所托，肩負著整座山脈，不要讓其墮下，毀滅整個世界。「捱世界」是尋常百姓的命運，但連大多數人的艱苦命運也有一種英文說的cosmic dimension！
面對香港當前的處境，人人都處於「捱世界」的狀況。或許自由、民主和人權有如 Atlas 委托我們每個人肩負整個香港，不要讓香港毀滅！或許有人會質疑，連《蘋果》都已結業，人們熟悉的香港已沒有了，還要接受委託？的確，在香港很多美好的事物已經沒有了：頭條新聞、鏗鏘集、議事論事、無罪假定、辦報自由、選舉和被選的權利都沒有了！但這些美好的事物全因為強權打壓才消失，我們香港最美好的事物卻連強權的長臂也觸摸不到。
香港的真諦是香港最美好的事物，而只有香港的愛慕者才會明白”Truth is not an unveiling that destroys the mystery, but a revelation that does it justice.”啟示離不開語言，香港的真諦在於連紅 van 或貨 van 司機這些勞苦大眾都清楚知道他們駕駛的車輛被香港人稱作 van 仔，是人家西方社會發明，再由最早學習西方和學得十分徹底的日本製造的。他們亦清楚知道車輛即使再好，他們自己必須發揮渾身解數才能找到生存之道。這群勞苦大眾和最早經營「士多」的小本經營者教育程度有限，甚至根本無甚教育，但在香港他們接觸到不少西方事物。像貨 van 司機，作為車主，必須為車輛購買燕梳，即保險。燕梳是 insure 的音譯。Insure 是動詞，買不到的。Insurance 才是應該翻譯的字眼。這個翻譯上的錯誤卻恰好是香港的真諦，香港社會和西方社會是全方位接觸，不限於甚麼高級華人。
燕梳這個翻譯上的錯誤說明香港廣東話裡大量音譯的字詞並非出自文人，而是來出無甚教育的勞苦大眾。事實上，像的士、巴士、多士、波士、貼士等音譯字眼純綷基於primal hearing，即最早聽到的聲音，毫無文釆可言。這是香港的真諦，也是香港最美好，最值得愛慕香港的人自豪的事物。因為面對西方各種新奇的事物，連香港一群無甚教育的勞苦大眾也可以不亢不卑，把人家各種新奇的事物根據自己聽到的直接翻譯。
Hospital ball
除了翻譯，我們香港更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比賽項目——足球，創造了不少新的詞彙。眾所週知，香港足球正處於低谷，如果說曾幾何時，香港是亞洲足球王國，那只會令人對現今的狀況更加難受。但無論香港的足球面對怎樣難以解決的難題，一個不能抹殺的事實卻是香港創造了很可能是最豐富、最傳神、最生動和最地道的足球述語和名字。
例子俯拾皆是：一對閘、鋼門、插花、掛網、醫院波、濕水手巾、撞牆、通坑渠、拉布等，但最傳神、最生動的述語莫過於「痾蛋」，即守門員接波甩手，足球從他的胯下溜進龍門。現代足球是英國發明，但香港足球評述員自創的地道足球述語則好比站在舞台的大佬倌毋須熟讀台詞，隨時自行「爆肚」。
本人是超級球迷，當然不會錯過還在舉行的歐國杯。在觀看克羅地亞對蘇格蘭的比賽時，前者的靈魂人物 Luka Modric 少有地傳失球，英國天空電視的評論員說 Modric傳了一球 hospital ball。我馬上注意電視瑩幕上的時間器，那一刻是比賽的 74 分鐘。其實幾個月前我已在曼聯球迷設立的平台 The United Stand 聽到一位觀眾向主持人 Mark Goldbridge 查詢何謂 hospital ball。但在歐國杯這等大型足球賽事聽到評述員說出 hospital ball 實在令我驚訝，亦令我十分自豪！香港足球評述員自創的足球述語原來已成為大型國際賽事的述語！
今日，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面對西方世界總是充滿戒心；外交上更是頭一往向前的戰狼。相反在香港連無甚教育的勞苦大眾也能不亢不卑地面對西方社會，甚至單憑一個音譯的名字便能創業。簡單而言，在香港生活或曾經在香港生活的人，無論教育程度如何，全是一群見過世面的人，既不會排斥外來的事物，也不會照單全收。在香港，不少人吃早餐時，要一客餐蛋三文治。西方人的三文治如果預製會放在雪櫃冷藏，即使即叫即做也不過是室溫三文治。但茶餐水吧師傅做的餐蛋三文治，侍應端上時，那只雞蛋是熱辣辣的！這是香港的真諦，只有愛慕香港的人才會有耐性靜待真理自我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