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個月前，土瓜灣社區組織「土家」成員陳瑞玲（瑞玲）及吳煒彬（阿彬），花了一天時間，探望因重建而各散東西的街坊。以前他們由街頭走到街尾、逐家逐戶聊天，得花上半小時。現在有人去了紅磡，有人遷至觀塘，有人搬至九龍灣、新蒲崗等地，人的距離，也由以前街頭巷尾，變為一段合共要八小時的跌宕路程。

見到舊相知來訪，車房師傅們無不驚訝，更緊抓他們不放，不願他們離開。畢竟他們以前一起生活時，閒時還能找鄰戶傾訴、幫忙，現在身處陌生環境，就得單打獨鬥過活。瑞玲感嘆，「我哋就算揾翻啲師傅傾計，都唔同以前幾間舖頭，一齊亂噏、吹水玩，嗰種隨意嘅感覺。」

發展局長黃偉綸曾於去年立法會提到，不建議市建局現有項目用作公營房屋。身為重建戶，瑞玲很不忿，「點解我哋成個社區、所有街坊要讓路俾佢起豪宅？佢憑咩嘢就講到理想當然、要趕我哋走？」

救貓、填表、義剪     陪街坊chit-chat的七年

土家2014年起於鴻福街設立門戶，現由團體「社區文化關注」及「維修香港」共同營運。他們盼能凝聚當區街坊，並在推土機到來前，與他們同行，「（土家）初期睇到土瓜灣有未來城市危機，希望在重建、沙中線殺到，社區變幻前，同街坊做心理準備、迎戰。」瑞玲及阿彬分別28歲及25歲，他們並非土瓜灣街坊，然而這區的人情味，使他們念茲在茲。

訪問時，不斷有街坊在門口探頭，有老人家問他們能否幫忙維修其家中抽油煙機；有曾合作舉辦活動的算命師隨心走進，問他們何時搬走；有重建戶則向他們求助租金問題。瑞玲向記者數算街坊歷年的求助：家居維修、漏水、填表、口罩、食物券、英文翻譯、小朋友補習……那刻，記者還以為自己身處區議員辦事處。

瑞玲此時搖頭說不，「都係唔鍾意用『幫街坊』呢個字，寧願講係『陪街坊』啦。」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他們會教街坊填表，但不會代他們寫；他們又會鼓勵街坊，將所學技能分享出去，一起解決問題。

土家試過在社區舉辦義剪活動，卻不慎地選址於髮廊門口。成員以為會遭店主鄙視搶客之際，「諗住仆街啦今鋪」，髮廊店主反而看不過眼，「唔係咁剪嫁！你咁樣唔啱，我教你呀！」然後他逕自出來，為列隊的人義務理髮，使土家成員目瞪口呆。隔鄰車房的員工看在眼內，又立刻找來其胞弟幫忙剪髮，令阿彬始料不及，「（舊區）就會有呢啲嘢jam 出來。」

另一次，瑞玲及阿彬恰巧路過某食店時，眼見有伙計在嘔吐，又寧願站在街頭食飯，便入去打聽發生何事。原來有街坊暫托寄養的金毛尋回犬在缺乏打理下，臭氣薰天，又不能自理大小二便，毛髮更凝固成結塊，「要一餅一餅咁打理。」結果他們決定戴上防毒面具，為狗隻洗澡、剪毛。街坊這時又借來鏟毛所用的工具，他們便花了大半天清洗，最後更要把染污的衣物棄置，「唔只係幫，簡直係同甘共苦。」他們現在回想那天，還是一額汗。

倘遇上招架不來的街坊，那又怎麼辦？疫情初期，有上年紀的街坊曾罵他們在公示板上用「武漢肺炎」一字，瑞玲這時勸他，「你做咩咁嬲？翻工好攰啊？」那街坊依然憤怒，於是瑞玲便開始念《心經》：「叔叔，你唔好咁嬲，我哋深呼吸......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那街坊一聽就立即離開。

阿彬這時笑言，「對住啲發癲嘅街坊，最緊要係癲過佢！」

活用空地辦墟市、生日會、放映會　舊區運作非一板一眼

瑞玲在大學修讀社會學系，她曾與兩、三名友人在屯門市廣場進行社會實驗。那時他們想，若果他們在商場內拔足狂奔，保安何時會出言阻止呢？結果他們奔跑不足5分鐘，就遭喝停。這使瑞玲感到，新區的商場，即便是半開放的公共空間，管理心態依然很強，「你可以自由入去，但會受一啲約束…...拔足狂奔咁阻礙遊客消費嘅嘢，最好唔好做；大家於是循規蹈矩，乖乖window shopping。」

反而在鴻福街，土家隔離的空地成了街坊的聚腳點。土家曾在那裏舉行墟市、年宵、生日會、放映會；街坊有時也會搬來爐具，在馬路上打邊爐、燒烤，甚至是打籃球、一起用大銀幕看世界盃。

瑞玲此時難掩自豪，她形容，舊區不太講求高貴、乾淨，社區運作亦絕非一板一眼，令他們有更多空間去凝聚街坊。這使瑞玲及阿彬深深領略，基層文化、庶民生活的意義，「大家都窮窮地，但係都有方法，令生活開心。當資源唔夠，就會揾方法互相幫助、揾生活享受；唔使好高消費，借個爐BBQ大家就會開心。」

譬如，那怕是深夜，當街坊發現有貓隻困於店舖簷篷、不斷哀鳴時，他們總會「出嚟幫拖」—— 有人幫忙找長梯，有人衝去煎魚，有人則帶來能裝好貓兒的籃子，成功救出貓兒一刻，已經凌晨三時。

瑞玲不無自嘲地說，她起初到土家工作時，很怕醜，不敢和街坊說話。一開口，心中盡是尷尬，很想立刻離開，往往用一句「我宜家翻去做嘢啦！」去打發街坊。倒是土瓜灣街坊的親切感，使她深受觸動，再不怕隨便走入店內，和街坊促膝談心。

例如位於隔離街、早已結業的餐廳「港泰小廚」，老闆娘每見到瑞玲及阿彬，總會喊停他們，「你做咩啊，你自己去舀湯啦，呢度係你屋企嚟嫁嘛！」有時見他們心情不好，會加餸；知道他們要減肥時，又會端上油菜。

「港泰小廚」前年因重建結業，土家成員送別時為老闆娘送上手繪書、相片，眾人還一起吃飯，那晚阿彬更眼泛淚光。昔日的溫馨不復見，令瑞玲感慨，「呢間無咗同失戀差唔多。」

後來，隨著市建局陸續收購地段，同區小店逐一結業，有些是經營半世紀的老店、樓梯舖，有些屬夕陽行業，譬如白鐵廠、豆腐工場等。隨著社區逐漸荒涼，人去樓空，瑞玲不免歎息，「你每farewell一間（店子），個心就穿咗一個窿。」

「你諗下香港仲有幾多舊社區未消失？其實係排住隊消失，爭在邊個會做劊子手。咁落去，社區小店、文化，呢啲歷史無辦法保存，就會好似呢句咁：『沒有舊區的城市，就係沒有記憶的城市。』」

浪漫不浪漫的土地抗爭

瑞玲任職土家前，曾參與反新界東北撥款的行動，以及「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她眼見土地爭議近年在社會鬧得熱烘烘，例如2005年利東街重建、2011年反高鐵保菜園村、近月的橫洲收地，總見到人們奮力守護家園、對抗政權。這使她心中陡然一動：土瓜灣重建時，能否重現相若「轟烈」的畫面呢？

最後還是事與願違。除了數十人拉橫額的小型示威，土瓜灣近年也未見有大規模的反重建抗爭，瑞玲此時說得風雲淡輕。她明白，畢竟今時不如往日，當社會更聚焦於重大政治議題時，土地議題難免會被推向邊緣，難以一呼百應，「世界已經好痴線，好黑暗嘅事發生緊，就無辦法期望（土地議題）會有以前嗰種運動氣氛。」而且，街坊工時長，收工時往往已晚上八、九時，根本難以約時間商議抗爭行動，遑論是重現「很浪漫、激昂」的畫面。

「我哋會反思，如果鼓勵街坊行動，佢嘅生活係咪必然會較好？或者（抗爭）對佢嚟講，都係一種賭博、負擔，咁我哋都會諒解、陪佢。」

後來，瑞玲還是轉念一想。「無發生幾千人一齊嘅場面，唔可以話係一個遺憾；宜家明白唔係咁容易發生，亦唔會將成敗建基於有無轟烈畫面。」與其一鳴驚人，瑞玲還是希望行動能細水長流。

她眼見街坊由不慣拋頭露面，後來逐漸踏出安逸，不再逆來順受。他們開始習慣見報、接受採訪、構思行動，甚至寫信予市建局、反映重建問題，「見到街坊進步，願意嘗試，係我心目中已經好浪漫啦。」

有時，當街坊們完成小型遊行、要回答傳媒問題時，便會主動分工：你的處境比較適合述說車房面對重建的難關，他的處境則能講述店舖被迫遷的問題。又有時候，當市建局職員落區、下令街坊簽文件時，他們又會「街頭嗌到街尾、打幾個電話」，臨忙找人過來、互相壯膽，「等個職員無咁容易嚇到個街坊」。

瑞玲仍記得，2019年1月17日那晚，氣溫只有九度。當時，過百街坊在鴻福街的空地等待，向市建局總監（收購及遷址）黃偉權反映訴求。誰料，原先安排好的落區會面，黃偉權卻堅持在只能容納20人的會議室舉行。在寒風中白白等待的街坊急躁起來，他們早就商議好，若果黃偉權不落區見街坊，他們便會「上去捉佢落嚟」。

「行啦。」結果，一聲令下，街坊便浩浩蕩蕩地，走去黃偉權身處的辦公室。他們情緒高漲，途中不斷叫喊口號、話語更夾雜粗口。「真係好嬲，（局方）互相卸膊，街坊真係水深火熱……一個話事嘅人都唔肯落嚟，一定憤怒。」縱然行動仍沒法迫使黃偉權與街坊直接對話，但街坊的集體行動仍讓瑞玲很觸動，「呢個浪漫到爆啦！我要改翻之前講嘅嘢。」

回望在土家的時光，縱然好像沒法爭取甚麼，但阿彬還是深信，街坊的行動仍有價值：「我哋明知爭取無可能，但如果我哋連問題都唔講，下個重建區就會同樣受苦。唔係為功利，或者成效論去決定發唔發聲；唔啱嘅，就要出聲。」

「我哋覺得有需要重建，但我哋唔覺得一定要起豪宅。究竟政府重建時，有無問過街坊點諗呢？街坊有無say呢？」

化零為整     化整為零

土家辦公室的天花上，掛著兩個花牌，一個寫上「化零為整」，另一個則寫上「化整為零」。這是深水埗重建戶「新忠花店」師傅黃乃忠被控「霸佔官地」、堅守最後時，送贈他們的。當重建臨到土瓜灣，與前人遭遇一樣，「土家」亦於年初被控霸佔官地，後來他們敗訴，並需於8月16日前遷出現址。

「無論係私人發展商，定市建局搞發展，係將成班街坊換走咗；土瓜灣人都走曬之後，淨翻就係『新』土瓜灣人。呢個社區有無繼承啲咩呢？」

土家在鴻福街待了7年歲月，凝聚街坊，化零為整。現在要搬至同區另一處，再重新建立鄰里關係，一切功夫也許將化整為零。

土家現時仍急於尋覓合適的地舖，他們曾於一個月內找遍當區60個舖位，但都不合適，要麼租金太貴，要麼面積太小。面臨最後49天的倒數，阿彬不以為然，「搵唔到舖，就搵工廈，搵唔到工廈就搵公園囉……我覺得時代下見步行步、依班人唔散已經好好。」

臨走前，瑞玲還有一個小心願。她很希望能繞著重建區拔足狂跑，好好享受大商場及牙籤樓來臨前，這區僅餘的自由。

記者/任蕙山

攝影/Oiyan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