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專訪】為《時代革命》開名 周冠威的第一場戰爭
上周四（15日），法國康城影展拋下一顆震撼彈，在影展結束前的一天，才向外公布在影展尾聲所設的放映場，上映香港反修例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片名這四個字──「時代革命」，曾經在2019年的香港響徹街頭；在今天，2021年的香港，卻成了有機會觸犯《港區國安法》的紅線。電影出現唯一一個人名—導演周冠威，周導因執導《十年》、《幻愛》而為人熟識，其餘的參與名單僅以「香港人」（Hongkongers）統稱。
雖然這兩年有不少反修例運動紀錄片面世，但從香港人本位，宏觀地紀錄運動始末的寥寥無幾，或多或少反映著紀錄這段歷史本身的難度，或承受無數壓力，或無法在港境內放映。
消息公布至今，觀眾關注作品傳揚國際，關注作品紀實的作用，但同時擔憂周冠威的「安危」。周冠威選擇留港，似乎承載住超越這齣一人名字紀錄片的重量。
我坦然無懼，公開名字是我作為紀錄片導演的責任……我會形容此刻為，風眼裡面，我喺最平靜嘅中間。
夢與啟示交織 我盡我本分
訪問當天，一來到現場，被問到近況，周冠威即表示如釋重負：「輕鬆咗好多。」
對於外間而言，消息來得突然，他即日收到朋友大量訊息，不是道賀，而是著他離開香港。但對他來說，自2019年8月開始製作此紀錄片，兩年來一點一滴逐步梳理不同心理關口，逐步解困到今天坦然面對。
紀錄過程曾經令他心力交瘁，甚至因到衝突現場而數度受傷，一路不知道運動會何時、如何終結，直到2020年7月，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雖然為這場運動劃上句號，卻為他帶來更大的難題—作品怎樣面世？他應不應該匿名？
《港區國安法》實施翌日，周冠威跟朋友就匿名一事討論。這位朋友竟然提出，願意捨身為他的紀錄片揹上公開名字的責任。朋友認為，他才剛剛拍完《幻愛》，好有成績，想繼續看他拍的電影，如果紀錄片需要公開一個名字，朋友寧願周匿名，自己為他承擔被捕、監禁的風險。周冠威當晚整夜沒睡，惶恐不安。
朋友的話似乎不無道理，周冠威於2015年有份執導《十年》，因其政治敏感議題而爭議不絕，更影響過投資者對他的信心，曾令他籌備多年的電影計劃胎死腹中。終於等到2019年執導的《幻愛》，叫好叫座，票房破千萬，令年屆42歲的他，終見事業曙光。反修例運動的拘捕行動至今未止，連帶相關的紀錄片也受打壓，為紀錄片公開名字，實屬不智之舉。
周冠威為此事掙扎了足足半年，直到有一晚發夢，夢見一位小學老師，唯一一次獲那位老師讚賞，讚他是個好有責任感的人。「我小學時，是一個很自卑的小朋友，回頭看，老師這個讚賞是我人生自信心的開始。」他還夢到，四周的警察在調查，周冠威跟這位老師卻不受影響，傾心交談。夢醒的一刻，周冠威決定要為紀錄片公開名字。
更有趣的是，周冠威作出了這個決定後，有天去受訪，記者送來一本書。當中附了一封信，記者的太太原來也是他的影迷，另附送一個小書籤，來自銅鑼灣書店林榮基的紀念品，寫了五個字「我盡我本分」。
周冠威是基督徒，相信一切生活的啟示：「好有趣，個夢、個書籤都係叫我盡本分。」
他認為，受訪者願意接受他的追訪，願意冒風險亮相，作為導演更是責無旁貸：「我坦然無懼，公開名字是我作為導演的責任。」
《十年》獲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時，引來不少爭議。金像獎主席爾冬陞在公布結果前致辭，引用了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名言「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數年過去，周冠威的經歷似乎對應住這個場景，他的恐懼不在於公開，逃避反而更加深恐懼：「這個是我的責任、也是我重視的事，當你面對這事，恐懼原來少了，心裡就平安了。」
反修例抗爭者對《十年》導演的寄望
回想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初期，周冠威並未立即到現場拍攝。他自言，自己只是一個劇情片導演，沒有參與政治運動，最多只是間中參與遊行、集會的和理非。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至傍晚，警方發出通牒表示會於短時間清場，示威者間為去留發生分歧。當晚，周冠威透過《立場新聞》現場新聞直播，眼見數十名示威者決意不理自身安全，衝回會議廳，帶走留守示威者的一刻。
那刻很震撼、很動容，我在想，你們怎能夠做到？怎冒風險留守、又怎冒風險去救人？那晚我喊咗很長時間，這行為是好有勇氣，是人性的光輝。
作為一個創作人，受題材觸動，再想舉起攝影機，親身到現場拍攝，可說是創作本能，但他也承認軟弱的一刻：「那下我好想好想，一路好想，但其實我唔夠膽。」
直到2019年8月中，他收到一個來電，身處海外的朋友想資助他去拍攝。朋友提到，在海外跟他人談起香港的事情，總是沒人明白，認為自己在海外能做的事很少，希望資助他，有助日後有一套作品，向國際清楚明瞭地交代事情。朋友在財政上資助他，大大推動他成就心裡所願。
2019年8月31日，正正是周冠威第一天到衝突現場拍攝的日子。運動當時爆發了兩個月，每日在不同地區發生衝突，充滿變數。周冠威單人匹馬，落場到港島拍攝，拍足一整晚大規模的衝突，以為完成當天的拍攝就準備回家。歸家途中，他才突然看到新聞，得知太子站發生衝突，也是運動裡著名的「831事件」。
我一看到就想，早知坐過去！就是這樣，我就錯過了831當日最重大的事件 。那時我更加覺得，這件事（拍紀錄片）怎完成到？我自己一人，最多找多一兩個攝影師，這種規模的時事，連大傳媒都有時拍不到啦。不同於歷史上某些抗爭，在一個廣場、一個地點發生，香港這場運動be water，我搞不定。
面對難題，他衍生了一個念頭，與其只是拍攝事件，不如「跟人」，專注地去跟隨受訪對象拍攝，形式更適合小型團隊去拍攝大規模的運動。但談到要接觸受訪對象，又談何容易？示威者在現場蒙面，不少更抗拒受訪，都是防範被捕或法律風險之計。
周冠威難忘拍攝初期發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位前線示威者向他大吼：「你拍咩呀？」周冠威個子生得高，但才第一天開展拍攝，不禁也嚇到呆了幾秒，他沒有記者證在身，只想到一個說法：「我是《十年》導演。」前線示威者靜下來幾秒，下一刻居然說：「我睇過喎！《十年》？繼續拍！」
意想不到的是，《十年》成為了他跟前線示威者的信任橋樑。
一位年輕的示威者向他明言，獲他所執導的《十年．自焚者》章節政治啟蒙；另一位示威者認為，如果有天被捕，至少在他的鏡頭下被捕，是有價值的；不少示威者都寄望在他的紀錄下，向外間說出其難以吐露的心聲。面對這些寄望，他說：「這個是我的使命，而這使命是帶住好大的情感。」
2019年9月初，二十個前線示威者約出來跟他會面，圍住坐，坦誠地向他分享到前線參與抗爭的理念，反映大家對他無條件的信任。他再從中挑選受訪對象，希望涵蓋不同年齡層、背景、理念的抗爭者，盡量以宏觀的角度紀錄整場運動。
紀錄片受訪者成為共同體
儘管身為紀錄者，周冠威也不時提到，自己是個好有邏輯、算是理智的人，但難以否定的是，不少現場發生的事情，都是所有香港人從未能夠想像的。
回想拍攝《十年》期間，他在現場跟攝影師爭論，應不應該拍攝一個防暴警以警棍扑示威者頭部的畫面，「係咪需要咁拍，覺得警察係咪去到咁離譜？」雖然最終還是拍了，他以為整個創作始終靠想像力，日後不會發生在香港。
開展了《時代革命》的拍攝約一個月，他身處金鐘夏慤道，現場聚集了不少示威者，防暴警察突然從政府總部的一個門口衝出，不少示威者走避不及，即場被捕。難以讓周釋懷的是，他在《十年》想像的鏡頭發生在眼前。
現場好混亂，我就在中間，好多人喺我眼前，被一棍一棍扑落去。甚至，那個人才剛剛跟我擦過膊頭，我伸手可觸，還有好多弱質女生被壓在地下，被追捕，被人打。那個近好難接受。
他說：「那時，我隻腳也受了傷。但嗰下都唔知拍咩，好似好唔專業，但又迫自己好專業地拍下去。」憶起當時的場景，周冠威眼眶泛紅，一時間再說不下去。
面對整個創作過程，他不時要高度投入情感，跟受訪者建立信任、連繫，卻又要適時抽離，客觀地審視創作。社會政治氣候的改變，參與運動的風險一直在增加，不少受訪對象後來失聯、退出受訪，或至少要在後製時期完全遮臉，蓋上馬賽克，大大增加紀實難度。
在剪接的階段，他曾私下向朋友播片，聽取不同觀眾的意見。受訪者在不同場口要蓋上馬賽克，現場衝突場面又混亂，朋友觀賞期間，不時發生認不清受訪者的情況。偏偏有一個朋友向他說，認為分不分得清個別示威者，不算最關鍵，看完整套紀錄片，有感到現場示威者變到像一個共同體。
《時代革命》作品簡介中，提到有七個主要受訪對象，但周冠威澄清，152分鐘的紀錄片的受訪對象數不勝數，橫跨不同年齡層、個人背景、現場角色，包括預告片中的和理非、社工、救護員、前線勇武抗爭者、後援角色。時序由2019年6月爆發運動開始，不少篇幅發生於理工大學，紀錄至2020年7月國安法為終結。
事實上，要將紀錄片送到法國康城，也全屬偶然。
周冠威展開紀錄的頭一個月，還以為能在2019年12月完成整套計劃，向外放映，但一路想越快越好，更想趁社會氣氛熱熾時趕工完成。怎料，運動越延越長、拍攝素材越拍越多，另一些反修例運動紀錄片如《理大圍城》，其公映亦被煞停。面對不停加溫的政治氣候，來到2021年6月，康城影展接納其申請，作品才得以面世。
整個時機，他都沒法控制，甚至只是被動地身處其中，他只能選擇的，是如何去面對。他明言，即使身為導演，他已沒任何片源在手，作品版權也賣了給海外公司。
於絕境裡盼望 於苦難裡同行
周冠威實名發布新影片、堅定留港的決定，在外人眼中都顯得不可思議，消息公布至今，他對海外至本地媒體訪問都無任歡迎。家人和信仰，都是他重要的心靈支柱。
相比起實名發布紀錄片，家人更擔心他當時親身到現場紀錄。至今的所有舉動，他跟家人都經過漫長的溝通。他坦言，不希望跟家人分離，甚至就住外間對他的擔憂，他早已跟年僅6歲的兒子傾談過，兒子每次的答案，卻似乎令他更堅定地相信現今的決定。
他曾經問他的兒子，假若爸爸要拍一套會引來拘捕的紀錄片，那他還應不應該拍攝？他的兒子答：「政府看到爸爸的紀錄片，會變回一個好政府。」
又有一次，他問兒子，香港變得越來越壞，不如帶他到另一個地方生活，兒子答：「唔好啦，爸爸，我們一齊留在香港，將香港變回美麗的香港。」
已為兩孩之父的周冠威很理智地評論：「這些在成年人的世界裡，聽來是多麼可笑。」但他也充滿愛和期盼地總結：
他（兒子）有盼望，不是因為我們看到好，是因為看到好大的絕望，甚至沒有好，但我們依然盼望。這才是盼望。
周冠威曾數次到非洲短宣，這刻的他，面對現實生活的惶恐，信仰為他帶來無比的堅定：
好多人都勸喻我離開，但這些叮囑引來很大的反思，是我想為我的家人、我的仔女所做的榜樣。我追求的，不是幸福，我追求的是公義。
他坦言，當然幻想過不好的事情會發生，也透過運動去教育兒子，警察也有好的、示威者也有壞的，望他學會不能一面倒地看世事。但他始終相信，在他們的信仰下，他和家人有能力面對。他引述主耶穌與受苦者同行的經歷，多次強調他是跟隨基督的人、他們是追隨神的家：「二千年前，主耶穌就做了榜樣，他會跟受苦者同行。我是追隨基督的人，我也希望留在香港，香港這刻有好多人受苦，我仍然在這裡，我要走去邊啫？我是追隨基督的人，這裡最需要我們，我就在這裡。萬一我要受苦，我會當是上天給我的修練。」
他形容，為紀錄片公開名字、事後留在香港，都是他心靈的第一場戰爭：
康城的消息公布後、我的名字公開，其實我心靈上有點安慰，是我的第一場戰爭，我突破、戰勝了。萬一我真的遇到任何苦難或不測，那就是我的第二場戰爭，是我個人心靈裡的戰爭，我會手執《聖經》所寫的一切去面對，相信我的家人也會跟我一齊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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