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耗盡一生鑽研中國歷史,多次狠批中共:「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發誓不再踏……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離世,引起港台一片哀悼,但大陸官方低調處理,官媒《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並未報道死訊。至於內地網民的反應就十分兩極,有不少人發文悼念,稱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亦有人指余英時一生反共,「終將被掃進歷史垃圾桶」,甚至指他死得好、死得妙。

余英時耗盡一生鑽研中國歷史,長年定居海外,但也關心兩岸時局,多次狠批中共稱「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發誓不再踏足內地一步,更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後來亦多次聲援2014年香港佔領運動,以及台灣太陽花學運。

余英時曾在2014年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期間評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他指自己只有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中離世,享年91歲。

余英時離世 內地民間意見兩極 有人稱:死得好!

余英時周日在美國寓所中,於睡夢中離世,享年91歲。據報道,他現已被安葬於普林斯頓,在其父母的墓地旁。

消息最早是由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在今早傳出,但直至下午,代表大陸官方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一直沒有發稿,只有《新京報》和《澎湃新聞》等媒體引述消息。僅有的報道也只是簡單講述余英時的生平,著眼他學術上的成就,但對他的政治觀點隻字不提。

在微博上,民間反應亦相當兩極。有不少人發文緬懷這位一代泰斗,有人形容他「在思想史上是創造性的,在世俗意義上是時代性的」,也有人指他留下的除了思想和觀念,還有道統。最多人引述的,也是他曾說過的一句名言,指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微博上有不少人悼念余英時,稱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微博上亦有不少人留言批評余英時,指他一生反共,形容是恨國元老。

不過在這些帖文下,亦有不少留言批評,很多人說:「高度肯定其學術水平,旗幟鮮明反對其政治立場。」他們稱,余英時一生反共是「恨國元老」,只會用造謠作假來攻擊中國和吹捧西方。有人問,他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如果是美國人,媒體可以不用報道。甚至有少部分人指,余英時會被掃進歷史垃圾桶,指他「死得好、死得妙」。

余英時1950年於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師承錢穆,是新亞第一屆畢業生。

一生反共 六四後拒踏足內地 曾狠批毛澤東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後來他到美國哈佛攻讀博士。畢業後,1973年回到香港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和新亞書院院長。余英時後來再遠赴美國,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2006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余英時後來長居海外,但依然關心兩岸時政,亦多次狠批中共政權。在2019年,他曾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期間批評毛澤東「絕對是最壞的」,更稱他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那我可以斷言。」

余英時(左)與錢穆(中)合照。

內地在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余英時曾高調聲援學生運動,甚至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中國學社,協助一批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更發誓從不踏足內地一步。他在訪問中稱,中國已完全跟他離開時不一樣,不能認同,「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時甚至講過一句名言,指他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我的意思是,中國文化現在不在中國。我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

一邊被尊崇為國學大師 一邊被封殺

2014年,余英時獲頒「唐獎」漢學獎,他赴台灣領獎時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期間提到香港的佔領運動。他認同香港人的抗爭,並稱「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最後變成奴隸。」對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他在生前亦曾發聲支持。

甚至連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余英時在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時都講過,他指自己只有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

「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這種政治上的表態,令他成為內地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他被尊崇為國學大師;但另一方面,他亦在2014年傳出被內地官方封殺的消息。他當時曾在自由亞洲電台專欄回應事件,稱:「共產黨禁我的書,事實上使得他們政權的性質,表現得更清楚。他們要的不是對知識、真理、或者對道德本身有甚麼取捨,而是要維護他的一黨專政。」

余英時曾著有《士與中國文化》、《朱熹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書作。

余英時師承錢穆,對於中國的士大夫文化研究甚深,曾著有《士與中國文化》、《朱熹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書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余英時的研究之深,除了是為學術,亦以此為人生目標。

在中大新亞書院65周年講座上,余英時如此總結:「我因為受到新亞書院的人文教育影響,讀到這些古書,關於義的批評,我就更堅決相信我有一種責任。我作為一個知識人,應該注重社會批判,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出來說話,那是義不容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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