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研院兩院士憶余英時 俠義性格支持港、台、中國人權民主運動
一代漢學泰斗、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家中去世，他的兩名台灣門生先後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其中現任副院長黃進興為文回憶，當年他就讀哈佛大學研究所時，每2、3個月會到余先生家住一、兩晚，「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前任副院長王汎森則說，余先生有俠義性格，不僅主動關心學生，也熱心支持台灣及香港的民主運動，更是有良知的學者，他投入思想史研究，是因為能從余英時著作中看到廣大精彩的世界。
中研院院士、現任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回憶，1976年他前美國匹茲堡大學，尚未註冊，就因余英時的推薦，轉到哈佛大學就讀；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也是余英時特別為他設計的冷門題目，「因為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作指引，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
黃進興說，他到了哈佛，余英時已轉到耶魯大學任教；有次余先生路經波士頓，打電話邀他聚談，當時余對他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他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他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黃進興說，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還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10日）投書《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
同為中研院院士、前任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接受眾新聞採訪時說，他大約一周前曾打電話，與余英時夫人聊了3、40分鐘，但當時聽她說，余耳朵已聽不太清楚，所以未能與他通上話，沒想到，再也沒有機會聽他說話了；今早一接到消息，仍感到震驚。
王汎森曾撰文回憶說，「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
王汎森回憶說，「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
王汎森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最後一年，學校突然修改獎學金規定，要求每名學生都要交3篇論文，他自忖應該可以過關，但沒想到，有一天余英時開車經過，特意繞回來跟他說，要他不用擔心，他已跟學校說「看到3篇論文了」令他非常感動。
王汎森說，余英時很關心學生，擔心學生有風吹草動，會影響學業，才會在沒跟他提的情況下，先跟學校報備，確保他獎學金有著落。
余英時關心台灣及香港的民主運動，王汎森告訴眾新聞，這都是因為余英時的「俠義性格」使然，包括主動關懷學生，還有當年他早期在香港發表5、6本書，雖然余都謙稱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其中都已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也代表他在政治關懷上的一致性「一以貫之」。
余英時在3年前出版費時12年完成的《余英時回憶錄》，是他最後一本製作，內容主要著重在他個人在大時代的學思歷程，但只完成到他赴美留學，也就是人生上半場；他曾向出版社表示，準備寫下一冊，因為「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
眾新聞詢問王汎森，余是否已開始著手撰寫這本萬眾期待的回憶錄下冊？王汎森說，有聽聞余去年一度想要繼續寫，但不知是否余先生的身體狀況，後來就未再聽聞有下文；不過，《余英時回憶錄》最近已翻成英文，勢必是英文出版界的一本重要著作。
余英時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曾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在《紐時》刊登全版廣告聲援中國民主運動，後來支持平反六四，導致其著作在中國遭下架；他曾接受《聯合報》時說，「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天津，是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赴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師承國學大師錢穆與楊聯陞；他曾獲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延聘為教授，並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被公認是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
王汎森形容，余英時極少委託研究生做事，是所謂的「實幹戶」，從做研究到寫文章，全都一手包辦；但令他難忘的是，因余英時是不碰電腦的，2006年他獲得「克魯格獎」時，他提醒時任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他問翁送了嗎？翁說已用電郵寄送，讓他急呼：「余先生沒有電腦，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王汎森說，余英時的學術成就，很重要的關鍵是妻子陳淑平的悉心照顧，他說，陳淑平曾自稱是余英時的「雙機齋主」，專門處理余先生的大小事；香港前《蘋果日報》記者曾透過長途電話問她「余教授一生做學問，是快樂的？」她回說：「不是快樂，他很平靜。」
陳淑平當時對記者說，「因為他做他願意做的，能做到自己的基本價值，他守住了，對不對？那作為中國人是很幸運的。」
王汎森說，他會投入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因為能從余英時著作中看到廣大精彩的世界。因余辭世一事過於突然，目前尚不知家屬是否會舉辦追思會，或有其他形式的緬懷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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