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與余英時交集的記憶之二：在香港關鍵那5年奠定「兩個世界」基礎 畢生追求「通古今之變」
史學大師余英時上月1日在家中離世，享年91歲；4、5日接連二天，在一場線上論壇中，與余相識一甲子的陳方正說，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包括「學術研究」與「當代中國批判」，在他五十年代就學於香港的那關鍵5年間便已定型；晚年相知好友葛兆光則說，余愛下圍棋，最常說兩句話：「高手無廢子」及「善弈者得大局」，即可可看出他畢生追求「通古今之變」的堅持。
這場「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是由台灣聯經出版社與台灣《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在4、5日2天舉辦：共舉行「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史學家的耕耘」及「寫作者的修養」等5場論壇，邀請20位來自美國、台灣、香港及中國等地的史學、知識學者擔任與談人，各自分享他們與余在不同時期的交集與經驗分享。
論壇名稱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周質平與葛兆光先生的文章，在中國儒家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史中不斷融會、解碼與傳薪，正是余英時先生91年不停歇的思想生命，最好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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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與余英時交集的記憶之一：從「鸚鵡救火」的中國情懷到「不許人間弄釣竿」的詩言志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曉清引言時表示，余英時曾寫過一個註記，他寫回憶錄，不是寫他自己，是寫親眼見到中國的變遷；他從失學少年，曾因寫狀紙犯了文字禍，差點丟了小命，一直到香港就讀新亞書院，原本要回燕京大學上學，卻因歷史偶然的偶然，在火車壞掉幾小時過程中，一個年輕人面臨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去和留，家和國、在哪裡安身立命做學問的問題；後來毅然決定回香港，這個偶然又偶然的決定，才成就了今日的余英時。
余英時在香港的關鍵5年，成為他「兩個世界」定型的基礎，再也沒變過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二十一世紀》雜誌創辦人陳方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已認識余英時，也曾在新亞書院共事過；他說，在余一睡不醒前的幾個小時，兩人還通過電話，沒想到，短短幾天後，就接到余夫人電話，余先生已入土為安，直至今日，余雖已走入歷史，但仍感覺世事無常，百感交集，人生如夢滋味湧上心頭，感覺虛幻不真實。他與余相識已足足一甲子，雖保持聯繫，聚少離多，相處時間也才2、3年，最近十幾年，兩人才有較多文字交流。
陳正方分成五個部分分享他所認識的余英時，包括「他生命中的關鍵時期」、「做為根源的五十年代香港」、「穩定有序的人生」、「歷史研究的世界」及「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
陳方正說，余英時的人生態度、人生觀及事業取向，都在不超過30歲就已成形並定型，日後發展沒有重大改變；他借用1974年余英時著名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余自己也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學術研究世界，另一個是批判現實的世界。第一個世界，他徜徉其中，第二個世界，他不能自己，奮筆疾書當代中國評論，這兩個世界雖不同，但相互影響；他的這兩個世界定型後不斷深化，但無根本改變；他很早就在其間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這是他能獲得巨大成就的必要原因。
陳說，要了解余人生態度，最可靠的線索，就是從他最後發表的回憶錄中尋找；他早年的三個時期，從7歲至16歲在安徽潛山鄉下度過，見聞有限；青年時代16歲至20歲，當時是兵荒馬亂，受學生運動影響的動亂年代，在北平、瀋陽、上海之間轉來轉去，雖就讀大學，但不可能用功，是無所適從的年代；第三個時期，1950到55，在香港的那5年，完全不一樣，也是他一生關鍵；在余20至25歲時期，這是他第一次嘗到家庭溫暖，雖然沒錢，但有親情滋潤和支持。
父親余協中教授是有名西洋史教授，與錢賓四（穆）很熟，不久余便進入新亞書院，成為當代大儒入師弟子，從師、生兩方面來看都是難得緣分；當年新亞仍處於困境時期，但因不久後就得到援助，開辦研究所，余學業也因此拾級而上，沒有中斷。
在這5年來，同樣具有關鍵意義、卻少人注意到的，便是余在這5年之間，並非長日埋首故紙堆中，還有無窮心力閱讀大量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寫文章、辦雜誌，探索新思想並出版書，成為最活躍的年輕文化人；他與友聯出版社，自己創辦的高原出版社等6、7份刊物都有密切關係。
換而言之，余日後的兩個世界，正是在這5年自然出現；學術研究是在新亞書院錢穆循循善誘之下形成；當代中國評論的世界，則是靠他自己學習探索，和他與自由主義社群碰創激發而成，前者是學術、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活動性，兩者互補又互相促進。
陳方正說，他自己1949至1958年在香港成長，對其獨特環境有很深感受，當時香港處境很艱難，還未從戰爭中復原，香港湧入大量大陸難民，人口從50萬增加到220萬，經濟非常困難；而且，還受到三個巨大外力的積壓，能維持穩定與發展是奇蹟，歸功於英國高明的政治平衡手腕。
陳方正說，當時三個外力之一，是剛成立的新中國，當時中國原本可以收回香港，但為了外貿，所以維持現狀；第二個外力是台灣，國民政府與流亡香港的政治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與影響；當時台灣還派特務到香港，挑動香港反共情緒，英國人對此也不能太寬容。
第三個外力，就是美國，一方面要求香港政府收緊中國物資渠道，同時也透過長期戰略目標，就是在政治上培植第三勢力，在文化上則資助教育與出版活動，培植自由民主思想，對抗共產主義。這是當時艱苦經濟條件下，香港流亡知識分子能夠發展蓬勃活躍社群的基本原因。
五十年代對余英時的重要性，一方面堅定他對傳統中國的熱愛和與歷史研究為志業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提供動力與充滿挑戰的環境，使他成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余英時的這兩個世界就是在香港五十年代形成。
陳方正驚嘆美國在香港推行的文化策略成功，余便是最傑出的例子；余英時「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名言，就是從美國文化而來。
余自1955年到了劍橋後，事業可用一帆風順形容，唯一挫折就是1973至1975年回香港擔任新亞書院院長，由於負責大學改制，受新亞的元老及校友抨擊，也堅定他日後留在美國發展的心意。
自1961到2021年，長達60年的學術生涯，余英時的兩個世界究竟如何發展？陳方正說，余的歷史研究世界是透過吸收各種西方學術觀念，深入發掘學術史料，變得寬闊、豐富而深入；至於批判當代中國的世界，則堅定沒有變動，只不過因受時局刺激，變得更為尖銳。
陳方正說，余英時歷史研究的世界，主要看4本書，包括《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與《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及《論天人之際》。
余的學術研究是理性的，但對當代中國的批判，卻是感性、發自肺腑的世界，以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不容質疑，一切由此出發，這種情懷在年輕時便定型；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家都希望回中國，他只回去一次，而且興致索然；他還留下一首詩：
「一彎殘月度流沙，仿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陳方正說，這首詩的意思，便是回到中國興致索然，當時的中國，並不是他的家。
六四之後，余英時悲憤莫名，他斷言，從一部中國歷史看，二十世紀是最黑暗、最混亂的年代，甚至進一步說，比五胡亂華、五代十國、蒙古入主更糟糕，知識分子邊緣化，邊緣份子中心化，是當代中國特徵；所以，二十一世紀中國不太可能有光輝前景。
後來，余英時在祝賀老師錢賓四九十大壽時，也留下一首詩：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世經已新。」
陳方正說，這首詩雖然講得比較委婉，但對於中國的態度卻如出一轍，還引用暴秦只有十年史來抒發心志。
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經貿發展逼近西方世界，與此英美兩國出現重大危機，學者專家對民主體制本身缺陷重新檢討；這些外在變化，都沒有觸動余的批判世界。
余在2010年代對台灣與香港風起雲湧的運動如太陽花、佔中及反送中所發表的談話，備受關注，傳播極廣；他的中國觀、世界觀縱然有微妙變化，但立場也沒有受影響；也就是說，他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是堅定的，不會為現實國事發展受動搖，沒有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做支撐，很難想像對於中國當代批評如何屹立數十年不變。
陳方正引用《余英時的回憶錄》書中內容說，「…我一向尊重個人思想和信仰自由，因此從來不想用論辯來說服異己者。」、「我對於自己所思所信也只能看作是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而不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真理，不過這一價值取向使我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這應該也是他政治態度的最後表白，也是他批判世界高度穩定性的最佳解釋。
陳方正說，對中國來講，二十世紀是大變革的年代，余非常幸運，在一段狂飆激流後，脫離漩渦，安身立命於美國東岸長春藤名校，成就歷史研究大業；但就如他經常引用的故事，自覺像是鸚鵡，他眼中的神州大地是有山林大火，就算沒用，他也要沾濕羽毛去撲救，因此生出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但如此批判能否感動天神，撲滅大火？他只能「但求心之所安」，不再追問了。
余英時「高手無廢子」、「善弈者得大局」 通古今之變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說，在余去世後，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形容余是「通古今之變者，亦就天人之際」為題，論及他對余的思想與學術方面之認識。
葛兆光說，他在余80歲以後，有機緣常常與余見面長談，自2010到2013年每年可到普林斯頓住2個月，他算了一下，至少超過30次，每次超過5小時的聊天，可說近距離觀察與接觸；兩人約定，絕對不錄音，不設主題，所以漫天亂聊，聊了多了，就對余有一定了解。
葛兆光說，余的學思歷程有兩個不同脈絡，一個來自在香港師承的老師錢穆，其研究主要是來自本土傳統，對本土漢族與傳統文化都抱有溫情與敬意，擅長宏觀的敘述歷史，對中國的歷史評論，往往來自傳統的價值觀；另一個是哈佛大學的老師楊聯陞先生，深受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的影響，習慣以精細、客觀方式進行研究，而且要把研究中國的主題對象化；此外，還有胡適的現代民主價值思想脈絡，也影響了余。
葛兆光說，這兩個思程脈絡如何奇蹟般地在余英時身上貫通？或者更精細地說，對傳統中國的認識和對現實中國的關懷之間如何貫通？其次，對於中國儒家傳統學說的同情和對現代民主價值的堅持如何貫通？第三、中國式的歷史敘述，與現代中立客觀的歷史研究如何貫通？最後，對於中國歷史文獻的認識與西方現代理論和方法之間如何貫通？
葛兆光曾就這些問題與余討論過，他記得2012年有次在一間餐廳，與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翻來覆去追問這些問題，余卻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們說的這些、那些之間，又不是天譴，有什麼不可通約的矛盾嗎？」
葛坦言，作為中國大陸學者，往往習慣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絕對化社會，總是在歷史觀、價值觀習慣和學術思考之間，習慣選邊站；因此，余能貫通、融通、溝通或打通的思想，總是讓人感到非常有興趣。
葛說，余是繼嚴復、梁啟超及胡適之後的通才，他的歷史研究與關懷中國的現狀，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將東西或古今做絕對的對立。
說到「通」，葛舉余生前最後一部學術著作《論天人之際》為例，也是余的學術收關之作；2013年冬天，普林斯頓下著大雪，余開車帶著校樣，特別叮囑葛一定要好好看，還約定看了之後找時間認真討論；葛說，他看得非常仔細，看一段就找機會打電話與余討論，後來兩人也約時間面對面討論；余為何如此慎重其事對待這本書？他認為，或許是余對「通史」的追求。
「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的偉大理想，也是好的歷史學家的偉大理想，在余看來，不能缺的是討論思想起源，尤其中國思想史走向內向超越路數的早期歷史研究，所以，《論天人之際》是余整個歷史論述裡面的最後一塊拼圖；該書的內容很早就在各處都提到，英文版在1997年就發表，幾十年的思考、修改與補充，就是為了給中國思想史一個完整的輪廓。
葛兆光說，很多人聽說過，余曾有關唐代論述計劃，除了先秦《論天人之際》之外，還寫過漢朝、朱熹和王陽明、方以智、戴震，也寫過胡適、陳寅恪、錢穆，幾乎就是連續的思想學術文化歷史；葛記得他說，佛教是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之前，唯一衝擊漢族中國傳統思想的大事件，其中新禪宗的興起，更是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他關心的是，宗教與政治、文化之間有什麼關係，可見他對持續的中國思想史已有一個整體的思考。
葛兆光說，整體很重要，歷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顛覆整體，歷史研究要想建立一個思想典範，就必須提供一個整體重寫的基礎，讓在這基礎上重寫的歷史，全面改觀，使歷史論述另起爐灶，絕不僅是拆東牆、補西牆，拆拆補補。
葛兆光說，他和余英時都愛下圍棋，余曾把圍棋和學術連在一起，說過兩句話；「下圍棋和做學問一樣，高手無廢子」，他說王國維（清朝國學大師）就是這樣，很快就進入文學、哲學、古代史等領域，也就是說，他學的每一樣學問，都不是廢的；另一句則是「善弈者取大局」，則說明余很注意整體，他注意的是貫通的歷史研究。古人說，學問或作詩，有小結果、大判斷，其實差別就在這裡。余是通人、通才、通學的學問，不是古代豆丁之學，也不是現代所謂專家之學。
余英時試圖重構知識人與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才能理解，中國為何會有內向超越？為何會有反智？為何有道統與正統？為何會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何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通過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知識人的命運，考慮到未來知識人的方向。
余的大歷史就是為了中國，他曾解釋他所理解的天人之際，天，代表的就是超越境界；人，代表的是現實世界，如今中國學者不得不像魯迅所說的橫著站，一面努力追求超越的天的境界，一面不得不面對火鳳凰或救火鸚鵡、面對人的現實世界，這就是他的中國。余與他很談得來，最大原因就是都在草根中國生活過，多次長談的最多話題就是中國歷史與現實。
大家都記得，余寫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多次都提到「故國之魂」，顯見在余心中有多重；大家也都熟知他的「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來自托馬斯曼；葛曾造訪余在中國的故居，當時尚未修繕，仍是破舊不堪，一片狼藉，只有屋後竹林仍茂盛，還拍了視頻給余，還看了好幾次。
葛說，他能了解余的故國之思，儘管決絕地說不再回大陸，但心理面始終有中國，難以割捨，所謂天人之際，他很難割捨。他的理解有三點，首先，是希望繼承傳統，期待知識人繼承道統，承擔拯救天下、提升文化，引領清明政府的責任，這也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歷來的傳統。
其次，余希望趨向現代，繼承傳統，書寫歷史，又希望知識人能走出歷史，不再依賴內向超越的傳統，不能自甘邊緣化，應該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才是現代知識人應有的品格。
第三，通過歷史表達融入世界的想法，期待知識人以現代的民主、自由及平等作為自己的價值，對於專制、殘暴的傳統，始終抱持最高警惕；在這點上，余與那些對中國傳統抱持過高期待與同情的人不同，他同情熱愛著中國，但始終非常冷靜地看待「王國」與「王天下」的不同。
葛說，余非常清晰地區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區分「祖國」、「國家」與「政府」的不同，從這點才可以理解，關懷的是哪個中國，也可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
葛兆光進一步解釋，若從歷史來看，在一個空間裡面，一個族群的疆域、宗教信仰會不斷變化，不能說這一定是一個自古以來不變的國家；但在一些核心區域，因為有共同習慣、逐漸形成傳統、深入民間後，就逐漸形成文化意義上的「祖國」。
但是，從中國歷史來看，朝代不斷變化，所以，王朝相當於「政府」，也就是說，控制、治理這塊地方的，是不斷會變化的「政府」，所以「政府」不等於「空間」；至於空間是「國家」，更不等同於文化上形成的「祖國」。要先區分清楚文化意義、地理與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區分這三個，才能區分很多事情。
葛兆光說，現代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將不同領域分化，不能混為一談，過去錯誤總用不加區別方法對待問題，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區分祖果，也就是文化意義上與人民血肉相連的「祖國」，與生活的地方、地理意義空間上的「中國」，與管理秩序的政府，一定要區分清楚。
余英時一生都是學者，屬於世界的學者，在知識思想、學術世界獲得自由，那是屬於天的世界；但他又始終不渝地關心現實的中國，是人的空間，天和人之間始終交互影響；他最後強調，余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一生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與現實、世界與中國之間，把一切都打通了，所以說余是通人。
葛兆光最後引用一句話形容：「余英時正好在站在歷史巨變的十字路口，舊學者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不可企及的新風尚，新學者也可從他身上學到久已難得的舊根基」，所以，余是這個時代思想與學術領域繼往開來的偉大學者。
余英時看儒學重生關鍵 在於新人師、新身教，他也是畢生力行的實踐者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分享「論儒學的現代命運」時提到，2019年去普林斯頓大學當訪問學者，才第一次探訪得見余英時，送他一本書《儒家致善主義》，但陳專長研究政治哲學，所以用政治哲學的角度研究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原本不期待余有時間看這本書；因余去世，便想從他留下的著作與文字裡面，看看能否找到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陳祖為統整余有關儒學的思想，主要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於其價值系統，此系統乃儒家的；傳統儒家的角色在於它全面安排人間的秩序，且是通過建制化（insti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落實；其範圍包括朝廷禮儀／典章、社會禮俗、族規、家法及個人行為規範。
余英時多次提到，此一儒家建置的整體自辛亥革命以來迅速崩潰，儒家變成游魂，所以，想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在這方面枉費心力；但也不是說儒家就不能存在，「游魂猶可獨存」，但應該是「日用常行」的儒家，而非「托之空言」的儒家，其特色就是儒學不可能再獨霸學術領域，也要放棄內聖／外王、承認公私領域分離又相互影響，並由修身開始，以身作則，以人格感召他人和其他領域。
陳祖為說，關於現代的「日用常行」的儒學應該有什麼實際內涵？是希望重建儒家的人應該研究的課題，關鍵在於現代儒學如何與西方相互融合與協調，所以其立場就是不要「復古」，應該與西方態度與價值調和。余認為，西方的挑戰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所以更要注重儒學在社會、政治、經濟及倫理等各方面的發展。
余說，儒學作為實踐哲學，必須放棄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特色，因為儒學在華人社會影響非常小；余也認為，傳統儒家思想是依靠政權推動社會理想，放在現代社會的今天，根本不能也不該希望有一個領袖、政府通過政治力量，強迫人、規劃人生。
關於儒學復興，陳祖為說，余英時認為，集體記憶成了儒家道德意識的最後藏身之地，但至今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至於儒學能否重生？要看能否有大批的新「人師」與「身教」湧現，陳說，余就是他自己所提的新「人師」與「身教」，在他人生中已調和西方尊重自由、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傳統尊師重道、提拔後輩的傳統精神，兩方面相互融合；社會上如果有愈來愈多余這樣的人，儒學重生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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