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解散 六四燭光集會啟蒙的下一代：「歷史唔係一兩個人的事」
1989年6月4日解放軍屠城，香港人此後每年點起燭光，來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戰爭。32年後，政權容不下一點燭光，但人們仍會記得，甚至年輕一輩也會記住。現年22歲的大學生Jason便是其中一個：「當時小朋友的認知，是有一班哥哥姐姐為居住的地方付出……其後每一年都去，滲入了我的思想，希望追求民主，甚至影響到我想做一個記者。」
還有現正在外國讀大學的Teddy，自小學起就跟家人出席六四遊行或集會，離開香港後仍會在6.4當天看網上直播。支聯會解散，更令他覺得要守住歷史：「呢啲唔係一兩個人嘅事，而係全部人嘅，因為歷史得一、兩個人記得嘅時候，就變咗係好少數，好容易被淡忘，唯有係大家一齊將呢團火pass落去，先至會令到下一代知道發生咩事。」
當燭光有罪
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5月21日支持北京學運的百萬人大遊行。司徒華出任創會主席，直到2011年逝世，交李卓人接棒。維園的六四燭光堅持了31年（直至去年六四），香港成了紅土大地上悼念六四的最後陣地，自也是中共的芒刺。走到2021年，司徒華逝世10年，六四集會不獲批、支聯會常委被捕、副主席鄒幸彤將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然而，「Ideas are bulletproof （理念是刀槍不入的）」。
六四事件發生時，現年22歲的大學生Jason仍未出生，但早在娘胎，媽媽就懷着他出席六四晚會，出生後每一年，由1歲到22歲，由幼稚園到大學，由跟隨父母到與朋友同行，每一年的6月4日，他都會在維園點起燭光。
Jason對六四晚會開始有記憶是小學階段，每一年都跟隨着父母以及他們的朋友，幾個家庭一起參與。小朋友不理解六四是怎麼一回事，但看見周遭大人手持蠟燭靜靜低頭，時而同聲和唱，氛圍沉重難過，令他知道是一個嚴肅莊重的儀式，感受最深刻的是鎮壓片段，「小朋友平時怎會看見坦克車？每一下槍聲都很震撼。」他憶述當時將事件記在心中：
你會覺得這麼多大人、這麼大班人記住一件不開心的事，那一定是一件深刻的大事。
中三至中六，Jason選修中史，教科書上記載著一頁頁六四事件的歷史，從小到大看見的零碎片段，開始補上各種前文後理與細節，事件變得立體完整，知道這不單純是件「不開心的事」，而是一場被暴力鎮壓的民主運動。那幾年開始，參加六四集會，一切變得清楚實在，他特別提到支聯會每年都會播放天安門母親的訪問片段，令他倍感心疼無力，因為知道這一切並不只是書上冷冰冰的歷史，「是真真實實發生過血淋淋的事實，而且仍一直影響着現今社會。這班天安門母親仍然正在suffer，六四仍未平反。」
封了維園 封不了人心
Jason感恩父母在孩提時期風雨不改地帶領他參與晚會，上一代帶下一代認識歷史，從不間斷的六四晚會是一個傳承，他引述書籍《一九八四》的說話：「『誰掌控歷史就掌控未來』，有時就是與政權抗衡，如何令歷史不被遺忘，而當人的生命有終結的時候，就好需要靠傳承。」他又提到，儘管有些人覺得每一年去六四晚會，漸漸變得是行禮如儀，於他而言，卻是一年又一年的「reminder」：
不單止remind六四這件事，而是remind我作為一個人，我要怎樣為這個地方付出，我要在社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自小參與六四晚會，Jason覺得或多或少是令他想成為記者的原因。「六四這件事，我們現在看是歷史，但在當年是一個新聞，『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所以記者與歷史是頗完美地掛鉤。」他希望好好記錄當刻，留下文字與影像，他日成為無法磨滅的歷史。
昔日埋下的種子發芽，今年他以實習記者的身份採訪六四事件，位置變更，但維園燭光不再，他負責到一間教堂採訪悼念彌撒，眼見教堂爆滿，人們就改到外頭的公園觀看Facebook直播，默默點起燭光，遍地開花的景象令Jason動容，直言封了維園，封不了人心，「只要心中有remind到六四這件事，就算有甚麼physical的限制，都限制不了香港人。」
他又提到作為記者，為公眾報道香港各處悼念的新聞，好像能藉此聯繫香港人：「有些人看到原來今晚仍然有好多人點燭光，原來沒有集會，大家還是會一起悼念，會覺得個心舒服一點。有種bonding的感覺，藉着這些新聞聯繫着大家，雖然purpose上並不是如此，但這是做到出來的effect。」
歷史會不斷重覆
身在外地的Teddy在電話筒另一頭憶述自己經歷的六四集會。「我記得係會睇番天安門母親講嘢、大家一齊唱歌，你個決心會強咗嘅，你個想平反六四嘅心係會強咗，相比遊行（的話）。」
今年21歲的Teddy，生於千禧年，自小學起跟家人每年出席六四遊行或集會。他印象中，大概是8歲參加了人生第一次六四遊行，「嗰日好似係落雨，總之係好狼狽，其實遊行本身對細個嘅我嚟講都好狼狽，唔係好記得有無落雨，淨係記得好攰。」Teddy媽媽又會趁每年6月4日找來新聞圖片、影片，跟他再說一次六四事件的經過。而即使近幾年人在異鄉，他仍會上網看香港維園的六四集會直播，因為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沒有想過要出席當地的六四集會。
Teddy表示：「上年六四晚會因為政府自稱防疫所以禁止舉行，但係一班籌委同埋市民都好熱心去到維園嗰度進行悼念，有感可能係最後一年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睇吓，抽少少時間去悼念六四嘅死難者，話晒將來都好難大家再喺埋一齊悼念。」
支聯會解散，六四集會無以為繼，Teddy感受最深的是人們知道六四的渠道會減少，歷史恐被遺忘。他說：「可能大家會覺得集會都無喇，咁我哋仲紀念六四嚟做咩、不如算啦，即係可能大家個心會冷卻咗。」曾經有段時間，六四集會被視為「行禮如儀」，Teddy亦記得：「尤其係2017、18年講得最多，學生會話我哋唔應該悼念，但係要記得嘅係，歷史係不斷重覆。」
「其實我有時諗番起都覺得好諷刺，佢哋成日都話大陸嘅嘢我哋唔需要悼念，大陸還大陸，唔關我哋香港人事。但係而家睇番就係，上面發生咗嘅嘢，到我哋呢一代都好大機會再發生。你見到支聯會都被解散、集會又無得集。」
沒有支聯會之後
Teddy相信，沒有了支聯會、沒有了六四集會，只能靠父母或朋友讓這段歷史傳承下去。他不期然想起區議員放映電影《幻愛》被票控限聚令：「《幻愛》咁樣普普通通一套戲，其實唔係好（有）政治意味，都會無啦啦畀你告限聚令。想講嘅就係，尤其如果講政治，講嘅意欲會大大降低，甚至係自我審查，尤其是而家有《國安法》。」
這段歷史或許將只能透過人們私下奔走相告，想到這裡，Teddy想強調：
歷史得一、兩個人記得嘅時候，就變咗係好少數，好容易被淡忘，唯有係大家一齊將呢團火pass落去，先至會令到下一代知道發生咩事。
Jason則直言沒有了集會、沒有了支聯會，彷彿失去了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及言論自由的指標，「民主自由對香港很重要，而民主自由是一個很虛的形容詞，如何體現就是靠這種實實在在有這麼多人恆常參與的一個集會，去呈現出來……支聯會從來都不單止是一個組織這麼簡單，它是一個象徵意義，是一個言論自由頗重要的指標，香港是地球上少數可以有如此大型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當沒有了這個活動，或者籌辦活動的機構沒有了的時候，最直接的影響是難以再悼念六四，但同時，香港是失去了重要的指標。」
不過，民主精神代代相傳、生生不息。Jason續指正因經歷過這兩年沒有維園大台的六四，他相信即算沒有支聯會，香港人都會永遠記得這件事，「傳承又好，記住又好，悼念又好，香港人總會找到自己的方法。」他又指出連日來支聯會、教協、民陣紛紛解散，是一個連鎖反應的趨勢，寄語港人除了關注事件，更要堅守崗位，各人反思自己還能如何付出。
視乎每個人的身位，不一定是做些甚麼悼念六四，不一定是去紀念特定事件，可能是支聯會帶給你的一些精神，你能否堅守下去呢？譬如我就會繼續努力做新聞，是這一刻我覺得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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