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隅、刘丰佾：从洽买、到货、研发、安全性到施打顺序，一次解释疫苗之乱
「政府有责任改进信息沟通，而民众也需要厘清信息，做微小但重要的决定。」
特约撰稿人 陈方隅、刘丰佾 发自台北
Covid-19肺炎大流行病席卷全球一年多，现在人们把回复正常生活的期望，放在“疫苗”的身上。疫苗不会停止病毒的传播，也无法提供完全的屏障让人们不会确诊，但是疫苗可以有效地减少重症及死亡的机率，让人体产生保护力。
台湾从五月进入社区传染阶段以来，媒体及社会舆论对疫苗的讨论，经过好几个阶段，比如从疫苗紧缺、外来疫苗的采买、国产疫苗的进度、紧急授权问题、疫苗外援、疫苗的施打顺序等，总的来说既有科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
目前台湾舆论中关于疫苗的讨论多而细，又混杂了真假信息，对不少不熟悉信息鉴别的民众来说很是头疼。本篇摘取讨论热度未降温、且还会持续延烧的几个面向来进行梳理，还原事实基本步，结合截稿前的所有最新进展和信息，希望借助民众对疫苗的核心关注，揭示疫苗背后的各种外交与现实角力，以及疫苗焦虑下民众的心理压力与政策走向。
为便于下文理解，我们先列出文章中将会提到、同时也是现在台湾讨论最多的几种疫苗名字（通常是药厂的名字）和它们的属性。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批准使用的疫苗一共有六种，根据他们运作的原理可分为三大类：
一、mRNA（信使RNA）疫苗：莫德纳（Moderna）、辉瑞（Pfizer/BioNTech, 简称BNT）疫苗；二、病毒载体疫苗：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简称AZ）、娇生（Johnson & Johnson/Janssen制药厂）；三、全病毒疫苗：中国科兴（Sinovac）、中国国药（Sinopharm）；四、台湾自己也有两家公司研发国产疫苗，包括高端以及联亚两种，他们的运作原理是蛋白质次单元疫苗。
我们将梳理的问题包括：1、台湾采购疫苗太慢了吗？2、疫苗如何取得？民间人士都可以买得到吗？政府阻挡买疫苗吗？3、当前民间单位与BNT购买进度： 台湾和BNT疫苗到底怎么回事？4、疫苗的外援？5、国产疫苗的争议与进度为何？为什么台湾要投入研发国产疫苗？ 6、AZ疫苗真的很危险吗？7、疫苗的接种顺序合理吗？
1、为什么大家总觉得疫苗不够？台湾采购疫苗太慢了吗？
台湾民众和地方一直要求检讨采购疫苗的速度，包括疫情最严重的新北市与台北市地方首长，多次在各自的记者会中批评中央政府的疫苗采购速度实在过慢。
在五月份之前，台湾的疫苗取得率和施打率是在世界上敬陪末座；截至六月底，台湾施打将近两百万剂的疫苗，相比全球平均20%的施打率也是偏低的，目前台湾的施打剂数以及施打人口比例跟全球比起来，大概都是排在80-100名之间，仅能排在中段班的位置。
台湾在疫苗洽购上做得如何呢？行政院在二月份的时候公布，透过WHO的全球疫苗取得机制(COVAX)签约，洽购约476万剂疫苗、与牛津阿斯特捷利康（AZ）签约洽购1000万剂疫苗，同时也与美国的莫德纳公司洽购约500万剂疫苗，同一时间也报告了国产疫苗高端和联亚的研发进度，总共的采购量大约是三千万剂。这与卫福部在去年十二月底时的公开内容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疫苗还是迟迟不来？因为购买疫苗的重点除了洽签之外，还要看送货时间为何。截至六月底为止，台湾采购疫苗的到货量只有100多万剂，另外有300多万剂是由美国、日本所赠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到货量赶不上需求量。
而到货量赶不上需求量，其实是全球普遍的现象，除了台湾之外，全球都在等待疫苗的出货。这种延迟与疫苗供应链有关，由于包括原料短缺在内的种种因素许多代工大国的产线与产能出现问题，例如包括印度与泰国在内，各个主要大厂都在延迟出货。
台湾所采购的莫德纳疫苗原本就是预计从五月到六月的时候开始送货，AZ疫苗则是从三月开始分批送货。这些购买到的疫苗如果交货都顺利的话，至少可以施打到九月之后。搭配上计划中的国产疫苗上市进度，疫苗供应量原本应该可以一路施打到年底。但疫情爆发后，各种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同，民众、在野党与地方官员不停要求政府加速采购疫苗的速度，其急迫性非常明确。
不过，综观全球疫苗市场以及送货状况来看，疫苗到货时间仍然无法确定。例如，欧盟前阵子状告AZ公司，因为AZ的预计出货数目与实际出货数目的确有很大的落后，原本六月底前要交付三亿剂，只交了一亿剂，但欧盟法院裁定只要在九月底前持续出货补齐八千万剂就可以。换句话说，疫苗的延迟交货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不理想的结果，但某程度是可以被解释的。
2、疫苗如何取得？民间人士都可以买得到吗？政府阻挡买疫苗吗？
由于台湾在疫情爆发时，尚无法取得大多数已购买到的疫苗，舆论开始抨击说执政党疫苗取得不力，甚至有许多人攻击说执政党“阻挡购买疫苗”。五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大公司企业家，甚至是地方政府首长，都出面说自己可以取得疫苗，然而，许多民间组织或是民间人士尝试要购买疫苗时，才发现购买疫苗的过程牵涉许多法规规范，再加上政治因素影响，实非易事。
最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疫苗大厂（包括莫德纳、娇生、AZ）皆发出声明说自己只跟“国家”或者“超国家组织”（即欧盟）谈判。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疫苗的使用牵涉到“紧急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需要由国家出面担保。这是因为，现在Covid-19疫苗的开发，并不像一般的疫苗开发一样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各种临床试验以及法定步骤，反而因为其过于紧迫，中间有许多需要国家来做担保的部份，假设民众施打疫苗后出现异状或死亡，主要的负责单位是政府而非药厂。
在进口与出口疫苗的时候，需要符合国家的医药法规，因此并不是由民间人士出面、出钱就可以解决。先前许多地方政府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想要自行洽购疫苗，但最后都被大药厂打了回票，印度的德里、美国纽约市等等都是如此。
由政府出面确保认证的程序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在于防范假疫苗。因为全球各国都在抢疫苗，目前已经有不少新闻指出“假疫苗商”的出现，在墨西哥、波兰、中国等处皆传出假疫苗的案例。因此，所有疫苗的货源安全性、有效性，都必须由政府来做检验。除了进口过程的认证程序外，特别是目前两支mRNA疫苗所需的极冷链（ultra cold chain）与运送限制条件不少，如果储存条件不对的话那很可能会让疫苗报废。这就是大多数状况下是由政府直接出面处理，而不是由个人或者组织进行疫苗采买的原因。
除了国家与个别药厂谈，国际组织间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疫苗取得机制叫做COVAX，这是由WHO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所发起的平台，旨在确保大量的疫苗研发资金以及疫苗的公平分配，目前在分配数量上会以各国人口数目比例以及国内供应链状况、医疗人力资源等因素做考量。台湾也从中购得476万剂。现在即将有一支新的疫苗Novavax上市，台湾也已透过COVAX来洽谈。根据陈时中部长的说法，Novavax公司认为，透过COVAX机制来取得疫苗，会比直接和该公司双边洽谈来得更快。
3、当前民间单位与BNT购买进度： 台湾和BNT疫苗到底怎么回事？
从五月底以来，许多民间单位投入帮忙购买疫苗，主要的目标是辉瑞/BNT，因为BNT是目前主要疫苗当中，唯一把销售权交由不同地区代理商来洽谈的，而在亚洲区的代理商是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最早出面表示要购买疫苗的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生（后来由永龄基金会为主要谈判与递件申请单位），经过与BNT公司一番交涉后，郭台铭表示：“疫苗捐赠涉及相关法律责任，和一般物品的捐赠不同”，需要政府表达立场，并且要求由台湾政府给予授权，代表政府前往谈判。
蔡英文总统于6月18日与郭台铭以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见面，行政院26日公布正式完成法律文件授权台积电、永龄基金会，向德国BNT原厂分别购买500万剂疫苗，再捐给政府使用。后来在6月23日时，慈济集团也提出申请，行政院方面在7月1日公布授权方案，让慈济集团依照台积电及永龄基金会的模式，以政府代表的身份与BNT公司商谈疫苗。
7月3日的路透社传出报导（并由镜周刊再加上其他内幕报导），谈到说台积电与郭台铭先生已经与BNT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而且会在合约当中避免政府对政府等字样。内文提到德国政府方面一直努力推动BNT公司与台湾方面的谈判，因为不想留下屈服于中国压力、而不出售疫苗给台湾的形象。先前，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曾经在社群媒体上提到，德国经济部长指派了专管疫苗相关业务的高阶官员，参与BNT高层的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都只有媒体披露的部份消息，而在协议正式公布前，到底能不能顺利买到疫苗，仍然属于未知数。事实上，台湾曾经有两度很接近跟BNT达成协议。一个是在去年十月间，曾经以东洋公司的名义，由前行政院长林全和BNT洽谈代理合约，但当时BNT疫苗还没有完成测试，台湾政府方面无法保证足够的购买数量，最后因而错过代理权。
等到BNT疫苗完成测试并取得德国的EUA之后，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台湾也很接近跟BNT达成协议，但在最后关头破局。台湾卫福部方面甚至都已经将BNT疫苗的信息公布出来了，但最后并没有买成。台湾卫福部方面指出，这是由于台湾与BNT药厂之间对于合约内容、以及行为方的法律名称方面产生分歧而破局；蔡英文于5月26日指出，台湾与BNT之间无法成功签约，背后是中共从中作梗，但在野党方面则指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不过，目前依照公开的信息来看，我们尚无法得知确切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永龄和台积电可以跟BNT谈，但是台湾政府不行。从郭台铭的公开声明看起来，我们只能猜测BNT公司表明不能直接把疫苗给台湾政府，于是我们透过政府授权企业去跟BNT谈。
我们很难去证实中国影响力以及幕后的介入，不过从一些间接证据应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好几个国际媒体都曾报导中共阻挡台湾取得疫苗，而且国台办也公开地表示，台湾要取得疫苗，中国会帮忙，而且只能跟上海复星公司来谈。美国白宫发言人萨琪则在被问到为何要捐赠台湾疫苗的时候，回答说：我们注意到台湾取得疫苗的管道是被截断的（I will note that they were being cut off from access to vaccines）。至于是怎么被截断法，我们无从得知。
正是因为如此，过去这一个月，台湾政府与民间单位的确有更近一步的合作，政府目前的态度除了自行采购以及透过国际政治手段之外，民间组织愿意采购，政府也乐见其成并且配合。
此外，台湾民众也始终抱有疑虑的是，上海复星和BNT签有代工合约（大概5月开始谈判设厂），生产一款名为复必泰的疫苗，实际上就是辉瑞/BNT疫苗，只是原料来源略有不同。到底在上海生产的复必泰疫苗和原厂生产的辉瑞/BNT疫苗是不是同一款疫苗？
不过这个讨论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人申请送审药证。从郭台铭出面说要买疫苗开始，就强调会从辉瑞“原厂”购买；台湾的指挥中心方面则是说BNT原厂生产的疫苗中文名称是复必泰，行政院后来授权台积电及慈济集团的时候也都是由他们去跟原厂谈判，因此后来就没有人继续讨论“在上海代工的BNT疫苗”这个议题。
事实上，疫苗属于战略物质，因此不管是进口或出口疫苗，本身从来就不只是商业决定、无法单纯用科技因素来看商业决策和政府决策之间是否会存在张力。另外，政府要和药厂洽谈还是通过COVAX来取得疫苗更为便利，也是各方都尚在探索中的问题。过去未曾有现在这样官民通力合作购买疫苗的方式，毕竟各大药厂都表明只跟政府做谈判。或许，台湾会出现这样的合作模式，的确是跟自身的国际地位有关系，但在谈判过程当中有许多未知的部份，我们无法确定到底背后的因素。
4、疫苗的外援
由于主要大厂的疫苗现货交付延迟，目前获得疫苗的管道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捐赠：手上有疫苗现货的国家政府，把疫苗捐给另一国。
中国很早就开始进行疫苗外交，截至五月初，已向海外出口或捐赠合计超过2.4亿剂疫苗（俄国也已经承诺要送出超过2亿剂，但在送货速度方面还大幅落后预定进度）。而美国从5月17日才由拜登总统正式提出疫苗援助计划，宣布要拿8千万剂出来做疫苗外交，并提出有意愿将疫苗的专利内容提供给WHO，让其他药厂有能力自行制造疫苗，进而加快全世界的施打率。美国的疫苗外交启动时间比中国和俄国还要慢很多，因为美国想要先确定国内群众打完疫苗，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四月之后。
在美国开始宣布要做疫苗外交之后，台湾恰好也爆发了社区感染，因此台湾政府透过各种管道争取，希望被列在捐赠的第一波。美国三位参议员先在6月6日时访问台湾，宣布将捐75万剂莫德纳疫苗，后来在6月20日时，一次运送了250万剂给台湾，也就是第一波的75万加上第二波的175万剂。
日本方面，6月4日捐给台湾124万剂AZ疫苗。后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7月中前将追加提供100万剂AZ疫苗给台湾。另外，位于东欧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于6月22日时公告，将会捐赠2万剂AZ疫苗。这些国家在捐赠给台湾的同时，都有提到先前台湾对他们的帮助，包括赠送口罩等医疗用品。
笔者认为，能够获得捐赠疫苗，是台湾外交团队努力交涉的结果、也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友台”网络展现，这更是国际政治当中国与国之间达到“互惠”的案例，台湾社会对此大多数都是非常感谢，而且也立刻展现出反馈（例如台湾捐款涌入立陶宛的慈善机构）。
但当时在舆论上仍然有争议和批评，主要围绕在美国赠送疫苗的数量是否足够、是否在情理之中。有些政治人物政客延续著先前的“疑美论”，认为美国一直占台湾便宜，就算拿到疫苗、但数量仍觉太少；有些人则以较为耸动的方式指称台湾获得别国帮助就像乞丐一样。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适当，不只抹灭了长期以来台湾在外交上的各种努力，而且也大大污名化国际上的许多援助行为（例如在疫情当中，台湾捐了很多医疗物资给各国，美国现在也开始捐赠疫苗）。随著疫苗陆续到货，这部份讨论频率就变少了一些，但我们仍然不时会看到政客们的类似发言，借以批评购买疫苗的数量不够。
5、国产疫苗的争议与进度为何？为什么台湾要投入研发国产疫苗？
台湾国产疫苗的争议，笔者认为可以从政治与国家发展角度以及医疗科学角度两部分出发。
首先是为什么要投入研发。
政治与国家发展诠释角度认为，疫苗是战略物资，而开发疫苗和生产疫苗都需要很大的规模药厂产能才能进行，而在研发过程当中，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大约只有20%的成功率。台湾生技产业的规模可能较为有限，原本不太算是有适当的条件来做研发与生产，但如果考量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还有考量之后可能每季都要打Covid-19疫苗，所以台湾投入生产也是合理的决定。
从去年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开始，支持国产疫苗就成为了朝野两大党具有高度共识的议题，最近也有人拿出去年立法院的各种决议、国产疫苗特别预算案以及相关发言，来提醒大家国产疫苗在去年是在立院获得高度共识的。
然而，当台湾进入社区感染阶段之后，国产疫苗的争议反而变大，在政治方面最常被指控的就是所谓内线交易，尤其是在野党大力抨击执政党成员“炒作股票”。
民间也有不少人被这样的批评弄得很困惑，也提出了相当质疑。但其实，这类的指控应交由司法单位来进行调查，而不该拿来当做质疑疫苗开发的根据。蔡英文总统于5月31日回应外界质疑，表示已进行内部清查，相关政务人员并无炒股，相关的财产申报都是可供查证的。退万步言，目前两家国产疫苗的研发公司，高端和联亚，其实各自都有泛蓝或泛绿阵营的重要人士在为其工作、对其投资，理论上，我们不该用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疫苗研发才对。毕竟去年朝野一致认可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国产疫苗研发。
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指控，认为政府图利厂商、不该下单买太多国产疫苗，甚至媒体人赵少康先生说政府是因为想要培植国产疫苗而不多买外国疫苗。
以笔者的了解，就像口罩产线或其他医疗用品一样，由政府出面先行签约保证购买一定数量，这是确保厂商愿意投入生产的重要关键。美国政府也是在疫苗发展过程，就投入大笔预算帮助厂商加速程序（整个计划名称叫做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由联邦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合作，让疫苗研发与后续的施打流程更快速完成），甚至在疫苗开始第三期测试之前，就先下单订购超过一亿剂以上（包括辉瑞与娇生疫苗都是如此；莫德纳是在开始三期测试之后但尚未获得紧急授权前，就先订两亿剂，但是投入预算帮助疫苗开发过程，图利药厂的批判，美国舆论却鲜少耳闻），这些都是为了因应开发过程的重大不确定性，来提供厂商后盾。
其实，撇开这些对政府意图的质疑，我们真正该去深探的是，开发出来的疫苗有效与否的标准怎么算？对副作用的容忍程度和处理方式是什么？采购的数量和效期是什么？这就必须要由医药科学的角度来做讨论。
如果从医疗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国产疫苗的争议可能更为复杂而且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尤其随著高端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结果的“解盲”，掀起了一系列关于公卫、法规、产业、政治等各方面的讨论。
一般人的疑虑最主要有两个，首先，如果疫苗只做完第二期试验，还未进入第三期（或者以特殊方式处理第三期试验）就施打在人体身上，会有安全性还有保护力的疑虑；其次，人们会担心国产疫苗在没有第三期资料的状况下未获得国际认证，如果将来国际间的旅行必须要看疫苗施打状况，可能会被外国拒绝入境。
第二个担忧点，其实目前的影响力比较小一些，毕竟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以施打疫苗来当做入境条件。欧盟在6月16日时，宣布开放来自“安全国家”的国民入境进行“非必要旅行”（non-essential travel），台湾就名列其中。欧盟自去年三月疫情爆发而关闭边境以来，仅陆续开放少数的国家列在安全名单上。
国产疫苗最大的争点在于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符合“紧急授权”的要件。
一般来说，疫苗的开发必须经过临床三期的试验：第一期主要是看副作用，第二期是看受试者有没有抗体，第三期把打疫苗和打安慰剂的人放到社区里，看看实际生活中的抵抗力。但因为Covid-19疫情的严重性，许多疫苗开发的过程是有针对程序上做一些调整，例如有些疫苗开发是第二期和第三期同时进行，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署（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会在第三期试验进行当中就进行审查，只要初步结果可以符合特定的标准，就发出紧急授权许可（EUA）。
换句话说，目前正在使用的几款主要疫苗，都有进行三期试验且都必须要符合一定的科学条件才能获得授权，只是不像传统疫苗开发过程一样全部环节都进行完才送审。
目前医药界在争论的是，只做临床二期的疫苗，能不能以一种称为“免疫桥接”（immune bridging）的方式，和其他已执行三期临床试验且获得紧急授权的疫苗来相比，假设中和抗体不比AZ疫苗还差，即可获得紧急授权、在今年八月量产使用。
我们要注意的是，台湾先前长期都没有社区感染，即使现在的状况下实际感染数也不够多，因此要进行三期试验，可能必须到国外去做。另外就是不同疫苗的三期试验进行的地区不一样、时间点不一样（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使用的人种也不一样，因此保护力等数据不能拿来直接做比较。
关于疫苗发展的有效与否标准，简国龙、廖美以及吴介民三位学者做了一个整理。学者们指出，在科学界其实至少也有两派不同观点之争，时效派医界人士主张二期解盲成功即可考虑EUA，而标规派坚持美国医学科学的标准，而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台湾的食药署在2020年10月底制定疫苗 EUA 的技术准则：“只要是药厂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收案人数达3千人，而且追踪确认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就可以先量产100万剂，优先给高风险族群施打。”但是当时并没有公布所谓“有效性”的详细规定。一直到今年6月10日颁布国产COVID-19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审查标准，才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各界对于缺乏科学标准的质疑，也算是比照美国食药署方面的做法，即一边进行三期试验、一边审查是否达标。
当然，这样的标准可能还是无法完全平息科学界的质疑，毕竟目前大家仍然在讨论到底这样的标准是否真正有用。最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如何挑选审查委员的。先前有质疑表示食药署刻意挑选“赞同免疫桥接”的“疫苗专家会议”审查委员，如此才可以让国产疫苗通过EUA，但食药署回应表示并没有刻意挑选。
政府如何回应审查过程是否能维持公平公正的质疑，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判断国产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从美国的作法来看，食药署在审查之后，都还会召开一个专家委员会，邀请没有利益冲突的专家来讨论，而且全程公开转播。相对来看，目前我们似乎不是很理解台湾食药署“疫苗专家会议”的运作方式，所以相关的质疑仍然持续出现。
6、AZ疫苗真的很危险吗？
从年初台湾确定获得AZ疫苗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信息在讲说这个疫苗很危险，主要是AZ疫苗被认为可能加强血栓风险，因此给民众带来很多担心，而这也造成台湾的首批疫苗施打率不高、五月初时甚至差点还有疫苗过期的危机。
在讨论AZ疫苗是否真的很危险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件重要的概念，通报死亡数以及实际证明关联死亡之间的差别。所谓的通报死亡数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人数。这群死亡的人，真正死因可能为原本的自身疾病、意外，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疫苗导致的并发症（例如血栓）。这之间的关联，需要非常严谨的科学证明。
以韩国为例，韩国主要施打疫苗为AZ 与 BNT，截至六月中， 施打超过1500万人，最后只有证实1例死亡与AZ有关，另外有3例重症、72例过敏性反应判定与疫苗确有因果关系，8件仍待厘清。五月份的时候，欧洲施打AZ疫苗的两千万人中，则是出现三十例血栓的严重案例。
其实，不论是哪种疫苗厂牌，多少都会有副作用的存在，但是实际造成死亡的例子，大多在解剖之后证实跟打疫苗无关。台湾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6月18日时给予下图数据，更是指出台湾的接种后死亡比率（无因果关系验证）甚至比韩国低的许多。
关于AZ疫苗的担忧也会出现在其他疫苗，如莫德纳身上。台湾民众对打疫苗或致死的疑虑可以理解，其实这在各国也是常见的怀疑心态。但专家们大多指出，因为施打疫苗造成血栓等疫苗副作用的机率，远远低于吸烟与长途旅行造成的血栓风险。打疫苗是减缓疫情的大方向，笔者建议，当家中有家人获得施打疫苗的机会时，无论是AZ或是其他各种疫苗，最好还是能够尽快去施打。如果担心施打疫苗后可能产生的意外，或可考虑购买疫苗施打意外险。
7、疫苗的接种顺序是怎么决定的？合理吗？
在台湾持续获得疫苗之余，施打的方式和顺序在近日就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根据学者雷文玫的整理，人们对于疫苗的施打有三大疑问。首先，为什么需要遵守疫苗施打的优先排序？这个问题相对好回答，因为我们需要让执行医疗防疫等重要社会功能的人先具有免疫力，如此才能确保他们可以帮助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除了医疗人员之外，排序顺位有“公平”的答案吗？简单来说，没有。疫苗施打的排序是复杂的判断与价值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学者叶明叡指出WHO所列确保“人类福祉”三大目标顺序：（一）减少疫情带来之死亡与疾病负担，（二）减少社会与经济中断，及（三）保障必要服务的持续运作，这三者之间并无优先顺序之别。
但也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政府在制定施打顺序时，需要有细致的讨论以及沟通，才能够增加民众的信任。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建立决策机制以及如何取信于民，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目前台湾的政策是由年长者先打疫苗。对于疫苗有限的当下，年长者优先打疫苗，不单单顾及长者健康考量，还包括整个公共卫生以及医疗量能的考量。一位长者感染所需投入的照顾量能，可能同时要至少投入六个医疗与照顾的人力去照顾，远高于其他年龄层。因此过去许多国家的施打都是从医护工作者与高龄者开使施打，这是为了避免因投入大量照顾人力上扩散感染，以及医疗系统崩坏。
专家学者均指出政府其实可参考的他国疫苗施打顺序机制，目前主要提出的有英国与美国。英国由预防接种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zation, JCVI）向内政与卫生部官员提出建议；美国则是由预防接种咨询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向疾管署及卫生部提建议。在这些会议审议过程，除了学者专家之外，还有专业团体的代表，会议前还会有大众咨询的过程，而会议的所有纪录都是公开的。这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他国案例。
目前台湾对于疫苗优先顺位的决定方式，在整个程序的透明度上面还有许多可以补强的空间，而且在疫苗接种方式分类的第七类部份中，在认定国家关键设施“必要”工作人员与运输仓储业者的范围方面，目前尚缺乏清楚的判定标准。除了中央所订定的标准之外，在各县市的疫苗施打执行过程，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所谓特权疫苗的部份。限于篇幅和各县市的状况复杂度，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了。
微小但重要的决定
疫苗、疫情等议题，需要许多资料的佐证与抽丝剥茧，才能够获得正确的疫病信息。当电视新闻每天轰炸各种信息，人心惶惶之际，不免会产生各种恐慌感，而且因为这个疫情对社会的冲击实在非常大，人们需要情绪的出口，在这种状况下特别容易去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但会影响人们心情的信息。我们可以同理每一个人的心情，但是如何在各种混乱信息中，存疑查证每个信息，并且以正向的心态去面对疫苗，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
这不完全是医护对抗病毒的事，也不仅仅是政府与特定政党对抗病毒的责任，施打疫苗，或许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所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了。美国公卫专家佛奇（Dr. Fauci）在年初即对所有美国民众呼吁，可以接种的疫苗，就是好疫苗。病毒不会在等待理想疫苗的时候停止传染，政府有责任帮助民众做更好的信息厘清，而民众也需要结合信息来做微小但重要的决定。
（陈方隅，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台湾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级研究员；刘丰佾，纽泽西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分析员；此外特别感谢医药发展组织研究员Wendy Lin提供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