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芬：打破脏水缸之后，台湾体育改革还有哪些未竟之路？
「如何吸引具天份的选手投身训练、提供相关产业生存的市场，并培养社会一套厚实、有温度的体育文化？」
2016年里约奥运前夕，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因不满网协与中华奥会所做的教练安排，宣布退赛，震憾全台，为安抚、协调此事，一度连府、院都出动，教育部长更亲赴里约希望能与谢淑薇沟通。随后，谢宣布不再接受国家队征召的声明，乘著社群媒体效应，让过去仅有少数运动迷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国家队制度的陈疴，进入了公众视线，民怨也如火山喷发。
相隔五年的东京奥运前夕，谢淑薇却再次为妹妹谢语倢与搭档许絜瑜递补进入双打赛事、却没有教练证一事杠上网协与体育署。接著又爆发职业羽球现任球后戴资颖只能搭经济舱前往东京，官员却坐头等舱、商务舱一事，民间不禁质疑：说好的体育改革呢？到底改去哪里了？
持平来说，2017年至今，台湾的体育政策确实多所调整，国训中心的硬体更新与训练经费大增，对选手的培训也开始往对的方向去，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等待开花结果，也需要民间持续的参与。当然，现行政策确实也有可以检讨精进之处，只是，政策究竟该怎么往下一步走，关键仍是全体国民如何看待“体育”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才有办法回答以下问题：
竞技赛事和休闲运动应该以同一套制度来推动并规范吗？“政府应该做更多”是适合的期待吗？还是应该由企业赞助、商业市场的运作来取代政府的角色？或者应加入更多的民间协力？这恐怕是东奥落幕之后，台湾社会需要完成的考题。知道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才能回看现有制度还需要什么调整。
打破国家队的脏水缸之后
2016里约奥运之后体育爱好者的推动、台北筹办“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热潮，再加上时任执政党立委的黄国书积极纳入民间意见、并锲而不舍推动修法，三大因素作用下，立法院终于在2017年八月完成《国民体育法》历史性的重大修正。
里约奥运落幕后，长年关心体育发展、为这些孤军奋战的“台湾之光”们愤愤不平的媒体记者与球迷们，不愿放弃这次社会关注的机会，协力揭发中华奥会与不少单项协会手拿国家资源、却未尽力服务选手的尸位素餐，以及如何靠党政关系让协会变成私人势力、甚至包揽选手出国机票食宿来获利的恶习。随著台北筹办“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热潮，以及发展多年的专业运动产业逐渐成形，再加上时任执政党立委的黄国书也积极纳入民间意见、并锲而不舍推动修法，三大因素作用下，立法院终于在2017年八月完成《国民体育法》历史性的重大修正。
国体法的修法，打开了各单项协会长年不透光的大门，不再能隐身于“民间团体”的保护伞下不受监督，除引入民间参与、让民众也有权报名成为会员、监督会务运作，也保障一定理事席次名额必须由选手担任，避免过去为人诟病的人事垄断。此外，协会财务必须经过会计师签证、审计、定期公开，新版条文中更明确规定“国家代表队教练与选手的选拔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
另外，新版国体法第43条更给予主管机关透过相关指标考核协会效能的权力，自新法生效以来，教育部体育署陆续动用此条来处理桌球、游泳等协会人事改选争议，而滑冰协会任意停办国际赛事一事，因情节重大、违反相关法令与公共利益，直接遭惩处，包括收回该项补助经费、停止补助一年，更直接免任该协会秘书长。
此次国体法修法，确实已尽力做到极致，给予愿意投身改革者充足的工具。然而中华奥会仍在国体法无法触及之列，相关条文也是双面刃。
此次国体法修法，确实已尽力做到极致，给予愿意投身改革者充足的工具。然而中华奥会仍在国体法无法触及之列（注1），相关条文也是双面刃，有游走于奥林匹克宪章边缘的疑虑，如果单项协会要跟政府硬杠到底，随时可学中华奥会引用奥运宪章当保护伞，指控政府干预协会运作；讽刺的是，中华奥会与各单项协会的成立，和多年累积而成的利益集团，正是过去台湾威权政治庇荫下的产物。
国体法通过并强制单项协会全面改选后，虽有不少民众自愿缴费、入会，希望能参与协会的改革，但棒球、网球、足球等协会主事者竟以收集个资、互灌人头会员来对抗，最后被起诉并判决有罪，因五人均认罪，由法院予以缓刑。可惜的是，体育署面对此事却未像对待滑冰协会那样，直接以情节重大为由撤免其人事，足协更是直接拉国际足总进来，以政治干预体育之名，维持原班人马对协会的主导权；若不成立中立仲裁机构，未来恐怕也难以处理个别选手与协会发生的纠纷。
然而，也不是没有正向的例子，羽球协会现任理事长张国祚是选手出身，因里约奥运时看到戴资颖被迫穿协会提供不合脚的球鞋上场比赛，下定决心投身协会改选，积极拜访会员、进行说服，最后在高达97%的投票率中，改革派理事全部当选，成功推翻旧势力。其它如桌球协会，虽然改革之路颠簸许多、但陆续有选手出身的会员愿意关注、投身参选。
检视此次东奥风波，虽仍有令人愤怒之事，但我们并未回到四年前的原点，体育改革也非一事无成，反而突显改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人愿意任事。下一步，需要的是社会能形成共识，决定未来选手培育该选哪条路径，该去向何方。
谢淑薇、网协与国家制度
如今，社会大众对体坛生态已有更多了解，此次谢家获得一面倒的支持，网友和球迷纷纷为谢淑薇抱不平，认为是“里约奥运事件重演”，也控诉网协资源长年分配不公。
此次谢淑薇再次为了教练通行证（P卡）开砲，代表台湾出赛网球女双的詹家姊妹，也因过往作风惹议，被网友一路嘘，决定搜证提告。这结果令人不胜欷嘘，詹咏然与庄佳容的黄金女双，是第一个以全台湾队阵容进军大满贯网球赛、拿下佳绩的双打组合，谁料詹家这个曾经的“台湾之光”，如今会因为争议不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讽刺的是，于2014、2016两度因抗议网协不公而拒绝参加亚、奥运的谢淑薇，当时得到的并非民众的体谅，而是大量叫她“滚去中国”的留言（网传谢淑薇考虑转籍中国）。
如今，社会大众对体坛生态已有更多了解，此次谢家获得一面倒的支持，网友和球迷纷纷为谢淑薇抱不平，认为是“里约奥运事件重演”，也控诉网协资源长年分配不公、有独厚特定家族之嫌，其他选手不能指定搭挡、不能决定赛程申请教练证、甚至没有陪打员，詹家的专属陪打员却可以持教练证前往等争议，网协始终无法有让人满意的答复。甚至当谢淑薇软化松口考虑再战东奥，国家队却再次让谢淑薇在作为奥运资格门票的联邦杯上坐冷板凳，最后因其他队员输球提前出局、根本没有机会上场，而错过重回东奥的机会。
这也牵扯出文章开头的问题：国家究竟该在竞技体育和国家队选手的培育上，扮演什么角色？国家该在每个项目都扮演相同的角色、付出相同资源吗？
选手们之所以会为那张教练P卡争的头破血流，也是制度始然。台湾女网选手多由家人启蒙，全家都围著选手的养成和比赛运作，可运动员生涯何其短暂，一生能参加几次奥运？原本，政策的美意是让拿过P卡相关资历者，有到相关科系或国训中心任职的资格，也可同享夺牌的国光奖金，但正因牵扯上为自己奉献半生的家人，加上过去网协与中华奥会的积弊，成了一场谁也不可能让步的战争。
这也牵扯出文章开头的问题：国家究竟该在竞技体育和国家队选手的培育上，扮演什么角色？以奥运来说，有些竞技项目高度专业，例如球类、举重、体操，选手们的成就是日复一日练习而来，不可能去兼差或另谋正职，但像射击、轻艇或本届增列的滑板、攀岩，多数选手都非职业身份。而竞技类项目中，有像网球、篮球、棒球这类高度市场化的职业运动，也有田径、游泳这类无法单靠市场生存的项目，以及桌球、羽球这类界于中间、虽有奖金但不足以支付选手养成的尴尬存在。国家该在每个项目都扮演相同的角色、付出相同资源吗？
商业、科学与国家队的养成
经费的成长和硬体设施的改善，对选手当然有所助益，却不是全部。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盘点目前政府及民间投入的资源。首先，最明显也让选手最有感的是国家训练中心硬体设备与训练经费的大符提升，预算从2015年的4.3亿，成长为2021年的16.8亿。另一个改变，则是将来自运动彩卷的基金拨款给教育部直属的“运动发展基金”，而非全部交给单项协会运作，为2024年之前亚奥运、世大运的选手培训，共计将投入13.18亿，这也是今年东奥交出漂亮成绩的“黄金计划”的主要经费由来。
另外，由公股行库带头，领军金融业投入对选手的赞助，一直是国家队最强而有力的后盾，台北富邦银行是举重选手郭婞淳长年固定赞助者，赞助资历最久、规模也最大的合作金库，如今每年拨出1亿以上预算，支持棒球、羽球和桌球队的发展，同时挖掘、培育优秀的青少年球员，庄智渊、郑怡静、林昀儒、戴资颖、周天成、王子维等选手都在合库球队，此外，林昀儒也是入选黄金计划的成员之一。
土地银行也有羽球队和网球队，除锁定已有训练体系的中小学建教合作、寻找潜力新生代外，拿下东奥羽球男双奥运金牌的王齐麟与李洋均是土银阵中球员。这些公股行库给选手的日常待遇比照行员，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训练、争战，退役后还可以转到银行任职，连后路都安排好了。而国训中心重点协助的对象，则是非球类的竞技类项目选手，选手根据项目性质和评级，每月可领到9,500~45,000新台币不等的生活补贴，但能领到较高额度的选手并不多，相较而言是辛苦很多的。
经费的成长和硬体设施的改善，对选手当然有所助益，却不是全部。东奥国家队整体表现、包括心理素质之所以有这么明显的提升，主要还是在观念的改变，与教练的世代交替。过去台湾选手多半是跟著教练土法炼钢，闷著头一直跑一直练。然而年轻世代的选手已非常习惯让运动医学、运动科学成为日常训练的一部份，戴资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影像软体精确分析八位现役选手在比赛中攻防跑位的时间。
对新生代选手来说，他们知道自我防护的重要性，透过运动科学分析，制定重量、速度等针对自身弱点量身订作的训练计划，而成立时间不算短的国训中心运动科学处，在2017年也终于开始有了像样的经费，可以聘用专业人员来协助选手。
另外，则是教练的世代交替和国内运动产业逐健成熟，这群平均年龄45左右的从业者们乐于拥抱运动科学、引进国际上的新观念，甚至自己就拥有丰富的国际赛经验。他们不再只遵循师徒制、一对一的训练方式，而是同时邀请重训、体能、赛事分析、营养师等专业人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来服务选手，也希望选手们不牺牲课业、人文素养等学习，往全心身健康发展。这两者作用的加乘，为选手训练重新打下一个有利未来发展的系统性基础。
最后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则是国际赛事经验的增加。好的训练系统只能给选手基本功，但赛事才是真正打磨一个选手、激发潜能的场域，在如今的国际体坛，参加过哪些赛事、与哪些一流选手有对战经验，远比在哪里训练更重要。以2019年才成军的王齐麟与李洋组合为例，国际赛的经验让他们得以迅速磨合、调整好状态，成军一年就从世界排名161名冲到世界第7，顺利取得奥运门票。在运动界，更多成就你的往往是对手，Federer、威廉斯姊妹的出现，迫使一整代网球选手迅速进化，如同此刻国际羽坛都在研究怎么破解戴资颖的球路一样，小戴也将成为下一代羽球女将们将技术推进到另一层次的催化剂。
台湾官方提供夺牌奖金非常高，似乎仍是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在对待选手。
然而，如前所述，体育改革这条路，究竟是该让国家承担、付出更多？还是应该市场化，让企业成为选手训练经费的主力？或是应该引入这几年很流行的群众募资来支持选手？这都需要东奥落幕后，更详尽的思考与辩论。以网球为例，相比田径或游泳选手，球员在训练时期的经费需求高很多，然而一旦有机会进入职业赛事取得佳绩，比赛奖金加上代言、赞助等，至少维持自身职涯发展较不成问题，而荣耀与收入也归属于选手个人，相比国家整体资源而言，是否需要投入这么多，就值得商确。但田径、举重或游泳这类不易靠赛事售票和奖金打平训练成本的项目，就比较需要国家适度扮演扶持的角色。
另外，台湾官方提供夺牌奖金非常高，似乎仍是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在对待选手。然而，以一个运动员的养成来说，即使是金牌奖金的两千万台币，分散到长达十年以上的训练中，不过是杯水车薪，投资报酬率并不高，而且还是一个风险相当高的投资。与其开出高额奖金，不如在运动员最需要的养成阶段提供协助，等选手在国际赛创造佳绩、夺牌了，就可以打开企业赞助等其它途径，国家反而是最应该退场、专心做个祝福者的时候。
到底怎么改革？
台湾作为小国，找到让世界认识我们的特色非常重要。
东奥以后，值得台湾社会思考的有几个方向。首先，在行政体制方面，体育署不该再继续附属为教育部，应重新提升为国家二级机关，就算不另成立体育部，至少能恢复过去体委会的层级，这可达成两个目的，一是拉高预算和权限，为选手争取更多资源，二来，升级后势必要聘用更多专业人才、适用新的积效评估标准，突破现有公务体制的因袭与窠臼。
过去，体育署的KPI就是选手的参赛成绩，但公务员又不可能自己去找潜力选手来哉培，只好依赖单项协会代为完成任务、消化预算，形成恶性循环。机关升级后，有新的管理者和新血公务员与专业团队投入，才有较大机会突破旧官僚体系的垄断，以及与单项协会多年的人脉纠缠。
再者，我们已看到绕过单项协会的黄金计划的成功。如果无法从人事的改选更换来达成让协会改革的目的，或许让协会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组织，能迫使一部份只为利益而霸著位置的人离开。奥会宪章并未规定国家有义务提供给运作经费给单项协会，如果主管机关全面停止过去的补助方式，将经费改由以选手个人或单次赛事备战为目标来审察，单项协会的人事应该就有机会松动、释出给有心投入改革和更了解选手需求的成员。
而失去的固定金源的单项协会，为找到替代财源，恐怕得转而争取社会支持或企业青睐，无论选哪一条路，势必都得循国体法规划出的路径，转型为以服务选手为核心的组织。这可能让单项协会与选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健康，也让民众对选手的职涯发展，更有参与感。
甚至，可参考当年国家艺文基金会成立的经验，另案处理相关经费，既可突破既有公务预算严格的会计与核销限制（黄金计划也难免审计治国的困境），也能让经费透过以曾任国家队成员为主的委员会，评估并分配到选手的训练中，而不再囿於单项协会的政治关系与人脉的控制，至少在等待单项协会改革的过渡时期，国艺会模式有机会在既有框架之外，发挥更好的效能。
台湾作为小国，找到让世界认识我们的特色非常重要。如果全民的共识是要透过国际赛事的优异表现来行销自己，那么就该画订一定比例的国家总预算作为体育发展经费，至少不应低于文化部被承诺的1%。如果我们的共识是，选手不必再背负国家荣辱，希望他们自由快乐的发展，能够为了自身而奋战，那么就该思考国家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是否至少该从已有职业联盟和市场回馈的项目撤出，鼓励更多企业进场、选择运动员作为形象投资，加大赞助力度与规模。
只有基层运动人口与休闲运动人口的基数够大，才可能稳定产生愿意投身训练且具天份的选手、提供相关产业生存的市场、并培养社会一套厚实、有温度的体育文化。
最后，不可免俗的，还是要回头来谈体育环境的健全。即使不谈选手培育，国民运动习惯的养成，有助于大幅降低高龄化社会的医疗开支，长照做的好的国家相信，运动中心可以抵一间医院，北欧国家更将运动中心的水疗、重训重点放在中高龄国民身上，因为有足够肌耐力的长者，能有更好的老年生活品质，也可以大幅减低因跌倒、衰老而长期卧床造成的医疗负担。
除了四年一度的奥运、在电视机前一起感动外，你也可以加入在地的运动团队、鼓励孩子去加入学校运动社团或校队，甚至以小额捐款赞助这些基层团队、观赏他们的比赛，让他们有足够的训练经费和支持，成为培育未来国手们的摇篮。只有基层运动人口与休闲运动人口的基数够大，只有够多运动人口与爱好者，才能提供相关产业生存的市场、让退休的国手们得以继续发挥所长，也才让一个社会有厚实的、受运动精神启发、充满勇气与坚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下长大、受训的选手们，会接力在国际赛、下次巴黎奥运、八年后的洛衫机奥运，让此刻你我心里这份感动，不间断的持续下去。
注1：《奥林匹克宪章》第27.9条保障各国奥会及单项协会，不受该国政治或政权的干预，希望最大程度保护选手的参赛权。如任何国家的奥会的活动遭该国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影响或阻碍，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得决定如何保护该国运动员顺利参与奥林匹克活动，包括中止或撤回对该国家奥会的承认。也因此，政府无法直接解散或重组中华奥会与各单项协会，同理，台湾民众希望国家队能正名而举行公投的诉求，或凑齐五个单项协会另以台湾为名组队申请等想法，最后也都要经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审议投票，决定是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