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没有民主派：议会极少数的三十年与突然死亡
「从来无力撼动政局的澳门民主派，突然被宣告死亡。没有民主派的下一届立法会，意味澳门将进入一个“乖孩子”也没有糖吃的时代？」
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发自澳门
踏入30岁的翌日，苏嘉豪在脸书宣布出战九月的澳门立法会选举，争取连任。为此，他换了新头像：穿著笔直的白衬衣稍稍抬头，突显胸前湖水绿领呔，那是他四年前的参选色。头像背景是斗大的“前进”二字，贴文写著：“前进，是回应倒退的最好方法”。倒退，说的是澳门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空间。
有倒退的空间可能是一种奢侈。因为谁也没想到，一周之后澳门民主派突然连路都没有了。7月9日，选管会通知，六组候选组别共21人因“事实证明”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特区，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派被一网打尽，包括现任议员吴国昌和苏嘉豪。
不少澳门人愤懑错愕，澳门民主派在政界实质力量向来微薄——立法会议员共33人，民主派只占3人。无论是当年在香港备受争议的廿三条立法、到近年不断扩大的司警职权、谣言罪，甚至设立秘密警察，持反对立场的民主派皆无能为力。这三十年来，只得三人的民主派，从来都掀不起大波澜。当局毫无预警地对无法左右大局的人动刀，显得耐人寻味。
63岁的吴国昌、区锦新是澳门民主派的老标记；苏嘉豪则在四年前，以最年青议员的姿态挤身议会，为看似固若金汤的民主派注入新血，但四年时间未竟全功，如今就被迫退赛。6月，在红线来临之前，三人曾接受端传媒访问。当时，早已决定退下火线的区锦新确切地说：“澳门暂时看不到有什么红线”——但原来红线一直备而不用，如今说来就来。
DQ消息公布的翌日，三组被DQ的民主派名单团队召开联合记者会。苏嘉豪发言时脸色凝重，称自己及团队过去四年一直“如履薄冰、谨言慎行”。说到这里，坐在他身旁的第二候选人陈乐琪低下头，悄悄用手拭泪，场内气氛一片抑压。
当年，一心推动澳门民主化发展，这群人在议会搅局、社会深耕细作。如今，就在被判为“不拥护国家”的那一刻，他们坚持了三十年的政治想像，突然死亡。
终院判词：追悼刘晓波，本质上已冲击一国两制
“DQ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场政治斗争。”在终审法院就DQ上诉颁出结果的数小时之前，电话另一端的吴国昌如此总结这场变局。他语速一贯平和，让人很难听出内心波澜。
吴国昌说自己30年前参政之初，就知道政治“可以有激烈的斗争”，而“我预左去接受”。但到现实真要发生时，“那刹那的确觉得意外”。
让他尤其意外的是，澳门政府一般有重大决策，都会率先在社团间吹响，但这次不一样，“事前何时决定、谁决定，到现在都没有这种风声直接透露出来”。甚至3月在选举程序开展之后，各候选人由收集提名、到被确认提名的过程都相当顺利，谁都没有料到，当局最后会祭出民主派“不拥护特区”这面旗。
其实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斗争，有时为了路线上的斗争就强加罪名下去而已。
过去两周，吴国昌费神研判当局所收集的“事实证据”。他率先留意到，原来7月2日，选管会才向警方发信索取资料，但两日后，警方已经能提供200多页、图文并茂，且来源横跨20多年的“DQ材料”——原来取缔自己之事其实早有部署，“只不过是等待时机”。
细看像似累实的材料，令人摸不著头脑的地方多的是。像吴国昌其中一项“罪证”，是一张与香港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的合照；胡志伟现正因民主派初选案还柙。照片中，吴国昌向胡志伟送赠自己所撰的《民主派》一书。司警在注脚写道：“吴国昌与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要员胡志伟会面”。
耐人寻味的是，就连香港建制派也从未将胡志伟与“港独”扣上关系，胡隶属的民主党是传统泛民大党，手法以温和著称。区锦新后来也在脸书解释，该照片是一次拜访香港民主派的交流活动，赠送《民主派》，仅是因为“够悭皮”（省钱）。
“其实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斗争，有时为了路线上的斗争就强加罪名下去而已。”吴国昌分析，斗争来到澳门又变了一个样——政权并非动员社会及建制派攻击，而更直接地，亲自亮剑，整顿不属意的声音。
苏嘉豪也认为，选管会的做法是“先射箭后画靶”：“（他们）锁定目标，先说你不拥护不效忠，再根据不实的结论去找资料、堆砌支持。”
就其参选名单而言，司警其中一项指控是，他们在2014年特首选举期间发起“违法”公投，意图破坏基本法和恶意攻击政府。不过，当年终审法院曾指出公投不属于“集会”性质，只是一种民意调查，并无违法——如今判词被司警完全推翻。
“理论上，警方应以政治中立的眼光，为选管会搜集所有参选人资料，但你可以看到，（如今）充份体现到一点都不中立。”苏嘉豪说，在合法的框架下，上诉是他们捍卫权利和名声的唯一途径。
最终，法院没有为他们带来惊喜。7月31日，终审法院判定上诉失败，各组首两名候选人均不合符选举资格。判词中，法官指出六人至少都参与支持六四、零八宪章或茉莉花活动。而“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已挑战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追悼刘晓波也在本质上冲击了一国两制，实属“不拥护”的行为。
吴区在澳门举办过二十多年合法的六四烛光集会，苏嘉豪等人也曾经合法参与。未想到，三十年后的今日，说他们集会悼念，就是为了推翻中共政权。说起判词如此演绎，吴国昌感觉有点百口莫辩，“实际上我们不是啊。”
“我们的确是期望将来建设民主中国，要求屠城者对于当日所做出的事有深切反省。这深切反省是否就等于将它完全推翻呢？”
“作为民主派，一定是最拥护基本法的”
最早感到不忿的，是区锦新。
虽然他早早决定今年不再参选，但在DQ消息公布之后，他马上在个人脸书写了近千字，怒斥选管会。他认为即使基本法写得粗疏，对民主政制规划不够，但“因为有了基本法作为小宪法，才能保住了港澳的一国两制，民主派才有政治活动的空间。”如今称民主派不拥护基本法“是典型的胡说八道！”，“荒谬绝伦”。与吴国昌相比，区锦新快人快语，一双大眼睛盘锯瘦脸，谈起时政，用词毫不忌讳。
“作为民主派，一定是最拥护基本法的，”区锦新说。这一句，他不仅为贯穿自己政治生涯的轴心作辩护，更让吴区从政三十年来的轮廓立即浮面。
二人从政的契机，始于六四。1989年的枪声震响全球，但国庆前夕，澳门新马路又再张灯结彩——自当局将事件定性，社会已然噤声，唯独由吴区一众人组织的民联会没有静下来。当晚区锦新举办完反思活动，凌晨被袭，吴国昌收到消息赶到医院，看见他头破血流。当时区身穿一件写有“自由民主”的上衣，染了血。后来吴国昌太太写下手稿，称之为“染了血的民主自由”。
“我觉得澳门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吴国昌忆起当年，说对澳门的未来有著很多想像。当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澳门引入民主的价值观，既然没有人做，“ 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他觉得政治是一台戏，而当下，这台戏需要他。
不过，吴国昌刚辞去中国银行职务，一下子跳入陌生的政治大熔炉，他要先𨤳清自身的定位。然而，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懊恼太久。当时区锦新是他的幕僚之一，共同历经声援六四带来的打压，众人很快就有了共识：“澳门是一个小镇，澳门没有可能去改变整个中国。”
吴认为，六四一直是中国的心结，在澳门推动民主化，仅是希望国境之内仍然能容有民主建设，“帮助中国解开心结”，甚至想大一点——可以“建立将来的民主中国”。
当年的设想放在现今的语境下，卑微且讽刺，但对于当时三十出头的他而言，确实是无比诚恳的反思。与香港相对成熟的民主运动与公民社会不同，澳门社会早被亲北京社团垄断，政经保守。异见声音处在弱势，吴国昌自觉民主派要“自律少少”，“因为力量不够香港（民主派）大 ”。
“在澳门，我们无财无势什么都没有，”区锦新率直，不归边的民主派一穷二白，唯有议会即资源，有资源才能推动澳门民主发展。而进攻议会的核心，就是要“放弃大地，抢占天空”：民主派不受任何资助，难以在地区服务上与资源厚实的传统社团硬撼；既然没有能力去做群众连结，那么就干脆“抢占天空”，站在高地论政、监督政府。
蜉蝣撼树的部署，听来野心完全不大。但当年主权移交在即，一段新光谱掷地出现，鲜明的民主旗帜成功击中澳门人对未来的想像，吸纳了不少民间支持。1992年立法会选举，吴国昌终以3412票当选。
我们从走出来从政开始，都没有想过可以夺得政权或者制衡的问题，只是觉得我们在政策上的（能够）竞争、去刺激它进步。
议会很“花瓶”，但我也可以有“鲶鱼效应”
于是，吴国昌成为首个“搅局者”。葡文报章总爱形容吴是“与狼共舞”，又或者，是“脸上的一颗痣”，人人都看到他的存在，但总是不怎么顺眼。
即使两届后的2001年，吴区一同参选，以最高16000多张选票拿下两席，议会也“只是多了一把声”，“你不可能说多了区锦新和吴国昌并肩作战，就会马上改变了环境、没有可能的啊，”区锦新不愿制造假希望给自己。
“我觉得（我们）无能力去制衡政府，”他的回答总是非常务实。“我们从走出来从政开始，都没有想过可以夺得政权或者制衡的问题，只是觉得我们在政策上的（能够）竞争、去刺激它进步。”
在许多人眼中，两派势力的悬殊，是民主派有名无实的主因。但其实最大的制肘，更多是来自立法会职能本身——港澳的基本法内文乍看相似，但魔鬼总在细节。当中最大的分别，是澳门立法会从来没有政府“公共开支”拨款的批准权。“议会，最恶就是给不给钱，”区锦新说。
在香港，所有涉及公共开支的建设项目，须逐笔交上立法会审批拨款。即使民主派力量不足以否决预算案，也可以发动“拉布”阻延立法程序。但相反，澳门的立法会完全没有拨款审议的机制，区锦新形容，“政府要做什么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只要支出没超出财政预算——然而即便工程超支，追加拨款议案落到议会，民主派欲凭票数撼动政府属意的法案，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
种种案例信手拈来。2019年，工程历时12年的澳门轻轨氹仔段开通，先不论开通首日已出现故障，全轻轨原估算造价为42亿澳门元（下同），但最后仅氹仔段已斥资高达110亿；至今未有官员问责。苏嘉豪形容，澳门重点强调“行政主导”，议会制度设计得“很精细”，“一早就剥光立法会的手手脚脚”。
不少人认为，早被夺去手脚的畸形议会，充其量只是个作废了的花瓶，无论怎么注入新水，终究生不出花来。但吴国昌不认同，当年自己在直选名单中以第三名挤身议会，或许说明澳门人对议会战线仍有想像；即使独舞，他要把这场舞跳得漂亮。
用尽规章所赋予的权力，是吴国昌一直坚持的做法。“我入到议会之后，（议程前）一定发言， 每次都发言”，“另外一招就是质询、提出问题”。根据他自己的纪录，由澳门回归之后到2001年8月，议员向政府书面质询的次数：吴国昌99次、高开贤9次、关翠杏7次......官委官员全部零次。
（编按：当年高开贤为立法会直选议员，后曾任澳门立法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关翠杏立场亲北京，当年同为直选议员。）
虽然没有实权，但他把握住话语权，在议会内总算是多一把声音。后来其他议员不甘，开始加入“战场”，吵来吵去。火花擦起，传媒开始报导，议题就冲出了议会外——温和的手法，并非全然无用。
“大概是‘鲶鱼效应’啦，”区锦新回谈过去得失，说民主派像条跃进沙丁鱼群的鲶鱼，让建制紧张沸腾。他觉得，即便整个议会的设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议会发声、指出问题，对澳门来说是一个进步。“在当时我们是觉得有用的，”一向语速极快的他顿了一下，诚恳地说，“到今日我都是觉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过，像吴国昌说的制度抗争，连他直言不讳，在进入议会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尽了”。“你再进一步改规则就要多数人同意，你怎样争取议会中多数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经行不通，也没有破局策略。于是，曾经的民主标杆褪成老派的象征，政治感召已经做不太到。直至，一张新面孔出现。
2009年，澳门特首换届在即，年前发生的“欧文龙贪污案”令社会震惊。当年18岁的苏嘉豪在公听会上，当面质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崭露头角。之后2012年通过的政改方案，因为官委人数不变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届立法会首次召开大会当日，苏嘉豪冲到立法会外，向间选官委议员派柿（耻），叫他们要有“收柿（羞耻）之心”。
“激进”的抗争，在澳门民间从来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风，吸人眼球的举动，还是给苏嘉豪积攒了知名度。当年，他只有22岁。再之后2014年的“反离补”运动，就真正把他带到镁光灯下。区锦新也不否认，当年苏嘉豪在游行中表现出“一个年青人独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绪。那年，二万名市民上街抗争，最终触发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后来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滚存，再兑换成张张选票。2017年立法会选举，苏嘉豪以名单第一位参选，最后以九千余票夺一席，成为澳门史上最年轻议员。
然而，立法会任期刚开始，这颗新星亮不过60日，就因“扔纸飞机案”被控加重违令罪。在游行过后将请愿信折成纸飞机，扔入特首官邸的这个行动，终导致其议员职务中止；这是澳门回归后第一次。
停职当日，苏嘉豪在脸书勉励支持者，“不要放弃，继续前进”。当年，他挑选“前进”作为竞选口号，是希望取代使用“抗争”、“激进”等的字眼，他以为这样足够温和，亦符合澳门社会的接受程度。但原来当选后现实中的前进，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变。
我们（民主派）只有这么多（空间），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
“以前在（议会）外面叫口号，政府可以漠视你们；错误地指责政府，它也不会做些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但现在完全不同，多了权力、多了责任，“现在你继续乱叫的话，政府就会着手（处理），你要和它来来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个能耐。”后来，法院判他罚款4万元；停职210天后，才恢复职务。
事件打破众人印象，议员并非一个铁饭碗，作为少数异见者，更是众矢之的。凡事皆当临深履薄，在处处受限的议会坚持，值得吗？苏嘉豪说，过去四年，“寸土必争”是团队一直的信念，“我们（民主派）只有这么多（空间），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退到哪里去。”
在后雨伞时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气压中，民主派在议会的作用，受尽狙击。同样的问题，也有人叩问澳门民主派。在当日民主派DQ联合记者会直播中，就有一名网友留言道：“苏嘉豪你这四年除了抨击政府以外、你对社会有何贡献？”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专业，认为至少还有三个“有议席”的分别：掌握议会第一信息权、过程的影响力以及话语权。
“在那些闭门会议下，我们尽力听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对社会有威胁的事情，我们能尽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个哨子，个体虽然微小，但声音也可以放到很大，“从这件事来说我们是成功的，”他顷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败。”
但人们最重视的，永远都只是结果——从二十三条，到谣言罪，再到网络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无论社会反应多大，最终无一刹停。民主派犹像以卵击石，但苏嘉豪也相当清𥇦自己能击中的位置：从法案出炉，到最后通过生效，“中间的过程，是我们发挥影响力的时间。”
在澳门的语境之下，民主派极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维持不变”中间不断周旋，迫使政府“减辣”。他举例，像年前谣言罪一样，虽然最后刹停不了，但现在法案已与最初的版本差很远，“（这些功夫）很难以三言两语解释给市民听，大家只会看到法律都通过了，”他深明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存在，就不会（有议员）讲。”
“变的是他们、他们的龙门、红线”
未来，还会不会有人讲“反对”，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将不会存在。
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原本吴国昌不再当第一候选人，区锦新则想“把时间留给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参选。老泛民一心退下来，悬空的议席原本令潜伏在各板块的较量浮出水面，一争天下，但突如其来的一句“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特区”，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来到了尽头。
当日，有记者赶到新澳门学社进行访问，形容里面气氛“像死了人一样”。苏嘉豪曾经相信，时间会站在他身边，因为年轻是自己的优势——因为年轻，所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也因为年轻，时间多一点，“还有一些弹性、还有空间”。
然而，空间是奢侈的。
当有一日，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对一件事对一个诉求，导致触动到某些（人）神经时，而对我们民主派的议员生存空间有威胁，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澳门是中国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间与不断变幻的外围环境挂钩，风吹草动，他们的身位无法经得起波动。这种感觉吴国昌最清楚。回归后的十年间，对港澳走向，他感觉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计划，但后来历经过香港抗争，“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后，澳门选管会公布审核参选人的“七大准则”，当中包括有否勾结外国势力“反中乱澳”、发表言论或参与活动意图推翻中央等。特首贺一诚之后见传媒，先表示尊重选管会决定，又指“七大准则”是结合中国宪法修改，澳门需要在“爱国者治澳”的大原则，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权”下加强工作。
他强调作为中国人，必须要遵守宪法，而澳门，一定要落实。
“‘尊重选管会的判断’，即是讲到不像是他（特首）决定这样。那究竟谁判定呢？”对于此次判决，外界素有猜测，吴国昌用自己一贯的话语调侃，“这个是国家机密，等你估啰（让你猜）。”但他又忍不住，凭自己在政界打滚多年的观察推论形势：“澳门官僚过去完全不会有这些胆量去做这些政治斗争。你说（这次）没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级啦。”加上终院最后对上诉的驳回，DQ到底是谁的旨意，其实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门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条也早早立法且从未动用，中央到底在想什么？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经历香港问题，北京原望以一国两制作为一统台湾的示范已然失效，还看现实的政治需要，干脆落实“全面管治权”——先肃清反对力量，再全面渗入特区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来，当局管治的重点已经不在研判澳门的形势如何，而是“视乎北京需要什么”。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弹，已经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门民主派碰上国家安全、爱国这些烫手的时代命题，他们还没来得切回答，转眼间已经灭顶。
关于被取消资格，苏嘉豪向记者连说了好几遍：“觉得没什么好说、都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了。”这四年来，他不断反问自己，我的原则底线是什么？不改其志，是他贯彻始终的坚持。因为处在朝夕令改的政治里，他形容，民主派永远是被动的、裹挟其中的。
直到这一次，澳门再也没有民主派，苏嘉豪认为并不是他的错：“当有一日，如果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对一件事对一个诉求，导致触动到某些（人）神经时，而对我们民主派的议员生存空间有威胁，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变的是他们、变的是他们的龙门、红线。”
一个“乖孩子”也没有糖吃的时代
澳门电台每早有一烽烟时事节目（phone-in）叫“澳门讲场”。当日民主派被连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愤愤然打了电话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听众诚恳地说：“澳门这么乖，乖到这个程度了，还要这样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经，大多澳门人被视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静默集会被禁、六四集会连续两年被拒，社会间虽偶有市民独自发起行动，但回响平平。区锦新形容，这是因为澳门人“很乖、很听话、不要和中央撑（对抗）之类的观念，是深深建基于脑海入边。”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会有糖食。吴区也曾经天真地想像，澳门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国或者会率先让这里实现民主，以作为香港的一个示范。“那它信不信（澳门）啊？摆明是不信啦。”吴国昌半开玩笑地说。
如今，梦切实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访问中也不讳言，这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乖孩子”也没有糖吃的时代。“市民认为（DQ）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问题的。但看得出有问题，是否（代表这是）一个要动手反抗的时机呢？”吴国昌反问。
六月那次访问的尾声，当时还没有DQ事件，没有接班人的区锦新早已决定只身退下火线。记者问到有关传承的问题，他先是一嘴轻松，“这个世界、书看完了就要盖上了啦！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接班人。”但再追问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气，说四年前的那一届，“太太已经叫我不要选......结果我终于（还是）选了。”
他放不下，心底里，他还是希望能够做到传承。他希望在最后的四年时间里，能够培养一些对政治、政策领域比较熟悉的年青人，也许不一定成为议员，但至少能够在社会构成一些意见压力、成为意见领袖，“结果全部都做不到。”
区锦新曾尝试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时今日六十几（岁）了”，也许是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再吸引年青人。后来又觉得，或许跟澳门环境不无关系——这里年轻人参政的“阶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没有区议会的踏脚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苏嘉豪一样，有一定的论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出来啊？”关于传承，今年63岁的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
在自由空间急速倒退的时代，未来还会不会有年轻人愿意为这里的民主出力，没有人能够回答。至于头发已经花白的吴国昌，三十年来的从政生涯由自己一手开创，虽然结束得突然，也经已占尽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对澳门民主的推动，“是啊， 我觉得都算尽了绵力了。”没有民主派的议会未来，很多澳门人不敢想像，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真诚，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点点。
作为最年轻的民主派，苏嘉豪倒没有这么乐观。“排除了民主派，太阳照常升起，不用拖慢进度，就可以重新出发......这种发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觉得不是啰。”“没有所谓阻头阻势的人，去提出‘忠言’，当权者一定会有盲点的。”他说。
被DQ之后，苏嘉豪那双像发光一样的眼神，也无法不渐渐变得涣散。这一个月以来，他日程都排得满满，兼顾研判上诉书与日常议员职务，连接受媒体访问也要卡在深夜进行。在缠身的工作隙缝中回头一看，距离其任期完结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留给他前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到这一刻，我仍然很肉紧这个地方发生的事。”苏嘉豪说，当年参选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立法会里全部都是“保皇党清一色”。“讲真如果你整个议会都是这样，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在澳门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时间......”他陷入半顷沉思。
苏嘉豪记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说：“多谢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后蓦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参与澳门的社会和政治，虽然大多时间也许是浑沌与笨拙，但这十年是“占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间”。他在澳门土生土长，这十年，他自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减弱。
惟经过此次事件，他兀然觉得，“这个地方某些部份变得很陌生”，“这是令人很难过的一件事......究竟澳门还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的社会）呢？”
从加入学社、带领社运、被称为“澳独”份子，再到挤身议会，被中止职务、复职，最后到今日被取消参选资格，当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门已经不是曾经熟悉的样子。
“现在我回答你，我没有信心澳门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端传媒实习记者高玮玮、张清雯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