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人”与“中国速度”：百米飞人苏炳添身上的种族象征与现代性迷恋
「用人体代表国家身体、用奖牌反驳东亚病夫指控的符号学。」
李大猫
8月1日晚，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男子100米短跑比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在半决赛阶段以9.83的成绩刷新亚洲记录，成为第一位进入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选手。尽管在决赛中他被相邻跑道选手干扰，但仍然跑出了9.98秒的不俗成绩。赛后的中文媒体上，“飞”这个动词几乎被苏炳添锁定了所有权，身披五星红旗的他喜悦的面孔也占据了大陆社交媒体的大量版面。
无疑，苏炳添的成绩值得祝贺。这位32岁老将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能跑出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和训练成果的肯定，也鼓舞了其他被认为已经告别巅峰期的高龄运动员，还有所有被客观存在或主观臆测的年龄因素阻碍的普通人。 同时，金牌之外的精彩被关注，也说明观众的体育知识素养，以及最重要的对运动员的尊重意识的提升。夸赞苏炳添时，不少人回过头，向上一位“亚洲飞人”刘翔道歉，后者作为男子110米栏金牌选手，2008年奥运会因伤退赛，遭遇了严重的网络暴力。
不过，苏炳添能成为舆论的绝对中心，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这一跑的象征意义——在直线跑道上追求人类速度极限的奥运大项中，他跑出了亚洲最好成绩。无论是苏炳添自己、媒体、还是网友，都将他的成绩视为中国人、黄种人、乃至亚洲人的胜利。
在非裔运动员主导的径赛项目中，东亚运动员的圈子一直很在意“黄种人”的标签，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也发表过“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我，是奥运会冠军！”的宣言。这次，“黄种人”的标签再次强力出圈，并延续到了汪顺（游泳）、王春雨（田径）等其他打破亚洲纪录的运动员身上，在以民族国家为比赛单位的奥运会中，骤然插入了一种“亚洲视角”。
“黄种人”：殖民主义的“黄”和“种”
这个以颜色区分健康度的人种概念携带着明确的殖民主义基因，其思想依据是作为现代性标志之一的西方中心进步史观——人类历史是从落后到先进的永恒进步史。
不难发现，小到华夏族，大到整个亚洲，“黄种人”的语义范围伸缩自如，这种含混性也是地缘政治和种族政治的微妙所在。从未形成共识的体质人类学大致认为，所谓“黄种人”，包括东亚、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在中文流行话语中，“黄种人”又经常成为“亚洲人”的同义词，代表一种以东亚（或远东）为中心的非西方异质性存在（这种亚洲想像往往会将土耳其和中东排除在外）。
模糊定义后的基本事实，现在或许已经广为人知：“黄种人”这一人种并不客观存在。浅显地说，没有健康人的皮肤能呈现为黄色，东亚人的肤色和南欧人没有什么区别。更进一步说，按照目前人类学的共识，“人种”本身就是伪概念，难以在生物分类学中找到位置。全人类的基因多样性比一个黑猩猩大家族都低，表达出来的生理多样性只是适应不同气候的结果，也是一个全无生殖隔离的连续统——这不符合亚种的定义。
学者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著作《成为黄种人》梳理了“黄种人”概念的短暂历史。18世纪前，欧洲旅行者对东亚人的描述主要是“白色”“偏暗的白色”或“橄榄色”，随着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性视角的发展，欧洲人眼中的东亚逐渐成为了落后停滞的地方，对居民肤色的描述中也逐渐出现“铅灰色”“病态白”“蜡黄”等负面词汇。
物种分类法之父林奈在1735年第一次用颜色区分“人种”，当时表示亚洲人肤色的词是“fuscus”（深色的）。后来，他自己将表述修改为luridus（蜡黄的，快死的）。正如奇迈可的中文序者罗新所说，这个“黄”不是在描述某种颜色，而只是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这个指称完全不考虑亚洲人肤色的巨大差异，更可以说明，以肤色定义的“人种”不是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概念。
这个以颜色区分健康度的人种概念携带着明确的殖民主义基因，其思想依据是作为现代性标志之一的西方中心进步史观——人类历史是从落后到先进的永恒进步史，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人类学；现实目的则是将殖民行为合法化——通过把面貌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解释为原始和现代、落后和先进的“差距”，将殖民解释为先进带动后进，或至少征服后进。
在殖民主义的人种分类中，白色代表智慧和高尚、黑色代表野蛮和危险，黄色则意味着懒惰和狡诈，所谓“黄种人”实际上是保守缺德的东方人的同义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皇帝和贵族让“黄祸”（yellow peril）一词广为人知。因此，虽然人们总希望凝聚“黄种人”的认同反对白人殖民，但“黄种人”本身就是殖民视角的缩影。
中国的“黄种人”认同
在中国现代史上，黄种人的认同至少经历过两个高峰，毫不意外地都发生在与西方（欧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
在中国现代史上，黄种人的认同至少经历过两个高峰，毫不意外地都发生在与西方（欧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
第一波高峰是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此正值人种学、颅相学流行于欧洲之时，也是中国大量经由日本和直接引进西学的时刻。中国学者引进了这套 “白黄黑”理论后，激进者如康有为直接建议通过与白人混血改良人种；更多学者则是对人种学进行本土改造，极力抬高“黄种人”地位。如梁启超声称“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章太炎则主张黄人、白人本同宗，但黄人因为不思进取沦落，希望亚洲（不只是中日韩，还包括南亚西亚各国）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白人。
这种本土化的“黄种人”层次丰富：既用共同的屈辱、也用共同的荣耀来凝聚身份；结合了如火如荼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刚刚萌芽的区域认同；追求的人种进步既包括文明其精神，也包括野蛮其体魄……
以上种种，在20世纪初的社会掀起了一股黄色风暴，直到一战后日本试图利用“黄种人”认同进行扩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国的“黄种人”话语才开始减弱。
第二波“黄种人”高峰涵盖了整个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彼时，社会主题从阶级斗争骤然转向“四个现代化”，同时中苏关系恶化，外交和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心转向欧美。变化的立场不仅催生了“中西比较”的狂热，还决定了所见之物的变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魔窟变回了进步、优渥的“西方”；社会主义大国、第三世界领导者则转化为没能摆脱封建残余的东方。
这种观念最典型的例子是纪录片《河殇》。此片将中国描述为黄皮肤、黄土地、黄河造就的“黄色”农业文明；将西方描绘成蓝眼睛、蓝色海洋孕育的“蓝色”航海文明，并认为前者超级稳定、停滞不前；后者开拓进取、充满活力……这种结合了历史评价的种族观在转型期间再次用自卑和自豪的矛盾复合体凝聚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黄种人”再次在中文互联网上涌现，我们不难猜测，背后有被中美的紧张关系激发的殖民创伤记忆。同时，奥运会本身携带的种族关切，也让“黄种人”成为了一种有感召力的直观表达。
21世纪以来，“黄种人”逐渐失去了凝聚力。人种学的种族歧视和臆测本质被纳粹政权暴露无遗，战后不断的清算和反思，使得国际语境中“黄种”（yellow race）已经几乎不是一个有效的指称，“白人”和“黑人”则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获得了新内涵，其概念中的种族身份被政治身份所取代。在中国，“黄种人”也随着流行文化的迭代淡出了日常生活。在化粧品行业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将肤色在明-暗/粉-中-黄-橄榄的二维座标系中无限细分。
但这次奥运会中，“黄种人”再次在中文互联网上涌现，我们不难猜测，背后有被中美的紧张关系激发的殖民创伤记忆。同时，奥运会本身携带的种族关切，也让“黄种人”成为了一种有感召力的直观表达。
奥林匹克：种族主义的身体和现代性的速度
现代奥运会奉公正为圭臬，客观上促进了全人类的反种族歧视进程，但其原始设置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种族议题本身，也未能回避殖民视角。
奥运会“更高（Higher）、更快 (Faster)、更强 (Stronger)”（2021年新增“更团结” (Together)）的座右铭，代表着对人类肉身力量的极限追求。在个体层面上，这意味着雕琢身体、开发潜能。但比赛最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奖牌榜上的位次不可避免地导向对某个民族身体素质的评价——虽然实际上终身训练的运动员，完全不能代表电视机前缺乏运动的普通国民的任何身体情况。
这或许令人难以接受：现代奥运会奉公正为圭臬，客观上促进了全人类的反种族歧视进程，但其原始设置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种族议题本身，也未能回避殖民视角。现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顾拜旦晚年坦承，“从最开始，我就是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他甚至公开表示人天生就分为两种：一种健康、高尚；一种孱弱、猥琐，而白人全部属于第一种。谈及奥运会的教育意义，他既提到过为世界战场训练优秀的青年战士，也提到过教化殖民地的“土著人”。
1904年的第三届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在种族主义方面登峰造极。比赛安排一天作为“人种学日”，让八种“野蛮人”（非“高加索人”）中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和精心准备的欧美运动员同台竞技，以此证明“白种人”的生理优势。之后，主办方甚至安排了扔泥巴、爬竿等风俗表演项目，让会场变成了“人类动物园”，此举连顾拜旦本人都感到恶心。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则是德国民族主义和雅利安种族主义的嘉年华，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授意下，莱妮·雷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更是被视为种族主义宣传的典范之作。尤其有说服力的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既是运动强身的积极推动者，又是美国纳粹组织的成员。他所提倡的“强身”服务于什么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为何速度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含义？其实不止是速度，高、快、强，这些广受承认的奥运宗旨无一不明示出奥运会背后典型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追求永恒进步、追求绝对强大。
时移势易，奥运会虽然在种族平等方面不断改进，但奥林匹克，乃至现代体育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仍有强烈的联系。对于中国而言，每一块奥运金牌都在雪洗（又或者召唤）“东亚病夫”的屈辱；都在一遍遍举起又踢碎这块牌匾；都要献祭给1932年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在百米赛道上的落寞身影。89年后，苏炳添和刘长春站上同一条百米赛道，成功进入决赛、突破了“亚洲运动员无法超越”的9秒85。或许部分是因为这层原因，他的成绩被额外赋予了更多民族和种族层面的象征意义。
但又不仅是如此，百米短跑本身就是最富象征意义的奥运会“第一大项”，享受独一无二的灯光秀开场待遇。大赛章程还规定，100米短跑比赛时，所有田赛暂停，选手一起观看8名“地表最快、地表最强”选手的诸神之战。100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主办方认为，这项直线跑道上的瞬息角逐，是将技巧因素压到最低，纯粹的力量和速度的展示，值得最高的尊重。
为何速度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含义？其实不止是速度，高、快、强，这些广受承认的奥运宗旨无一不明示出奥运会背后典型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追求永恒进步、追求绝对强大。对速度和力量的迷恋既存在于启蒙主义以来无限发掘人类潜能、无限拓宽人类视野的浮士德式人文主义中；也存在于扬帆过海、深入“原始丛林”开疆拓土、换取荣光的殖民意志中；它更存在于被两次工业革命激发的，用速度和力量改造世界、跨越空间尺度的现代性神话中。
19世纪末刚刚接触蒸汽火车的中国人惊异于它“一刻既万周”“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的速度。从那以后，对速度的迷恋与日俱增，既体现在对长征火箭、复兴号动车、5G网络的痴迷上，也体现在对外卖平台30分钟必须送达的坚持上。在微观尺度，速度代表生活的改善、代表技术的发展；而宏观领域，速度则代表着国力的强悍。远到美苏争霸，近到今日地缘冲突，导弹的速度、生育的速度、经济增长的速度……总是国家最可见的肌肉。
身体，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当然也是速度和力量的展示单位。奥运会的创立目标的确包括为国家培养更强壮、迅猛的战士和国民。在顾拜旦的设计中。强健的身体可以服务于强大的国家，但奥运会发展至今，强健的身体、超人的速度已经成为了强大国家的直接代表——尤其对以举国体制投入天才运动员选拔和训练的体育大国来说，这种代表的真实性已经超出了象征层面。
这个年轻人的奔跑获得了和长征火箭、复兴号列车、5G网络一样的含义，成为强大国力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的身体观和现代性的速度/力量追求，在奥运赛场上两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用人体代表国家身体、用奖牌反驳东亚病夫指控的符号学。
因此，苏炳添打破亚洲纪录后，《人民日报》光速发文，“致敬中国速度”。这个说法迅速传开，让这个年轻人的奔跑获得了和长征火箭、复兴号列车、5G网络一样的含义，成为强大国力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的身体观和现代性的速度/力量追求，在奥运赛场上两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用人体代表国家身体、用奖牌反驳东亚病夫指控的符号学——这个标签原本脱胎自“欧洲病夫”土耳其，形容的是问题重重的政权，而非国民的身体。
而无需说明，观众也知道国民的身体不等于国家的政体，苏炳添速度不能和中国速度划等号。从种族角度说，西非裔运动员的短跑优势、东非的长跑优势的遗传依据一直存在巨大争议，近期的研究，如马修·赛义德（Matthew Syed）的《Bounce: The Myth of Talent and the Power of Practice》倾向于认为后天因素远大于遗传因素。而从国家角度说，如果奥运成绩能代表国力，那么长跑领域大放异彩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应该也能代表埃国的强大。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埃塞俄比亚去年以来一直深陷内战泥沼，死伤惨重：金牌可以成为人民的慰藉，但并不能带来任何具体的希望。
更高，更快，更强，还要“更团结”
重拾“黄种人”的老标签，能带来的或许不是自强不息的认同，更多的是永远不会满足、永远无法打破隔阂的“承认的政治”，以及从自卑到怨恨、到轻蔑的恶性循环。
上述道理其实并不需要反复论证。实际上，在最初的欢庆过后，大陆互网上已经有给“黄种人自豪”降温的声音。对此，有一种反驳意见很有代表性，笔者希望以对它的讨论作结。
这种意见是这样的：解构“黄种人”是逻辑的正确和道德的错误。虽然“黄种人”是现代性的建构，但正如不能在BLM运动中解构“黑人”身份，在亚洲人面临白人霸权的时候，也不应该解构“黄种人”身份破坏团结。
这种观点乍看不无道理，但根本上，其感情底色和逻辑基础仍旧是“黄种人/亚洲人”身份自带的怨怼，但是站在地上拔着自己的头发是不可能脱离地球的。且不论解构“黑人”概念并不意味着否定非裔的生存体验，BLM运动中本就有很多参与者通过解构黑人标签促进平等，在奥运会中庆祝“黄种人速度”和BLM也并不能共享语境——在国际话语框架中，“yellow race”早是弃用的标签（虽然针对相同人群的歧视仍以其他缘由存在）；而9秒83的象征意义，和“黄种人”具体所指的苏炳添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没有直接联系。
今天，中国仍然承受着种族主义的凝视，但这种凝视的含义已经和百年前不同。更何况，在欣喜于“黄种人”的胜利的同时，在关于本届奥运会的舆论中，也有很多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扶植的”美国选手、对摘金夺银的“黑人”、对首次参赛的跨性别选手、对诸事不尽如人意的东道主日本投去种族主义的目光。
在今天重拾“黄种人”的老标签，能带来的或许不是自强不息的认同，更多的是永远不会满足、永远无法打破隔阂的“承认的政治”，以及从自卑到怨恨、到轻蔑的恶性循环。但速度和力量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也不是国民生存的全部条件。患难中的世界为奥林匹克精神添加的新内涵——更团结，意味着不忘记历史而超越耻辱，不抹除身份而战胜区隔，不放弃自强而坚持共生，不要让“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性蓝图，成为一人、一族、一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