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击教培行业到“促进共同富裕”，习时代希望改造出一个怎样的中国？
「没有什么提前的制度预防，出了问题之后，也不再借用市场来宏观调控。最终是一道行政命令，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李海
8月1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这场多名政治局常委参与的会议，除了讨论之前长期关注的“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之外，还极其重点地讨论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习在会议上要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尤其强调要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这次会议被视为近来最重要的一场道路宣示。尤其是在北京刚刚宣布了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着重提及分配问题，令许多人意识到这是在划定未来发展的道路。甚至有一些智库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未来会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福利国家”体系。
二战之后的“福利国家”，在1980年代之后被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颠覆。对中国的许多中产阶级来说，中南海大谈处理贫富差距，并不会让他们联想到福利国家，只会令他们想起多年来的流行词：“割韭菜”。在一些微信群里有人担忧：“是不是要共产了？”，另一些微信群里有人开心：“早晚要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了，全都是国家出钱”。
在这些对现实添油加醋的幻觉之外，中南海几个月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非常“重手”的社会政策：七月底，教育部在多年只闻其声不见其动作的政策宣示之后，突然出手直接打击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主课课程辅导严禁商业化运行，不得上市，必须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这场改革几乎“腰斩”了教育培训产业，各种股票跌得惨不忍睹，媒体纷纷估计到底会有多少万人失业。另一边，八月中旬，北京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将三胎化生育政策正式钉上台面。再加上对共同富裕的新强调，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习近平时代最新的一套系列政策组合拳，不是一时兴起的结果。
对这些政策，民间酝酿着许多批评，尤其是对课外教育的整顿令许多人感到政策过于凶狠，甚至可能和现存的法律相抵触。拥护者则将种种政策视为一场大“改革”一部分，比如著名时政博主兔主席就发文解读称打击课外辅导是“大政治”的一部分。
民族主义驱动的中国政治将许多政策都视为大国竞争的必要招数。不过，从打击课外辅导，到处理贫富差距，这其中展示的不仅仅是中美竞争的压力，也涉及到了如何定义“中国道路”。换句话说，这些看起来颇有争议的社会政策调整，恐怕并不只是为了和美国竞争，也反映出了权力集中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政府自身带有的某种对社会的想象。
习时代希望改造出一个怎样的中国？
越来越保守而相对公平的社会改造？
对今天中国的许多人来说，这样一种可控的、可掌握的生活，都是有吸引力的——哪怕要通过牺牲许多自由才能实现它。
假如有人从2010年穿越到2020年的中国社会，这人一定会对十年之间的变化瞠目结舌——外界也许仅仅会着重于言论空间和社会控制是否变得更严格，但对普通人来说，整个工作氛围和形式，社会消费模式都变了。这其中又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依赖灵活就业和平台经济了。十年前外卖行业才刚刚起步，出行经济也不算太成气候。如今外卖和电商产业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普通的商贩和食肆，也将海量的人口卷入了这种“灵活”的外包工作模式。如深圳工会七月份的一份文件指出的，深圳的约2000万人口中，有170万人从事诸如“货运、快递、网约车、外卖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这些劳动形式，相比传统模式要更“自由”，有着灵活的时间安排，但也更难看到“前途”——外卖员很少会期待自己上升成为站长、中层领导；灵活就业也很少完整提供“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长期缴纳社会保险意味着更稳定的生活，也是各大城市划定的落户定居门槛之一。
二是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疫情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虽然中国多年来没有详细官方的基尼系数可供查阅。但在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大增，大城市地产也快速高涨（以至于令政府祭出更凶狠的管制），这些都意味着占据财富越多的人，如今疫情经济下财富扩张得越快。这和资本的属性也是一致的——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链条里处于“蚕食”其他资本的位置。制造业和服务业随时可能因为疫情一败涂地，但是从银行借的债却怎么都要还。
三是大垄断集团的地位越来越“可见”。尽管2021年北京政府接连打击了阿里、腾讯和今日头条等企业，并不断追加监管，但是每次监管都显得要慢一拍——蚂蚁先是准备上市，然后被紧急叫停；滴滴在美国加速上市，然后被追加处罚。更不用说，如今抖音的网红产业，微信公众号的流量产业都在继续攻城略地。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大家既能感觉到“民进”——巨型民企存在感越来越高，普通小生意和小企业越来越难做；也能感觉到“国进”——巨型国企在地产、零售等方方面面仍然很有存在感。在社会中，从前都有规模不算很大的地方企业以及小商铺，为不愿意离开家乡的人提供就业和稳定感，如今在各种平台经济冲击下，就连想要稳定经营一家杂货店或面馆，都变得艰难多了。这导致普通地方能让人稳定生活的“地方企业”式工作，几乎只剩下了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
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的结果是，中国人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烈。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一边厌恶流动性，希望稳定，一边也依赖流动性提供的自由感（如外卖骑手往往会强调工作是“灵活”的），对工作“无意义”或沉闷愈来愈不能忍受。这导致中国社会的就业也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国企和公务员。后者的例子可见北京大学2021年参加“选调”公务员的毕业生数量。有文章指出这一数字是过去几年的数倍之多。
面对缺乏安全感的问题，解决方案也截然分出了两种：
一是近来格外火热的“躺平主义”，这种路径的底色更贴近自由的一段——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不合作。非要政治化地解读的话，它更像是一种绝望中的加速主义——反正社会挺无聊的，你们做什么都不关我事，我养活自己，然后躺着就好了。
二是一种“减速主义”——既然加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不如直接强行去控制这个进程，让它维持在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增加人们生活的确定性。
这种模式包含的要素包括了核心家庭、男性对家庭的主导，女性承担生育功能，保守稳重的伦理道德，以及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控制能在合理范围内。而其外延到社会层面上，就是要确保社会维持在一种“有规有矩”，齐齐整整，没有那么多意外事件和乱七八糟的社会问题的状态。
这种社会理想近年来已经投入了许多实践，从2017年北京驱逐群租的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断推行的城市更新改造，再到对“家风”的强调。最近的例证是要向最基层的政府——乡和街道一级授予执权力，把社会中以前政府力量不足的空间也管起来。
这种社会理想的核心，是一个保守而相对公平的社会——男权主导，女性被鼓励做家庭主妇。其效果是社会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中保持稳定与可预期的状态。对今天中国的许多人来说，这样一种可控的、可掌握的生活，都是有吸引力的——哪怕要通过牺牲许多自由才能实现它。许多决策颇有引向这个方向的意味，比如许多人认为打击教培会让孩子更有时间和家庭在一起，从而更重视传统道德和文化。放在新旧冷战的背景下，地缘政治也许也会更加助推这种趋向——毕竟在竞争中，北京反复强调自己要做得“稳”，推动内循环，等着对方犯错。
显然，这样一种“中国梦”不乏市场。在未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社会有一个更加突出的坚固“主流”，它会压制和化解很多社会矛盾。或者说社会矛盾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将遭遇更坚固的“主流”从而削弱其动员力。二是，这个主流会和另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灵活就业和非正式的工作方式——产生更多摩擦。在那时，小众的，边缘化的群体，乃至于已经很“主流”的女性群体也将遭遇更强烈的压制，因为她们的存在对一个男性主导的保守主流文化与道德来说构成了巨大威胁。
符号与展演化的公平
尽管民间许多人期待“劫富济贫”，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对谁是“富”，如何征税，如何转移再分配，都没有清晰的规划和思路。到头来这仍然是“悬着刀子等待落下”。
教培改革的出招之突然与下手之狠，在中产阶级世界中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许多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不只是教育培训的消费者，自己或家人也可能从事着课外教育培训的业务。据统计，2019年时中国教育培训产业规模已达23651亿元，几乎和整个服装产业规模相同。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宣布为可能出现的教培行业失业准备空闲岗位，可能仍然是杯水车薪。整治还造成了更多问题，比如中产阶级抱怨课后不知道该把孩子送去哪里。
不过，在一般的大城市中产世界之外，民间不乏支持对教培机构开刀的声音。比如一位相熟的、从乡下一路刻苦读书进入科技公司的朋友，就在一次聊天中跟我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衷心拥护。他认为，打击教培是打击富人，而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具备了左右社会，影响舆论的能力。如果资本家的下一代仍然是资本家，那么穷人将永远不能翻身。所以他觉得整顿教培行业，可以让富人不能通过“砸钱”补习把孩子送进名校，从而穷人的孩子就有了更公平地在教育系统中竞争的机会。
这位朋友的论述，基本是几年来中国大陆舆论场上“反资本”舆论的延伸。近年的舆论市场上，如果看到有人谈到“资本控制媒体”，或者是“资本控制舆论”，那请一点也不要奇怪。批判资本，并且带着一点点阴谋论的味道，将各种问题都说成是资本家的暗中操作，这类言论近年来越来越有市场。甚至，这几年开始，微博和豆瓣上还出现了“稻学”——指控邓小平是一个自私的，腐败的政治人物，将改革开放形容为勾结买办和西方资本的变卖国家资产的过程。
这类舆论的核心，是将国人分为巨富和平民两种，然后主张对富有的资本家进行打击。乍看起来，这似乎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话语。但仔细看看，你会发现这里面仍然蕴藏着如今中国社会中个人与个人斗争的逻辑：在越来越长的工时，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社会上升渠道，越来越大的个人压力和越来越膨胀垄断的巨型互联网企业面前，许多中下层或是刚刚实现了阶级流动的小中产已经不能只寄希望于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打击竞争对手也是一种实现阶级跃升的“捷径”。正如举报已经变成了许多行业挤压对手的重要手段，通过“双减”改革，“让别人家的孩子没法补课”，又或者让资本家把钱拿出来分给大众，也就自然成为了一种看起来有道理的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法。
但是，新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中提到的是“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而所谓的“三次分配”，则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对慈善事业的界定。这意味着，尽管民间许多人期待“劫富济贫”，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对谁是“富”，如何征税，如何转移再分配，都没有清晰的规划和思路。到头来这仍然是“悬着刀子等待落下”。8月26日，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就在中宣部的发布会上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这一含糊的宣示恐怕意味着决策层面上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得出结论。
目前为止，习时代的一系列“打击资本”行动，都选择了“帕累托改进”——针对比较容易动手，比较容易显示出效果的对象，这样一来最容易在舆论上展示自己的政治成绩。莫过于在教育等领域打击资本，看上去“动富人的蛋糕”。
这颇为类似美国1950年代的阶级政治——美国阶级政治的核心在于“让富人交更多的税”，但这种征税针对的是具体的富人——通过个人所得税的高额累进税制实现。对整体资本的节制其实是有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国家可以针对单个富豪下手，但是在面对和美国竞争时，北京需要很大的决心才可能撼动那些巨型的公司。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巩固“国力”，北京的最理想局面是这些巨型公司能够更“为国分忧”。而国家这时也会努力为他们提供庇护——比如整个外交系统都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华为。
这样做的结果是，对资本的声讨在中国可能很难真的触碰到抽象的大企业大资本，而只能具体到打击单个的资本家个人，仪式性地惩罚他们。这样对公平的追求，就在符号和仪式的层面解决了。但它并不能解决的是中下阶层消费力购买力不足，缺少福利和储蓄的基本问题。相比之下，战后欧洲的福利国家依赖的是另一种路径：用高额的公司税（而非个人所得税）扩大国家税基，再通过再分配补给中下阶层。
对资本的义愤、怀疑，又只能针对资本家个人进行打击的现实处境，很有可能把中国大陆社会针对资本的批判引向一种道德化的修辞。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批判过去半个世纪的欧洲左派只知道引入一种文化批判，却实质上没能把社会分配推往更公平的方向。他把这些人称为“婆罗门左派”。这样的批评，也许在未来的中国也可以成立。
“见事不见人”的困境
在可见的未来，两极分化会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某种潜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特别不一样的两种国民人格——一种更加倾向于冒险和不稳定的生活，另一种倾向于按部就班和保守成规。
一面是资本不断的“加速”，另一面是治理上更加保守地希望“规规矩矩”，在可见的未来，这种两极分化会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某种潜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特别不一样的两种国民人格——一种更加倾向于冒险和不稳定的生活，另一种倾向于按部就班和保守成规。
北京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矛盾，无论是近来推动的为流动就业人口购买社保，还是大力推动职业教育，都是试图把“不稳定”的就业稳定下来。
问题在于，无论是想要建立一套新的“福利国家”体系，还是实现劳动力就业的“腾笼换鸟”，都需要巨大的国家财政投入。而目前为止，尽管教培整治满城风雨，整个财政体系对教育和福利的支持却没有见到明显的增长。而目前的基础教育财政资源其实并不理想。以深圳这样的基建投入极大的城市为例，到2020年底民办学校在校生50.9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34.9%。事实上，政府在1990年代推动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未必是今天许多人心目中的拉进企业家圈钱，而是希望有别的力量能够分担教育领域的财政开支。
相反，随着教培被打击，教育部要求学校承担起更多的课后辅导工作，这意味着原先以稳定和悠闲著称的教师职业，也很有可能要在未来变成基层公务员那样工时长，负担大，乃至没有寒暑假的职位了。
观察各种各样的福利国家实践——从欧洲的传统福利国家，到美国金融危机前以房利美、房地美为代表的“信贷福利”，都存在着中国大陆的治理体系难以复制的地方。比如，中国过于巨大的人口和国土，使得一种全员覆盖、省际打通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系统极难实现；又比如，近年来极力化解“金融风险”，消化地方债务，几近于推行某种“撙节”模式的财政政策，也很难再以一种极为凯恩斯主义的姿态开启福利改革。
一个不成熟的观察是，人的能力短板，正在日渐变成北京希望的现代化路线的一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似乎并不认为弥补贫富差距需要“济贫”。每年，北京都以巨大的数额拨款给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发展项目。但涉及到人的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能力培养，政府又显得相当“抠门”。新的会议文件也显示，当局希望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说到底，尽管“共同富裕”路线看起来有一些新东西，基本的思考方式仍然是从1990年一脉相承的。
一个不成熟的观察是，人的能力短板，正在日渐变成北京希望的现代化路线的一大挑战。以习时代着重部署的垃圾分类为例。垃圾分类和投放非常依赖一般公民的自觉和学习认识。如今在中国各地，上海的垃圾分类依旧在推行着，而很多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的垃圾分类运动，在最开始“一阵风”之后也慢慢“松弛”了。
在无法发动基层的“人”主动而高效配合政策的前提下，中国的治理模式与福利模式，只能继续是家长主义的。无数的新任务都会一层层压到基层公务员头上，而大家则根据将要检查的项目一阵一阵地完成、汇报、“留痕”。只不过，随着中南海对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整改，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而“中国特色福利国家”又必然要求政府扩大介入社会的深度，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一面是公务员的待遇在可见的未来将很大几率摊薄，另一面是对公务员系统的压力和工作要求还会进一步提高。可以想见这个上级压下命令，下级忙到不行的模式只会更加循环加强。对教培系统的运动式治理已经显示出这种端倪：没有什么提前的制度预防这个产业的失控，出了问题之后，也不再借用市场来宏观调控。最终是一道行政命令，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李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