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明日澳門」？理解港澳「殊途同歸」的意義 （下）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港澳何以「殊途同歸」？在上篇中，我藉由兩地在殖民地時代的反例，檢視了殖民地自主性如何使兩地並未走上同一道路。如果我們更深入檢視前文所討論的，港澳於六十年代中後期發生的兩場暴動的話，則可發現除了殖民地管治因素導致兩地的分歧外，兩件事件亦以特定的先後次序發生。
澳門的「一二三事件」由1966年12月到1967年初發生，而香港的「六七暴動」則約於1967年中爆發。兩地事件的爆發雖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一旦事件的時序被確立之後，先行發生的事件A，便會對後置事件B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因素，是事件A作為事件B的「先例」，有極為重要的參考意義。有先例可循，亦影響事件B中行動者的預期，並進而影響其決策。
如果香港的暴動先於澳門
回到港澳的脈絡中，1966年澳門事件的起因，是氹仔民間團體的建校計劃，在未獲殖民地當局批准的情況下開始施工。在違規的情況下，警察與民間團體於施工現場產生衝突，澳門左派對事件的渲染，令事件逐漸變為對澳葡當局的抗議；香港則為人造花工廠資方向勞方提出了苛刻的新條件，令工人發起示威行動。左派勢力後來逐漸介入事件，引發了之後一連串針對殖民政府的活動。
如果回顧兩件事件的起因的話，則可發現兩地暴動的發生，事實上是由起初「微不足道」的事件所引起，因而帶有了一定的偶然性。試想像若管治澳門氹仔的海島市政府按照往常做法，「隻眼開隻眼閉」地批准學校施工，或者新蒲崗的勞工不滿情緒得到有效消解的話，暴動未必會在當時發生，或受到不同事件的促發。
更甚地，如果香港的暴動先於澳門出現的話，則或許令澳門得以僥倖逃過成為「半個解放區」的命運。
但當事件以特定次序發生以後，其所產生的影響則被鎖定。澳葡政府的敗陣，對港英政府而言有兩種意義。一是為避免「澳門化」的情況出現，港英政府及早準備了應對策略（不論為全面壓制左派，或是撤離香港的計劃），二是當澳葡政府仍能維持名義上的政治權力時，令港英政府更有信心打擊左派，因澳門的例子，令港英政府知悉中共並無意提早收回兩個西方殖民地。
「當年」香港之所以能逃過「昨日」澳門的命運，除了政府鎮壓機器的廣泛動員及民意對左派的行動有相當保留之外，在相當程度上仍有賴於澳門先例，作為應對策略制訂上的重要參考。
從「今日澳門，明日香港」到「今日香港，明日澳門」
上述所討論的時序關係，在回歸後港澳的發展中仍然適用。在政治權力的轉移過程中，兩地的地位以同樣的方式被界定（特別行政區），並有著類似的制度框架（一國兩制）。雖然港澳被納入了同樣的政治議程中，但由於制度框架的建構，事實上是透過（大體）沿襲既有的殖民地制度而達成，故此兩地的差異亦於此一過程中被建制化。
由此，國家安全議程所施加於兩地的力量，便會因為此種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澳門政府在未曾遭遇重大社會反對，而於2009年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時，其所蘊含的象徵意義，便令澳門成為對香港而言，一個需要警醒的先例。數年前仍相當流行的「今日澳門，明日香港」一說，似乎對香港人而言是最有力的警戒，以免重蹈澳門的覆轍。
但除著政治議程近年來的急劇轉向，則逐漸扭轉了過往香港及澳門的關係。如果2016年香港的「DQ」事件標誌著新國安議程在香港具體作用的起點後，那麼收拾2019年運動「殘局」則意味著新議程的全面加速。此舉令「今日澳門，明日香港」的狀況出現如沙漏般的極速對倒。
把香港「回復原狀」所作出的一系列措施，雖曾短暫地造成了一直相安無事的澳門更為自由的錯覺，但議程在兩地作用的時間差，並不代表兩地的議程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正如本爐作者「房間裡的人」分析所示，國家安全議程在澳門雖然處於一種「備而不用」的狀態，但此並不代表澳門能置身事外；反之，其「施力點」在澳門的既有框架已能有效發揮。近一兩年香港發展的先例，事實上亦為澳門提供了便捷的制度修辭（愛國者治理）及資源（DQ）。
即使澳門實際而言並未存在「回復原狀」的需要，但國家安全議程的施力邏輯，或許正是無視「地方差異」的整合。
至於澳門會否複製香港的發展軌跡？對筆者而言，既然已經有「今日香港」的先例，那麼「明日澳門」似乎將省卻之前迂迴曲折的「冤枉路」而「一步到位」。再者，兩地民情的差異，亦意味著施力所帶來的效應，對兩地社會而言將有著截然不同的意涵。
✍️順手做問卷，讓我們寫得更好：https://forms.gle/H7TBF1nakzERaNZr8
📚抽書活動：https://bit.ly/3rdtFrG
我們致力推廣澳門研究，並已撰寫3⃣3⃣篇文章
👉文章全目錄：
https://macaology16.com/empire16-all-articles/
👉每月飲少一杯廢水，既健康，又能支持我們的普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