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38年4月國民黨第五戰區的“台兒莊大捷”，到底應如何評價？

台兒莊會戰，在戰略面角度看無疑是中國軍的勝利，是第五戰區以絕對優勢兵力進行廣範圍的戰略包圍，及在台兒莊局部戰鬥中頑强抵抗的結果。最終迫使日軍放弃台兒莊攻略計劃自主撤退。可謂戰略面勝利，但從本書的研究結果看幷不宜稱爲戰術，戰鬥面的“大捷”。

日軍方面的敗因主要是過度輕敵，以寡兵孤軍深入，在台兒莊苦戰持久，最終使前綫部隊失去了攻擊銳氣。可以說是不瞭解戰場實情，一意孤行强令部下不斷突擊的，日軍上層戰略指揮失敗的結果。

爲什麽說中國軍有戰略面的勝利，但戰術，戰鬥面未取得大捷？

第一，因爲最終的反擊戰鬥，與大量殲敵的事實幷不存在。從本書各章節的考證結果可看到，所謂4月6日中國軍的反擊，事實上是一個有命令，無實質內容的之上談兵。湯軍團（被擬為反攻主力）和孫集團軍（被擬為協力部隊）哪一部都沒有能按部署內容發起攻擊。而日軍瀨谷支隊在國軍沒有意料的情况下，突然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了自主撤退。此李宗仁的反擊命令，和瀬谷支隊自主撤退的事實為背景，軍委第三廳展開“擴大宣傳”攻勢，人爲地演出了反擊，殲敵戰的大捷。並以此內容取代了歷史，延續至今。事實上，6日夜發現日軍隱秘撤退後，國軍孫連仲部有跟踪前進，收復失地的行動，但不存在與敵接觸，反擊作戰，大量殲敵，並使日軍潰敗的事實。翌7日夜，深陷於台兒莊東戰場的湯軍團，對突圍撤退的阪本支隊寡兵也只追（跟踪）不擊，畏懼接戰，最終導致了日軍兩支隊萬餘人安全退出戰場的結果。

第二，從攻擊與防守的戰術角度看，戰役從始至終，日軍方面基本上處于主動攻擊態勢。而中國軍方面，除了東部戰場湯軍團與阪本支隊數日間以十對一的攻防，對峙外，基本上處于防守態勢。國軍直接對戰兵力雖7倍于敵，戰略面也不見主動，積極的大規模出擊。另外，發生在“大捷”宣傳開始後，4月7日晝間的最後一戰（東部戰場的日軍“一擊作戰”），主動展開攻擊者仍是瀨谷支隊從台兒莊撤出的一部（步63，此日攻擊失敗）。“大捷”後4月8日的第一戰（泥溝西方高皇廟附近的戰鬥），同樣也是日軍方面對追擊到來的中國軍張軫部的主動攻擊（步10對110D，此戰鬥日方面大勝）。專心台兒莊防禦的第二集團軍（孫連仲）方面，雖以四對一，但仍陷入苦戰，基本上不存在主動反擊當面之敵（瀬谷支隊）的能力。而以十對一，兵力面綽綽有餘的湯軍團，面對阪本支隊六千寡兵，同樣行動畏縮，躊躇不前，每每逸失重要戰機。此狀况直持續至台兒莊戰役結束後4月7日夜的追擊戰。

第三，從戰損比較面看，若按國軍戰史叢書《抗日戰史，徐州會戰3》中的統計，台兒莊戰役期間，第二十軍團（湯軍團）方面 3月17日-4月19日期間，參戰官兵72278人，傷亡，失踪官兵約20342人（146頁），第二集團軍（孫連仲）方面 3月22日-4月7日間，參戰官兵46150人，傷亡失蹤官兵約7560人（165頁）。合計損失27902人。（此統計內容中，由于湯軍團的統計期間超出台児莊大捷10日，所以實際損失數應不足此數）。

筆者按孫連仲，湯恩伯各次戰鬥後對軍委會上報的損失數字計算結果，湯軍團（缺第6，第21D數據）3月16日-4月17日間陣亡3598人，負傷6893人，合計損失10491人。孫集團軍 3月23日-4月7日間， 陣亡3236人，負傷5417人，失蹤318人，損失合計 8971人，兩部合計損失總數爲19462人（其中缺湯軍團中兩個師（6D，21D），湯軍團以外兩個（13D，110D）師統計）。按以上兩個統計推算，自3月16日滕縣赴援以來至4月7日台兒莊戰役結束，各戰場（包括滕縣，臨城，韓莊，嶧縣，郭里集各戰鬥，不包括臨沂戰場），中國軍全體的損失，也應在22000-23000人上下。

對比之下日軍第十師團3月3日-4月7 日間戰死491名，戰傷2090名，合計死傷2581名（第十師團戰死者統計表）。此統計包括3月14日瀬谷支隊南下以來的所有戰鬥，和長瀨支隊（步兵第八旅團）在濟寧，兗州一帶作戰的損失數（約150人），不包括軍，方面軍配屬部隊的死傷。另外赴援台兒莊的第五師團坂本支隊，3月31日-4月8日作戰期間，在台兒莊戰鬥中共戰死184名（《官報》數據），負傷數不明。

按以上不完全統計，日軍在同時間，同一戰場中的總損失總數約2600-2800人，與國軍方面約22000-23000人的損失相比，約為其1/9。再看被認作爲反擊戰，殲滅戰發生的4月6日夜或4月7日夜，瀨谷支隊和坂本支隊從台兒莊撤退中的損失實態，由于沒有發生過實質性戰鬥，兩支隊約15000名部隊在戰場撤退中的損失，按筆者考證合計也不超出10人。以上即是檔案史料中出現的“台兒莊大捷“實態。從戰損（戰果）對比面看，稱台兒莊的戰鬥爲戰術，戰鬥面殲敵的“大捷”，實有勉强之處。

可以說今日的“台兒莊大捷”，是以戰略面的勝利（日軍從台兒莊撤退）爲背景的政治宣傳攻勢的産物。長期以來，被渴望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國民所相信，接受，化為抗日戰爭的精神食糧。戰後經過宣傳，教育又被刻印于全民族的抗戰“記憶”中，出現在各種戰史，課本，小說，影視，文藝作品里，但如本書考證結果，其內容與事實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