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系列（二）：性別暴力及性健康風險增加
從歷史上看，湄公河地區過去的經濟衰退導致家庭暴力增加。例如，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泰國的家庭暴力案例上升，這與家庭內部和整個社區的經濟壓力增加有關。此外，經驗表明，在婦女主要負責為家庭採購和烹調食物的情況下，危機增加了糧食不安全，使她們面臨親密伴侶和家庭暴力的風險更大。
由於女性往往從事更不穩定的工作，如兼職或臨時工，失去收入的女性在經濟上也會變得更加依賴她們的伴侶，這使得離開不安全的環境變得更加困難。在越南和柬埔寨，幾乎所有關鍵的受訪者都認為酗酒與家庭暴力有關。在採訪中，工人表示，失業、經濟不安全、出行限制和學校關閉帶來的額外壓力可能會導致吵架，最終導致家庭暴力。一名婦女說，她感到惱火的是，她的丈夫沒有在家裡實施社交距離和衛生習慣；但當她抱怨時，她的丈夫會感到不安。
在老撾，坊間報導表明，家庭內部與家務勞動增加、經濟壓力、和對感染的恐懼有關的緊張關係可能導致性別暴力案例增加。老撾婦女聯盟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支持下，於2020年5月開通了心理輔導支援服務的熱線，目標是遭受暴力虐待的婦女，但很少有受訪者知道為性別暴力倖存者提供的支援系統；大多數人表示，可以在村長或村調解人的協助下，解決家庭內部糾紛。
根據和平之家庇護所最近的資料，在越南，前來參加這項服務的婦女人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根據性別、婦女和青少年研究和應用科學中心(CSAGA)的資料，2020年首四個月，向CSAGA服務報告的性別暴力案例有624例，與2019年後四個月相比增加了208例。特別是自大流行以來，精神暴力事件急劇增加。一些肇事者利用社交距離作為行使權力的一種方式，以阻止倖存者尋求幫助。來自CSAGA的案例證實，社交距離增加了緊張氣氛，一些夫婦在家中面臨孤立。
一些婦女面臨多重交叉劣勢，如殘疾婦女或外來婦女，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她們遭受性別暴力的風險特別高。例如，一項關於泰國性別暴力的性別分析發現，移民婦女往往容忍暴力，因為她們對經濟的依賴，降低了安全性行為的談判能力，以及缺乏獲得支援服務的機會。這場流行病可能會增加移民婦女遭受虐待的風險，特別是性暴力，以及愛滋病毒等傳染病的風險。在整個湄公河地區，LGBTQI+活動人士和組織也強調了人們對家庭暴力的日益擔憂，特別是在那些對LGBTQI+人群沒有法律保護的國家。在緬甸，非政府組織平等緬甸強調了家庭暴力和對LGBTQI+人的騷擾增加。
在湄公河地區，當衛生、警務和社會福利等一線服務提供者和系統不堪重負，全神貫注於處理新冠肺炎案件時，對性別暴力倖存者的救援護理和支持也可能中斷。此外，在一些國家讓執法和安全部隊上街執行封鎖措施並監控人員流動，可能會導致公共場所的性騷擾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行為更多。
在越南，在快速性別分析過程中諮詢了目前支持倖存者的兩個防止性別暴力的志願服務機構。雙方都做出了調整，以適應社交距離措施、出行限制和倖存者在這種新環境下的具體需求，通過移動熱線和線上支持，而不是面對面的方式。雖然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步驟，但還需要進一步調整，以確保服務覆蓋到少數族裔、非正規部門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現有資料尚不清楚實際距離和檢疫措施是否影響收容所，但已注意到存在風險，收容所可能因為病毒預防措施而關閉，或轉到檢疫中心，使婦女得不到安全的住所和基本服務。
在緬甸(甚至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獲得防止性別暴力支援服務的一個障礙是公眾對熱線的存在認知度很低。在新冠肺炎的背景下，這一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許多對外聯繫和提高認識的活動由於行動和社交距離的限制而暫停。一位原在殘疾人宣導組織工作的殘疾婦女強調了資訊障礙給殘疾人帶來的困難：『不同能力的人無法獲得衛浴、性健康和性功能障礙服務，因為他們無法獲得與這些服務相關的任何資訊。大多數不同能力的人都很貧窮，沒有手機和電視，所以很難獲得有關服務的資訊。』報告事件也會給殘疾人造成障礙；受訪者指出，在向地方當局或警方報告事件時，他們被要求提供肇事者的身份細節。這些請求對視力受損的倖存者的情況並不敏感，他們在提供此類資訊方面存在困難。
在緬甸，主要的資訊提供人表示，經過服務調整和仍然存在一些限制下，性別暴力案件管理服務和安全之家普遍開放。一些組織絰持營運電話熱線，讓倖存者尋求援助，即使他們由於行動限制而無法出行。然而，受訪者指出，獲取服務仍然存在障礙，特別是對最脆弱的人來說。出行限制和大範圍的停職/失業相結合，意味著許多男性和女性24小時都在家中，女性幾乎沒有機會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打電話。仰光一家法律機構的一名工作人員解釋說：
『由於居家(命令)，一些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當她們打電話求助時，我們不能公開討論，因為她們的丈夫在家。有時，當我們給他們打電話時，他們說『打錯了』，因為他們的丈夫在附近。然後，她們在丈夫不在的時候給我們回電話。』
婦女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應對機制來解決性別暴力問題。例如，一份題為『緬甸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及其復原能力』的報告概述了婦女和女孩通常使用的一系列應對策略，如婦女與朋友和家人談論虐待情況，並向當局或法律顧問報告虐待情況。在新冠肺炎社交距離和封鎖制度下，遭遇暴力的婦女使用這些應對策略更具挑戰性。
性剝削和性虐待
經濟衰退可能導致性剝削和性虐待個案激增，經濟困難的高危群體可能被迫或被迫提供性服務以換取食物。在風險較高的人群中，有婦女(包括生活在貧困中的單身婦女和寡婦)、兒童、少女、性工作者、LGBTQI+人群以及殘疾男女。新出現的證據表明，新冠肺炎大流行有可能進一步增加性剝削和暴力的風險。
兒童面臨額外的保護風險。幾個全球反人口販運組織已經注意到，隨著家庭努力求存，童婚、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在全球範圍內呈上升趨勢。在某些情況下，家庭可能會將這些婚姻視為緩解經濟壓力、為女兒提供更好生活或在不穩定環境中保障她們安全的一種方式。不幸的是，早婚和強迫婚姻增加了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風險，中斷了女孩的教育和經濟前景。雖然還沒有收集到湄公河地區有關新冠肺炎對童婚影響的資料，但對於一個童結婚率相對較高的地區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問題。20歲至24歲的婦女在18歲之前結婚或結婚的比例從老撾的35.4%到越南的11%不等。
眾所周知，人口販子的目標都是受危機、衝突或自然災害影響的社區，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經濟壓力和封鎖措施也可能導致對販運受害者的虐待和暴力增加，特別是那些被販運到賣淫或家庭奴役的受害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性交易的受害者由於賺錢能力受到限制，尤其容易受到傷害。有限的社會支援服務、避難所關閉以及獲得醫療設施和護理的限制加劇了這些風險。世界各地發現的人口販運的大多數受害者是婦女；主要是成年婦女，但越來越多的兒童受害者(如湄公河地區所見)，特別是女孩。查出的為性剝削目的販運人口的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女性。
隨著實體公共場所關閉，人們上網尋求支援和社會聯繫，網路性騷擾和性剝削的風險也增加了。從事性別暴力預防和應對工作的柬埔寨民間社會團體已經將其確定為婦女和女孩可能面臨的風險，需要加以緩解。
性和生殖健康與權利(SRHR)
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包括計劃生育和月經健康，對婦女和女孩的健康、賦權和尊嚴至關重要，可能會受到影響，因為衛生服務和供應鏈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影響。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等過去疫情的證據表明，遏制疫情的努力往往會分散常規醫療服務的資源，並限制了人們獲得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處於隔離或自我隔離狀態的孕婦也有更高的風險，她們可能無法獲得醫療保健。這一點特別令人擔憂，因為在柬埔寨等一些湄公河國家，產婦死亡率仍然是15歲至49歲婦女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區域、國家和全球各個行業的供應鏈中斷，包括基本醫療用品和避孕藥具。隨著該地區生產的許多避孕藥以及工廠關閉和外來務工人員被遣送回國，這些新出現的問題將大大影響人們是否可以使用這些重要資源。這一點，加上計劃生育服務中斷，以及由於擔心感染新冠肺炎而不願去健康中心就診，很可能會限制女性對自己生育權的控制。幾位關鍵的線人表示擔心，這場危機將導致意外懷孕的增加。
在大流行之前，有大量未得到滿足的需求，老撾有23%的婦女報告難以獲得性、生殖、產婦、新生兒和兒童保健服務(SRMNCH)，特別是15-19歲的年輕婦女。在大流行期間，人們注意到獲得服務的困難增加以及能夠使用這種服務的婦女和女孩減少的問題反應不一。封鎖措施和對感染的恐懼是最大的障礙：『去醫院(使用SRMNCH服務)的人減少了，因為我們害怕被感染，所以如果沒有必要，我們不會去醫院。』即使在服務仍在繼續的地區，人們仍然擔心從醫療機構感染病毒，那裡的就診人數減少了。然而，儘管患者可能不情願，但有關新冠肺炎的醫療機構資訊和供應的增加也使一些服務能夠在危機期間繼續運營。
決策權和交通工具也影響到婦女獲得SRMNCH服務的機會。在老撾接受採訪的62戶家庭中，只有兩戶家庭的計劃生育決定權掌握在婦女手中。老撾圍繞醫療保健的決策遵循類似的模式，儘管婦女在決策中更為積極。男性也傾向於控制家庭出行，因此妻子依賴丈夫帶她去醫療機構。
人權與婦女、和平與安全(WPS)
在湄公河地區，各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可能會引發或進一步加劇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侵犯婦女權利。儘管政治意識形態和政府結構不同，但本快速性別分析中審查的所有國家目前或最近都有侵犯人權和威權統治方面的指控。雖然可能需要增加政府權力，以實施足以控制病毒傳播的措施，如限制出行和加強監測，但這些措施必須與侵犯人權(包括婦女權利)相稱。
例如，在柬埔寨，議會通過的緊急狀態法賦予政府廣泛的權力，可以對電信進行無限制的監控，控制新聞和社交媒體，限制行動和集會自由，沒收私人財產，並有權制定『其他被認為適當的措施』。
人權觀察報告稱，對反對派支持者和政府批評者的新一輪鎮壓，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反對黨成員和記者。類似的指控也發生在泰國和越南，泰國政府的『假新聞中心』導致審查和逮捕，政府的『假新聞中心』導致審查和逮捕，越南質疑、罰款和逮捕在新冠肺炎上發佈的公民，包括名人，並向臉書施壓，要求其限制某些內容。
湄公河地區頒佈的緊急狀態權力的其他方面，如邊境關閉、設立軍事檢查站、封鎖和限制行動，也對人權產生影響，包括對婦女人權的影響。男性佔主導地位的政府、軍隊和安全部隊頒佈的這些措施，將婦女排除在決策結構和進程之外的情況。例如，湄公河地區員警中的婦女比例各不相同，從泰國的8%到緬甸的20%不等。
由於主要由男性制定和執行的措施大大的限制出行自由，對婦女的需要或權利極不敏感，在最壞的情況下更是對婦女有害。例如，對出行自由的限制，如在邊境設立檢疫中心，不符合婦女的需要(如洗澡、安全)，甚至可能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如性別暴力、性剝削和性虐待)。來自邊緣群體的女性尤其容易受到影響，緬甸的女性性工作者報告說，警員的虐待和暴力行為很常見。
還有一種趨勢是將用於應對這一流行病的語言『軍事化』，將其視為一場『與無形的敵人的戰爭』，進一步男性化應對新冠肺炎的言辭和回應。在『新冠肺炎』應對的軍事化背景下，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的四大支柱(參與、保護、預防以及救濟和恢復)可以提供指導。婦女署借鑒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柱，呼籲亞太各國所有應對新冠肺炎流行病的執行者：確保婦女充分、平等地參與與新冠肺炎有關的領導和決策作用；確保由安全部門推動的應對這一流行病的行動相稱，並對性別問題的敏感度有所認識；支援婦女民間社會監測和記錄安全部門的行動、訴諸司法、治理、透明度和問責；讓婦女領導社會凝聚力措施，包括打擊歧視和仇恨言論；並將婦女的社會經濟需求和優先事項納入復原措施。
（摘譯自國際關懷組織(CARE)、聯合國婦女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Rapid Gender Analysi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Mekong Sub-Regional Report: Cambodia,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Myanmar, Thailand and Viet Nam," Septemb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