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中國波普》(上)─「躺平」為什麼被禁止？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中國波普》是作家查建英的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作品，英文原版《China Pop》出版於1995年。繁體中文版2017年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貫穿全書的主題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更確切地說是對中國民主進程有期待的知識份子如何調整應對現實和理想的落差，提供了一個及時和第一身的觀察。
當時的北京是怎樣一種氣氛？在第24頁，作者寫道：
八九之後，我第一次回國是在一九九一年初。那時候，北京人在公開場會都顯得無精打采，滿懷戒心。每次參加社交應酬，我一直都能感覺到那種潛藏的緊張氣氛：很多人講話小心翼翼，只要一提到「六四」，有些人就嗓音發顫、強忍眼淚。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到現在還記得，在一個朋友家裏喫晚飯的時候，席間的話題偶然轉到了當時風傳的一個謠言，說北京馬上會有大地震。有個人開玩笑說，那好歹得把震中安排在李鵬的腳下吧。 李鵬是當時北京最招人痛恨的人物，大家都認為他是六四屠夫。另一個人卻說，就算有這樣的大地震，肯定也會有直升機把李鵬提前接走，那些高幹都有這種特權。前一個人苦笑起來，垂頭喪氣地說，「那看來還真沒辦法弄死了！」聽了這話，屋子裏一片寂靜，許久無人開口。
從宏觀的結構來看，1980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抉擇因此是要不要繼續進行改革。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隨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宣示改革將繼續，從此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由毛澤東時代的「以意識形態為基礎」變為鄧小平時代的「以績效為基礎」，然後宏觀結構的轉變再反過來作用於個體命體，擁抱新時代，還是緬懷昨日，成了必須做的抉擇。
對此《中國波普》裏同樣有生動的描述，在第25頁：
許多人都對我那個編輯轉行炒股專家的朋友艷羨不已，視他為快速成功的時代先鋒：其他人剛剛起步，可他已經盆滿缽滿，生意興旺。有一天晚上，我倆從一個共同的朋友家裏出來，我已經錯過了末班公車，他便騎自行車送我回家。路過一條幽靜小巷的時候，他提醒我，一九八九的時候，我倆曾經沿着同一條路線一起騎車。接下來，他突然向我傾訴，說他十分懷念那段日子，每隔一段時間，懷舊情緒就會湧上他的心頭。「通常是在夜裏，往事會一下子閃回來：那些同人雜誌，那些沙龍聚會，還有那些通宵不眠的討論，全都是那麼地激動人心。那時我們有一個群體、一種歸屬感，大家同心協力地做事情。我們當時不覺得，可那是我們這輩子最好的時光。」
而對於更年輕的世代，擁抱新世界毫無難度。「『我可沒時間扯這些閒篇兒，』北京的一個二十出頭的影像藝術家告訴我，『這年月，時間就是金錢，行動勝於語言。只有那些思想守舊的人，才會坐在那裏閒聊舊日的事情。』」(第26頁)
躺平：解構合法性
無論是通過「下海」、高考，還是其他方式，無數個體通過天賦、努力、運氣或者關係，成功的過上了更好的生活，上述的合法性的敍事在過去數十年的時間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了許多人深信認同的社會規範。
那如果有一天，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即使「996」成為常態，也只能維持生存，沒了生活呢？這套敍事和現實的背離如何能夠邏輯一致地連貫起來？但那是國家的事，今天的年輕世代已經用「躺平」作出了回應。
由此才能明白為何官方媒體像《光明日報》會對此接連發表評論文章，因為「躺平」雖然和「績效合法性」不存在競爭關係，亦是在解構後者。
往後會如何演化，無法預料，這對於擅長預期管理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自然是有潛在的危險。即使輿論可以管控，根本問題還是要解決，這才是中國共產黨往後如何延續既有合法性敍事要真正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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